二、境理与知行

人经历了与自然、动物以及心身差分化以后，便有了语言和思维，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条件和环境；人利用、改造、破坏自然，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就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一）境与理

现代人所面临的自然，既包含天然自然（自然的自然），又包括人化自然。前者是由种类无数、形形色色的物质系统构成，并差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两大类；后者是经过人的智力、劳力投入，加工改造了的自然。它包括相互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人对自然的简单控制；二是人对天然自然做某种形态上的改变；三是人创建天然自然中所没有的事物，如从轮子到航天飞机等。

天然自然（自然自然）和人化自然构成和合学的“地”界，即和合生存世界。之所以称之为和合生存世界，是因为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都是和合体。这样便由生存世界差分为自然生存世界和人化生存世界，与此两界相适应就有自然环境与人化环境，自然条件与人化条件。这就构成和合生存世界的“境”。

无论天然自然，还是人化自然，其自身都有一定的法则和原理。如天然自然的非生命系统的基本粒子（或量子场）、原子、分子及各种天体，其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等法则、原理；天然自然生命系统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复制等法则、原理。人化自然是天然自然的继续和发展，因而，它既不能无视，亦不能不遵循自然法则、原理；人化自然是人为适应自己的需要和目的的创造，其创造过程便具有自身的特殊的法则和原理。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法则、原理，构成和合生存世界的“理”。

“境”是相对于主体人而言的。无论是天然自然，还是人化自然，都异在于人而存在。自然对象化为客体，并通过一系列时序化的中介，与主体和合而成生存情境、生存条件或生态环境、生态条件。

“理”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自主化而为主体，并通过一系列渐进性的环节调适客体，再生自然生存环境所遵循的生存法则、原理或生态原则、规律。人的一切活动都不可违理或悖理而行。否则，人的生存世界将无序化，将降阶复归到动植物的原始浑沌之境，从而丧失主体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地位和自主状态。

（二）人与境

人与自然之所以发生关系，是因为天地间有了人。无人就无所谓自然，无所谓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以及其法则、原理，亦无所谓生存世界以及生存条件或生态环境。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才有这种种关系；有了这种种关系，又需要人去认识、体验、把握、解释、解决、协调等等。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人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便到了一个特定的时空之中，即宇宙自然之中，就是和合生存世界所表述的“境”中。

在浩瀚的宇宙中，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是地球这个星球的表层生物圈（或称生态圈）。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和它们生存环境的和合体。和合生存世界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态环境的概念。生态系统是关于一定区域内的生物群落与它周围的无机环境之间所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生态系统是有无机环境（阳光、水分、土壤等）、绿色植物（初级生产者）、动物（初级、次级消费者）、细菌、霉菌（分解者）四部分和合而成。无机环境为生命活动提供了进行代谢所必需的材料和生长发育的空间。它与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构成有序整体，并以后三者不同营养水平为中心，建构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以及在这个营养结构基础上，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整体功能。人类通过食物链关系，参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诸多样式的生态系统纵横交错联系起来的有序的和合体，便是生物圈，或谓生态圈。

生物圈的形成是地球上的生物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圈为人类生存提供食物和各种生物资源；大气圈为人类生存提供碳、氢、氧、氮等元素，并调节地表温度，以及通过臭氧层隔离外层空间各种射线对人类和生物的侵害；水圈为人类和生物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水分，也是人类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岩石圈为人类生存提供土地资源、各种矿产资源以及能源资源等等。此四圈构成了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心事物就有不同的环境。和合生存世界所说的“境”、环境，是把人作为中心事物，以人为主体，包括人类以外的自然界的一切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和合体，是为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是相对于生物群体和其周围环境的整体而言的，人是整个生物圈一分子，参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环境与生态系统内涵虽稍异，但共同构成和合生存世界的“境”。

“境”是主体人一切活动的、永恒的基础或支点。环境问题是指人类的活动使自然环境原来构成方式或组合元素、要素以及有序平衡状态发生变化或转换，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切问题；生态问题是指人的各种活动及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利用，超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自我修复的负荷能力，使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环境问题就是生态问题。

无论是哪一种生态系统，都不断地处于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过程之中。在正常的情境中，能量和物质的输入和输出相对应，生态系统的能流、物流运转相对均衡。生物种类的构成和诸种群的数量比例相对稳定有序，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形成合理的营养结构。这种状态表示了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平衡之中，即使受到外来的干扰和破坏，也能通过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而恢复到原来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的这种稳态（homeostasis），谓之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与不平衡相伴的。平衡是与运动联系着的平衡，是运动过程中的特殊状态。换言之，是不平衡的特殊表现。因此，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现代社会问题，而在人类渔猎时代就已存在。

在渔猎时代，原始人仅用简陋的石器、木棒等工具，采集或渔猎自然生态环境中现成的动植物为生。由于人口少、活动区域有限，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捕猎能力提高，人口增加，食物需求量增多。人类过度采集野果、根茎和捕杀野生动物，使原始群居区内的一些物种，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如猛犸象、披毛犀、野牛等。这些动物由于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生态危机，而不得不迁徙。

人类不发达的生存活动，导致生态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譬如玛雅文明衰亡的奥秘，据卫星照片的分析，是由于过分追求眼前利益，利用水和土地方法有误所致，实是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破坏的报复，而毁灭整个玛雅文明。这就是说，人类在初始时期，由于人类为了自身生存需要，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冲突，而遭自然生态环境的反演报复，致使一些古代文明消失。

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从一开始人便表现出占有的愿望和意向，从而产生要么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协调和谐发展；要么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潜藏着破坏。这两种情形，在古代都存在，表现了人对自然生态环境认识的合理性与盲目性两者并存。

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渔猎时期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突，开始了人类自己控制自我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活动的时代，即从天然自然的时代进入半人化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时代，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原始农牧业的兴起，又给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冲突和危机。

人类的耕植和驯畜活动，意味着人已自觉地向自然生态环境索取财富，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冲突的加深，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客体已经差分化。人为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通过劳动工具技术的改善这个中介，扩大了利用、改造、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力度。

随着人类生存需求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牧业生产规模、活动的扩展，人类曾不加控制地刀耕火种，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烧毁草原，造成地区性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人与自然间的生物平衡的打破。刀耕火种对森林植被的毁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地区的小气候，使原有相对稳定的气温和湿度发生变化，并使土壤保水力降低，侵蚀加速，肥力结构丧失等，从而导致水土流失，沙漠化加速。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南欧阿尔卑斯山地区，由于开垦耕地，毁灭性砍伐森林，而导致气候、水土恶化以及古代文明的衰微。

中国在3000多年前，黄土高原一带原曾有良好的森林和草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有比较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于是，黄河流域便哺育了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后来随着人口增多，大量垦荒开田，良好的森林、草原植被遭破坏，农、林、牧关系失调，自然生态环境失衡，自然灾害频仍，以致沙漠掩埋历史名城等等。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往往赤地千里，白骨遍野，比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此，中国古人并非毫无认识或自觉意识，他们以“仁民爱物”的思想，体现了对于人生生命和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的关怀。韩愈从人口增长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危害人类的忧患意识出发，把人比作祸害物体的害虫：

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倖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韩愈已有人口压力的体验。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便开垦荒田、砍伐山林、建筑房屋、破坏水系等等，这些都有悖天地万物自我运动的情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平衡功能。因此，他主张削减人的自我生产，以保持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否则，人便成为天地万物，即自然生态环境的仇敌，而遭自然生态环境的报复，给人带来“疾痛、倦辱、饥寒甚者”。

韩愈接触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以土地破坏为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大生产的过渡，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培根通过知识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笛卡儿人是自然主人和所有者的观念得以实现和证明。工业文明使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化自然程度更高，衣、食、住、行等生存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人的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获得提高的同时，灵魂的、精神的生活亦得到提高。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又远远超过了农业文明的局部性、地域性、有限性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地下矿藏的过量开采，改变了地球上化学成分循环的自然过程；煤、石油化工燃料严重污染大气层，酿成烟雾、酸雨、毒雪；农药化肥的使用，污染水域、土壤；大量工业废弃物排入大气圈、水圈，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生态环境的全面性、世界性、积累性的污染，给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在工业文明时代，以生态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困扰人类。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原子能、空间、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使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容和方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类亦自觉意识到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归根结底会危害人类自身。毁灭地球，就是毁灭人类，从而出现了有限地改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措施。另一方面高科技使人类摆脱了陆地局限，深入海洋、地壳，飞向宇宙空间，而使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继续恶化，其表现为：

生态危机加剧：全球森林面积递减，生物种类急剧减少。森林植被的毁坏，使土地沙漠化加速，水土流失加快，耕田面积愈来愈少，作为一切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赖以实现的重要生态因素和基础已严重恶化。另外淡水资源十分紧张，直接危害人体健康，致使疾病肆虐。

环境污染严重：工业的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以及核污染、核辐射等进入水圈、大气圈、生物圈，恶性污染生态环境，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严重破坏等，危及整体地球的生命体系。

资源耗竭加速：铜、铁、煤矿的消耗已近极限，多数金属现有储备将在50年耗尽，能源短缺等。

还有人口激增、粮食危机等等生态环境问题。

当前，信息时代（或称生态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已超越地区、国家，而扩展到全球，以至太空。它已威胁到地球每一物种和每一个人，成为全人类的危机。

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根本性的，并随着人类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以及满足生存需要等活动的发展，而产生新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样经世世代代的积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全人类最紧迫的、最严重的问题。

（三）人与理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冲突的加剧，迫使人不得不去追究自然生态环境现象内在的或背后的所以然，即要人去认识、把握异在于人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个“在”的所以在。这个所以然和所以在，皆非人的愿望和意向，而是与人的观念相对应的“理”。此“理”即和合生存世界之“理”，亦即主体人活动对象的客体自身的法则、原理。人类只有认识、把握了此所以然之理，才能制订和找出解决、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冲突的方案、计划，然后通过主体人的实践活动，而获得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与和谐。

人为了生存而在适应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生态环境，就必须对天然自然诸元素、要素、现象间的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为自然法则、原理，或称之为自然定律，即所以然之理。各门自然科学就是以不同的科学定律为核心，以天然自然的不同领域为研究对象而建构的。

不仅天然自然的诸元素、要素、现象间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而且人化自然的诸元素、要素、现象间亦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为人化自然的法则、原理或定律。其实，人化自然的法则、原理或定律是在认识、把握天然自然法则、原理或定律基础上的再创造，或称再生。因此，人化自然有其自身确定的联结方式或结构方式，而与天然自然有异。和合生存世界的“理”就是两者法则、原理或定律的总和。

和合生存世界的理，即生存和合学之理，是基于对天然自然世界的诸元素、要素差分化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即系统的认知。整个天然自然世界是由不同层次的等级结构组成，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特征。

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整体天然自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是各个子系统有机的和合体。（1）这个有机和合体必须有两个以上组成部分融合而成；（2）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3）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综合性功能，这是部分在单独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整体功能。天然自然系统性的三方面原理使整体的系统与其部分之间关系处于动态之中，并受环境改变的制约。

天然自然中物质现象以各种各样的关系方式存在，这种关系的总体的、确定的构成关系，是为结构。系统结构具有无序性与有序性原理。系统结构变化有三种导向：一是增强系统的组织性，为有序变化；二是减弱系统的组织性，为无序变化；三是强弱相持稳定系统的组织性，为中间变化。有序与无序是天然自然转换的两种状态，并相互渗透，互为因果。

系统结构具有平衡与非平衡原理。经典物理学所揭示的规律适应于平衡结构，耗散结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适应于非平衡结构。前者如晶体、超导体结构；后者如贝纳德对流、激光及生命现象。其实，天然自然及其所有存在物都是平衡与非平衡两种结构的和合物。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局域平衡假说，解决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的关系，即把一个非平衡态的问题化为许多个局域平衡的问题，注意了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冲突的相互转换的问题。

系统结构具有对称与不对称原理。量子力学在解释原子为什么能以完全确定的特征性质与形状存在时认为，电子在核和其他电子引力场中，具有特定对称性。此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通过这种基本对称性的破缺，寻找分子结构和大分子结构进化的根源。原子的对称性中可能具有不完整性和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是由对称的原子拼接而成。大分子结构上的对称性的破缺恰恰是生命世界多样性的原因所在。它使分子排列越来越有效能。不对称性使天然自然的物质结构具有多样性和演进性。

天然自然系统结构上述三原理，对人类认识、把握天然自然的结构方式，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如果关系的系统是结构，则所有关系的系统，便是层次。层次是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等级、水平的表征。层次依赖于结构。天然自然的层次有：简单性与复杂性、间断性与连续性、子系统与超系统等差分。自然物质总是在系统结构和功能构成的内、外等级体制的交叉点上，即层次上，从而成为共济分界面（Coordinating interfaces）。如生命系统的那些联结在一起的复杂的细胞，都具有分界面功能，即一面作为由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而存在，另一面又加入维持一个由许多细胞结合成的有机体。

天然自然又具有自组织原理，通过自组织的自我更新、自我反馈、自我参照和自我引导，而使宏观自然和微观自然协同进化；通过随机涨落原理，揭示了天然自然的突变演化规律；天然自然演化是一种螺旋上升或自我超越的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由线性到非线性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进程，并形成冲突融合的循环系统。

人把天然自然变易、改造、转换为人化自然的过程是一件永远未完成的制品。人以其“知”和“行”企图完全消融天然自然，并以其所能达到的“知”与“行”的水平，使天然自然人化，创造了一个人化自然。但人化自然是天然自然进化序列中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不能违背天然自然的基本规律，而且也要合乎系统规律。因为它是人化自然内在协调性的表现，如现实技术、手段和工具间存在着相互依存、递推关系。

人化自然的创造，亦必须同原有的人化自然相配合或协调，而不能跨越已有的经济条件去单独推进某项技术或工具的进步。譬如经济合理性决定人对人化自然的选择，即在多重可行性创造计划中做出最优化选择。人之所以这样选择而不那样选择，便取决于人化自然内在协调性。假如破坏人化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协调性，即和合学的“融突论”原则，就会引起天然自然的报复。这就是说，人化自然这种创造，不符合人化自然内在的规律性。

人化自然都是按一定的结构方式由组分（构成成分）、因素、单元构成的。这些组分、因素、单元就是差分化的元素、要素。人化自然作为人的创造物，它包括人的主体要素，即技术目的、技术能力和知识。这些主体要素通过分离、切割自然物质，改变自然物的形状、位置，重新组合自然物质，改造自然过程的运动方向，加速、延缓自然过程及自然过程定常化等方式，重新建构天然物质和过程，并以异己的、对象化形式，寓于人化自然的创造物之中，支配人化自然的运行和发展。

然而，主体要素必须遵循“融突论”原理，与材料、能源和信息的客体要素相联系。在合成新材料，开发新能源、处理新信息中都有其自身的原理、规律。要把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融合协调起来，又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个中介，才能实现天然自然成为为我之物。

无论是天然自然之理，还是人化自然之理，都是异在于人的自然自身的法则、原理。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对此早有自觉。成书于殷周之际《周易》卦爻辞，便是寻求天地万物变易的法则、原理的最原始的记录，并以法则、原理比附、推断人事的吉凶祸福。道家庄子，以理既为天地万物的自然特性、原理和规律。如“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自然万物固有法则或规律，这便是“天之理”或“物之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四时运行，各有明法，万物化生，资始资生，各有其道理、原理；亦为人的生命和社会关系的“生理”、“人理”。后来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有其自身的恒常性，即规律性，而不因君主圣明与昏君残暴而转变。中国后来的哲学家对此有很精彩的论述，均是指和合生存世界的“理”。

（四）知行与智能

人类为了生存，改变天然自然的形态或性质，创造人化自然，必须对所要改变的对象的特性、本质、规律有所认识和把握。此特性、本质、规律，属于“理”，亦包括人化自然之理。对于“理”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也有认知和把握。这便是“知理明境”，“境明”反演过来，可促进“知理”；“知理”则自然“明境”。

“知理明境”并非人类的目标，而是为了转换天然自然为人化自然，把自然的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即把属物的生存世界转化为属人的生存世界。为了实现这个转换、转变，“知理明境”是前提。

“知理明境”是有意识、能思维的主体人的大脑的功能。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客体刺激主体人，通过大脑而被主体人所认知而形成的关于客体的观念映象，主体便以观念的形式认知、掌握客体。这样人所要改变的客体对象便在主体的头脑中取得了观念性的形式，并且获得了客体的形象和内容。这就是说，主体通过对客体对象的认知，使作为客体的自在之物转化为被主体观念地把握的为我之物。即主体通过意识、思维活动创造了观念的东西。这里所说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认知，实际上是主体以特定的方式对来自客体的信息进行有组织的加工、改造和整合的过程，在主体头脑中建构了一个与客体具有同构异质关系的观念物或观念系统。

认知，便是主体与客体发生了冲突与融合，即“融突”的结果，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以信息耦合的方式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圆圈式的信息接受、存储、加工和输出的结构。无这个信息结构，或在主体没有获得足够的关于客体的信息之前，主体不可能有对客体的完全的认知。主体所获得的客体信息量越大，信息的保真度越高，就越接近于对客体事物、现象的确定性的、真实性的认知。

信息是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生存世界的物质、能量过程紧密联系的普遍现象，是生存世界中诸系统内或系统间通过相互联系而实现和保留的某一事物、现象的形态、结构、属性和含义的表征。因此，主体对客体进行观念把握的活动，就是主体获取、加工、改造、处理而建构起来的有系统的信息过程。

人的认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它包括认知客体系统、主体系统和中介系统。客体系统有自然客体（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是客体基本形式；社会客体（对象化了的社会结构、人及其社会关系）；精神客体（人的精神活动以多种载体所取得的“物化”形式，以及异在于人的精神现象），都是人的认知对象。认知客体以其多样的属性、结构、层次、关系，制约主体的认知的程序和规则。

认知主体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构成层次上说，有人类主体、社会主体、集团主体和个人主体。它们以认知活动的组织方式、组织范围而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从功能系统看，认知主体是知情意相融合的有机整体，是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想的活生生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在认知活动中，不仅要投入主体意识、情感和意志，而且要把原有的认知模式延伸并运用于认知客体，对认知主体起导向、选择、激发和协调作用。

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互动活动，必须通过中介系统而发生作用。认知中介包括物质工具（望远镜、显微镜、电子计算机等）、知识工具和语言工具等。它们是连接认知主体与客体，并在主客体之间流动的一个变量。

主体对客体观念地把握过程，是认知系统诸要素之间互动作用的展开。认知从感性把握形式到理性把握形式的过程，就是“知理明境”的过程。“知理明境”不满足于停留在对认知对象大量个别的、现象的、具体的资料之中，而要在感性把握的基础上，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在活生生的感性资料中，即个别、具体的现象中，差分和提取认知对象中共性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东西，并由其总和复制出思维的具体，再现认知对象本身隐蔽的、内在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联系，这便是理性把握形式，也就是“知理明境”。

知理明境为智。智为聪明、智慧、知识。孔子讲“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作智，朱熹注：“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知识丰富的聪明人，对事物的各种现象有本质的认知，能烛理明境，所以不致疑惑。墨子以“智”作“”，“，明也”。《经说上》解释说：“: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主体以其知识辨别推度事物之理，对事物之理有深切精明的认知，这便是智。

荀子差分了知与智，较孔子以“知”作“智”在语义语用上精确了。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知”，与《墨子·经上》“知，材也”相当，即主体有认知的才能；“智”与《墨子·经上》“”相当，王先谦注：“知有所合，谓所知能合于物也”，即主体认知才能与所认知对象相联系、接触，而产生的认知或聪明才智，谓之智。有了这种智慧，便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墨子在论证为什么“尚贤为政之本”时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智者为政而治天下。

智的烛理明境，即为对认知对象的理性把握形式。理性认知还仅是智的阶段，即主体接受理与境的阶段。尽管知了理，明了境，但此理此境，却仍是原所知客体对象固有之理之境，并没有实现对所知客体对象的改造、转化、变易。“知理明境”只是为改造、转化、变易客体对象提供了制订践行的方案、计划、手段的基础，为走出“知理明境”的观念活动范围指示了方向。

“知理明境”虽不是目的，但目的也只有在“知理明境”中产生、修改、完善。主体人的践行都是有目的的践行，而任何目的都是人的某种需要的欲望；任何需要说到底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关系。因为主体人的需要的欲望，必须通过把握和占有客体才能满足。因此说，需要总是对象性的；只有对象性的需要才能通过“知理明境”转化为目的。目的就要在它所指向的客体中得到实现。

目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向践行关系转化的一个中介环节，并内在地贯穿于主体与客体的实际践行活动中，以及感性地对象化于践行活动的结果中。目的是践行的必要因素，践行又必然是有目的的践行。“行，为也”。“为”即是一种有目的活动。“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实践、践行是在认知基础上的有目的践行。

目的均具有特殊性。“知理明境”的目的，就是“行理易境”。“知理”是为了“行理”，“明境”是为了“易境”。不“行理易境”，“知理明境”就沦为虚无、空谈。这就是说，任何践行都是特殊具体的践行。“行理明境”亦不例外。依据“行理易境”，必须制订实现这个目的的具体计划。计划的具体化，是“行理明境”的观念模型。“行理易境”的目的，便以计划这种具体形式来指导、支配、控制践行活动和过程，践行活动过程便通过实施计划来实现和达到目的。

“知理明境”与“行理易境”通过践行的相互作用，而实现转换，其间践行的手段是不可缺的。手段是指有目的的活动主体与有目的的活动所指向的客体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它包括实现目的工具系统、操作方式及一切活动方式、方法等。践行的目的与手段相互联系，主体在践行过程中以一定的手段作用于客体对象、改造、转变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即“易境”的目的。手段便是实现此“易境”的中介。

行理易境为“能”。能是才能、能力，引申为功能。由践行主体（人）、践行对象（客体）和践行手段（工具等）构成的践行系统，是一个由践行主体以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运行和发展的能动系统。它在践行目的与践行结果（通过践行手段）的反馈调控过程中，有能力成为一个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自发展的有机系统，实现着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的基本功能。

“行理”在“易境”中所表现能力或功能，即践行所产生的张力。主要展现在：（1）改造、转换天然自然、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即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践行活动。它是人之所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在生产活动中认知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本质、属性和规律，即知“元理”、“物理”；同时亦认知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己理”、“群理”等，而能“行理”。（2）调整和解决社会关系的活动，即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践行活动，是人的社会的一项基本践行活动。（3）精神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活动。科学实验活动是从复杂联系中抽出来，置于比较单纯、典型的环境中的东西。它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探索性、准备性、尝试性的践行活动。同时，人类还从事创造精神文化的践行活动，它是为社会创造精神产品，并以一定“物化”的形式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践行活动。

“易境”所包括的这三方面的功能，是“易境”能力所能达到的。能力、功能与践行是有差分的。“挟大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不能”是超越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能力；“不为”是人有此能力而不去践行，即不行之意。“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此能为才能，也可释为功能。朱熹注曰：“圣人作易以成其功”，事功、功能。刘禹锡把天能与人能加以差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功能、能力，不可替代。张载进一步说明，“能”是主体人所特有的能动作用的活动。“天能谓性，人谋谓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天能”是自然所固有的变化作用，不是人为的能动作用；“人谋”是人的能动活动的才能、功能，故称为“能”。

和合生存世界差分为“境”、“理”；“境”、“理”和合为生存世界，其机制为：“知理明境”为智，“行理易境”为能。知与行，智与能作为和合生存世界境与理的转换与中介机制，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能动的转化。“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知”作“智”，乾坤的易智与简能，是指天地化生万物以易简来展现它的智慧和才能，蕴涵着人化了的乾坤天地在转换、化生万物中的作用。“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由认知转化为智慧，由能力、功能转化为才能，都需通过与客体对象相结合的践行活动，才能形成智慧和才能，即知智，能（能力）能（才能）的形式。

知与行，智与能差分而有对待冲突，只有人的能动活动，才能将两者融合起来。王夫之据《周易·系辞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思想，解释为：“知者天事也，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天（乾）与地（坤）各自有智、能的功能和事功，只有人把智能兼于一身。“夫人者，合知、能而载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天与地无思无虑，均不知智之所以智，能之所以能。人以其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践行活动，融合智能，构成转换、变易自然、社会、人的“境”、“理”的智慧和才能。

和合生存世界，借助知行转换，境理均纳入主体生存能动活动状态之中，凝结为智能中介。这样，生存世界成为以人类智能为变易枢纽的知行和合世界。构成了和合生存世界转换结构方式，见图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