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法理和政治基础

张保生 李哲 艾静 译

今天，我非常荣幸受邀来给大家做演讲。我要感谢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樊崇义主任，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安排我来中国访问。张保生教授曾到美国西北大学在我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美国法律，特别是诉讼法和证据法。我们很珍惜他在芝加哥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并盼望他能再回来，同时欢迎中国继续派其他教授来西北大学和我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我尤其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并感谢他在翻译我的证据法著作方面付出的努力。

我愿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和西方在21世纪将会有更加密切的合作和交流。这两种伟大的文明将共同决定未来百年发展的很多事情。中国在经济方面，到本世纪中期将与欧盟和美国比翼齐飞。中国的大学也正在成为世界级的教学和学术中心，更多的创新和改革将在中国发生。身在美国的我们对这些发展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高兴，尽管这些对我们构成了挑战。我们之所以为此感到高兴，是因为我们坚信，在法治环境下的这种竞争不但会使你们和我们达到双赢，也将是全人类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合作将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它将为世界法治奠定基础，并把法治已经带给你们和我们的福祉播向世界。

我刚才提到“法治”。我们认为，法治是美国在各个领域取得发展的关键。法治的核心内容是：（1）法律标准以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预先制定；（2）司法裁判独立（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3）任何人，包括政府，均受法律约束。把法律看作是对选择权和行为的束缚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法律明确了行为的合法限制而得以彰显，因而使人们在那些限制中合作共事。这反过来又建设性地解放了个人，使其释放出创造力；法治保护了人们消费、使用和处置自己先前通过自觉生产所提供的生产物的权利。我目前对中国法律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你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不敢妄称为专家。不过，我也理解你们目前对法治的重要性所给予的高度重视，你们感到也许需要一些改变，并且正在通过对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反思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法治原则对于司法程序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它应当成为其规定性特征。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和强化法治，司法程序方面的任何改革都没有意义。

然而，在这里我并不想告诉你们什么需要改革，应当进行何种改革。我并不完全了解你们的法律制度或改革需要。我只想和大家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我想讨论刑事程序的基础问题。尽管讨论将集中于刑事程序，但我要说的许多东西也与民事诉讼有关，因而更一般地涉及法治的基础问题。我将讨论一些决定应当采用何种刑事程序的因素，它应当如何被贯彻，等等。我想和大家谈谈，在美国这些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含义。然而，我首先还是想简要讨论一下证据法。在一定意义上，证据法在任何诉讼制度中都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方面；确切地说，它是法治的基石。

证据法对于一种诉讼制度来说是基础性的并构成法治的基石，这个理念乍一看似乎令人不解。实际上，证据法对于任何一个创设了权利或义务的制度都是基础性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如果没有准确的裁判，权利和义务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

在座各位都会主张对某物的所有权，比如大家穿的衣服。我对自己系的这条领带拥有所有权，那意味着，我有权按照自认为适当的方式占有、使用和处置这条领带。这是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标准含义。然而，假设某人要争夺我对这条领带的所有权，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在所有文明国度，该争端将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裁判者——法官，在美国也许是一个陪审团——来解决，他们将决定，是我还是别人有权占有、使用和处置这条领带。这个决定将根据提供给裁判者的证据而作出。因此，当我对这条领带宣示所有权时，我实际上是在宣示，如果我的所有权受到质疑，我将能够向裁判者提供这样的证据，后者将据此断定这条领带属于我，我实际上拥有占有、消费和处置它的权利。

正如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事实。事实是先于权利和义务而存在的，因而更具有基础性。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正是证据法决定了事实得以确定的方式。因此，确切地说，权利和义务取决于证据法。

由于证据法的这种基础性质，在美国，我们没有把证据法区分为刑事诉讼的和民事诉讼的证据法典。我们有一部适用于任何司法事实认定的证据法。显然，刑事和民事案件可能遇到不同的问题，因此，某些证据规则的适用性更侧重于刑事法律或民事法律领域。但总体上，我们的证据法是统一的。统一的目的是促进准确的事实认定，因而相关性被赋予了一种广义。只要证据是相关的，当事方就可予以提供，除非受到排除规则的限制。排除规则旨在促进某种价值，这些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足以证明排除相关性证据是正当的。配偶交流特免权和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如事后补救措施，旨在鼓励个人采取减少损害风险的行为。总的来说，我们的证据法旨在让负有证明义务的当事人决定使用什么证据，以促进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自由证明制度。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在提问和回应阶段继续详细讨论有关美国证据法的问题。下面概括一下我对证据法的观点，正如我开始讨论时所谈到的，它与刑事诉讼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证据法具有普适性（universal）。它涉及人们如何认识外界环境的问题。逻辑、认识论以及感知材料在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什么差别。两种文化间的唯一相异之处，是不得不认真对待当事人愿意接受的采纳全部相关证据之一般原则的例外。这些决定可能容易通过地方性特色而得知。然而重要之点在于，我认为，证据法所处理的知识和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普适性而非地方性的内容。

在美国，证据法不仅与刑事程序有一定联系，证据法还同样适用于刑事和民事案件。联邦宪法蕴含了几个仅仅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排除规则，这是通行于刑事或民事法律领域的证据规则具有特殊性的主要例子。它们非常著名，你们可能听说过的“米兰达规则”就是一个例子，宪法第4条修正案关于非法搜查和扣押的证据排除规则也是一个例子。我听说你们正在考虑从其他国家吸收借鉴某些诸如此类的规则和程序，也许你们应当考虑这样做。然而，应当记住，这些根植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和文化的诉讼程序，也许与你们自己国家的程序有很大差别。

关于这一点，即刑事诉讼法具有地方性，而证据法具有普适性，也许尚未得到足够的强调。其他国家的人们通过刑法所追求的目的，在某些方面（尽管肯定不是所有方面）也许不同于你们国家所追求的目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同的。因此，我既赞赏你们知难而进评价自己的制度，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为了清楚和准确地看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为什么这样做，必须首先认真考察你们自己的做法，然后再通过考察其他国家的制度环境来审视来自别国的经验。有许多引进别国刑事诉讼程序而悲惨失败的例子，原因是忽视了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差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设想，其中一种程序中的一套含义完全不同于另一种程序的。

我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刑事诉讼法”不能仅仅从成文法、法典或者美国法院的判决来理解。虽然这些确实是构成刑事诉讼的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比如，如果某人考察了美国各种刑法典，就会看到美国检察官无处不在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决定什么样的案件追诉，什么样的不予追诉；什么事情予以指控，什么不予指控；谁被调查和指控，谁被完全按照法律来起诉，谁可以进行辩诉交易。 同样，如果仔细考察支配着美国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重大宪法性刑事诉讼案件，就会发现，无论是州还是联邦立法机关都无权通过定义犯罪的立法权而使长久以来形成的判例失效。我可以不断扩展这些实例，目的是强调，研究美国“刑事诉讼法”，不能仅仅考察成文法律和案例，它还要求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再谈谈“政府”问题。美国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和维系个人能够按自己的道德要求据以生存发展的条件。政府是服务于民的，而非民众服务于政府。当然，这是所谓“自由民主”的本质，其基本构想来自欧洲启蒙哲学家。美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体系，并强化了对中央集权政府的不信任。在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政府不仅被视为社会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它还被看作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因而要在很多方面、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其受到约束、限制和制约。 这不仅反映了我们从欧洲祖先那里移植过来的政府三权（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思想，而且我们还通过将宪法规定之最终解释权和成文法解释权赋予法官以及确立法官终身制，赋予司法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丰富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法院所拥有的著名的“司法审查权”。

我们并不满足于宪法在形式上通过分权对政府行使权力施加的结构性限制，我们的民众坚持一系列的个人权利来对抗政府权力，并以“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专门条款为基础，使公民享有“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所有这些法律条文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这些规定使定罪非常艰难。个人有权受到从大范围人口中挑选出来的、由非政府雇员组成的大陪审团对其被起诉进行审查（尽管某些州没有使用大陪审团），由外行组成的不同的陪审团只有在“确信无疑”的基础上才能认定其是否有罪；任何个人都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政府不得无理搜查和扣押；被告有权传唤有利于己方的证人并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盘问；以及在犯罪所发生的州或地区被告人从其被正式起诉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公开审判的权利；等等。避免双重危境的权利，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政府对一个人的特定犯罪只能定罪一次。

对个人的保护甚至更加完善。刑法必须易于理解，否则就会被法院以违宪性模糊而拒绝适用。美国法吸收了普通法的“从宽原则”。这是一项解释原则，即当某一刑法规定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时，法院将采用对个人被告有利的解释。这并未穷尽对被告人所有的保护。

然而，这些个人权利并不是从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权利体系中随便挑选出来的，应该说这些权利是与宪法相统一的，因为它们是构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的一元化观点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的集权化趋向应当受到抵制，刑事定罪的道路上必须有艰难险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到民众的同意（通过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成员的作用）。

我所描述的政府概念兼有善恶两个方面，在这里我无意对其加以赞美或批评，而只是对其进行解释。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美国宪法中诸如聘请辩护律师等阐述个人权利的分散规定。人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程序要求并大谈其一致性，而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把握它，在其与基本概念的关系中或者与那些旨在实施或表达的概念体系的关系中审视它。

让我来概括一下，当人们谈论“刑事程序改革”的时候，这个论题实际上属于法理学或政治学问题。法治的基本概念、政府机关的角色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是《美国权利法案》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从中派生出来的东西。

在刑事程序的形成过程中，还需要考虑诸如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及其影响。在美国，比如我们经常提到“隐私权”，这个措辞是很模糊的，但它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的意思：（1）在个人隐私领域的排他权，包括政府在内，这是“隐私权”的本质；（2）为自己和家庭作出选择的权利，比如目前在美国争议很大的堕胎权，更好的表达是“自治”;（3）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他人以一定方式的善待权，这确实涉及“尊严”利益。这些个人利益中的每一项都与作为其镜像的公共利益充满张力。在决定刑法及其执行的范围时，社会必须在这些相互影响和冲突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

我的第一个观点可以概括为，刑事程序不能与其周围因素隔绝开来而被孤立地加以看待，而实际上，它正是源于那些关于政府性质、政府与民众的适当关系等具有深远意义的观点，以及关于个人利益的性质等深刻的哲学观点。人们不能抽象地看待“刑事程序”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不仅是由于刑事司法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动态过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事物并非总是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在我的《刑事诉讼概论》一书中，我和合著者提出了一个学习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方案，即为了理解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不仅要了解“法律”的规范命令，还要深入研究上面简略论及的法理和政治问题，至少有下面四个方面：

1．书本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之间的差别；

2．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事实上程序法是实体法的载体，而非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相反的情况；

3．一般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和种族歧视问题；

4．经济因素，美国有一句谚语，“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说，如果你把一美元（或一元人民币）用于这一目的，那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目的。

下面逐一讨论这些因素及其意义。

1．书本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宪法是制定的，立法是通过的，执法是发布命令或指令，法院是作出决定，人们还可以思考我们多多少少所服从的其他东西。不幸或有幸的是，生活并非如此简单。在宪法或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比如很普通的对宪法的投票或者一个立法机关投票表决通过某个法律），对于法律语言的言外之意总有多种理解。某个立法者可能投票赞成一个法案中的某一段内容，尽管他们并不认为整个法案有多大价值（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其他人可能基于同样的理由而投反对票。也许还存在对于某些规定究竟所指什么或所干什么的理解严重不一致的情况。一个人可能认为法律语言是这种含义，而另一个人却理解为不同的含义。例如，在美国，对于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与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之间的关系，就存在尖锐的分歧。抽象的成文法或宪法语言往往无法解决这些短语的含义。

困难还不止于此，法律语言常常故意留下含糊之处，因为对于它究竟应当如何精确表述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由于对具体问题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一般不能预见。来自美国宪法的一个例子是，第8条修正案的神圣但却是模棱两可的语言：不可强加残酷的或非同寻常的惩罚。虽然完美无缺，但究竟什么使一种惩罚变得残酷和非同寻常？这段话在1791年被通过的时候，其语言所具有的含义，如何适用于其从未预见到的新的发展？对这种问题可能不存在现成的答案。

即使法律规定的语言十分清楚，立法者也可能不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就像美国总统和各州州长们所做的那样。因此，他们的解释，可能对于一个法律规定的执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撇开语义这个语言学问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执法者也许不能完全分享立法机关所持的关于贤明政策的同样观点，因此，执法者也许或多或少地热衷于各种法律的执行。即使执法者知道某项法律的含义，并且热心于贯彻执行，实际上也没有一种法律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样做既缺乏足够资源，且实现任务的必要方法常常会违反其他规范。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两个国家尽管在根治犯罪方面投入了巨大资源，但犯罪还是在不断发生。如果不采用干涉隐私权或侵犯其他权利的方法，某些犯罪就不可能被根除。这些方法，可能被看作是比容忍某种程度的犯罪更邪恶的东西。总之，执法者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含义、优先权和执行的方法之间作出选择。

书本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之间的第二个不同是，由于实践中的法律是从书本中翻译过来的，这使它变得比从政府最高层到大街上的警察之间的组织链条还要复杂。这里，对程序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在一个中间层次上，我已经提到过检察官在决定追诉什么案件的问题上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任何立法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任何一项这样的立法，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对所有潜在犯罪行为进行调查。这是一种未来判断。在这一点上，警察的情况和检察官的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复杂社会，犯罪无处无时不在，虽然大都是一些低级的犯罪，但依然属于犯罪。人们走在芝加哥或者北京的大街上，会看到从乱丢垃圾到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再到交通事故，以及盗窃甚至袭击和斗殴等数不清的各种犯罪行为。警察和检察官一样拥有对何种犯罪予以调查的自由裁量权，无论是我们或者我们的法律理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一点。同样重要的是，警察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并非都是法律的实际执行，也包括复杂情况的管理，比如疏导交通或者控制拥挤，等等。

这种自由裁量权在程序规则中有一些暗示。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假设人们对调查活动施加限制，像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的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进一步假设，这种限制是通过排除规则而强制实行的，即禁止使用违反程序规则所获得的证据，该排除规则的原理当然根植于美国法律。

现在假设，警察和检察官把诸如卖淫等许多社会问题看作是管理的问题来加以解决，而不是当做犯罪来解决。在地方官员的眼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也许是侵扰那些涉及卖淫的人，使其知难而退，而不是追求将其定罪，这样就鼓励那些人“转移到”其他地区或城市去了。这种侵扰可能会造成大街上的人身威胁或暴力，也可能涉及逮捕等。重要的是，除非警察或检察官关注定罪问题，否则排除规则对于他们就没有影响。书本上的法律看起来至高无上，但实践中的法律却并非如此。

2．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对个人权利加以拓展和强化的判例，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警察和检察官的权利，但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受到这些裁决的严重干扰。正如刚才谈到的一个原因是，只有当一个人真想起诉的时候，其起诉事项才会遇到程序性屏障。这就是制度动态性一般观点的实例，因此可以用各种无法预知的方式对变化作出不同的回应。如果认为对动态过程的“改革”可以毫无疑问地通过各种孤立的措施而得到渴望和预想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像刑事司法程序这样的人类制度是有机的，是不断适应环境而变革的，而且具有惊人的多样性。目前，最重要但却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例子是，正统立法机关的变革，实际上可能挫伤来自法院和法律改革家的任何程序性改革。

这里我将宪法第4条修正案对无理搜查和扣押的限制作为例子。假设警察针对犯罪行为想要拦截一辆汽车进行快速检查，可是宪法第4条修正案所要求的法院规则是，警察对犯罪已经实施要有可能的根据才能对车辆进行拦截。所有立法机关要使该司法命令在实践中失效，就需要把刑事法律扩展到包括更严格的驾驶限制。立法机关可以使不违反刑事法律的驾驶在本质上达到不可能的地步（比如，越过中心线、车距太近、太迟或太早拨动转向指示灯等）。如果立法机关通过了这样的法律，那么警察实际上就可以按照这个法律拦截任何车辆，只要能抓住驾驶员违反了交通规则中的任何一项规定。这种拦截将根据“可成立理由”（probable cause），但立法将戏剧性地扩展可成立理由的渊源，因此，警察无论何时决定这样做，就都可以使任何人受到拦截，尽管法院试图禁止这种做法。同样，如果政府没有可成立的理由而不能查获一定信息的话，可能常用的替代性做法，就是要求个人保存其想要的记录并向政府披露。

总的来说，随着刑事法律的扩张，个人权利的实际保障逐渐被削弱了，而且这几乎成为在政府行政部门掌控中的专门事项。为了理解美国刑事审前程序如何实际运作，这是一定要考虑的因素。

3．历史和种族平等的追求问题。历史对于理解任何现行制度所具有的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占用时间来阐述什么是历史，该如何理解历史。普遍和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在的制度安排，美国的许多刑事诉讼法都是国家为消除种族主义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4．经济因素。美国商人的格言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说，如果另一个商人“邀请”你吃午饭，那他大概要和你谈某些事情，也许期望某种回报。不管人们怎么去想商界的事情，对政府来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确实是一个真理。政府受到经济上的限制，反过来经济因素也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说，政府能够做许多有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们只能有选择性地来做其中一部分。如果资源都被用于某一目的的话，那就剩不下什么资源来做其他的事情了，但是却有许多不同的“事情”需要资金支持。

在考虑刑事司法制度的时候，资源有限性的限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当代社会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根除犯罪。只不过更多的犯罪采取了不断变化的形式。关于这一点，一个最好但却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随着资源被倾注于根治犯罪，其他形式的犯罪却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比如渎职和贪污。而且，政府用来打击犯罪的手段也是受限的。民众对于侵犯性的犯罪调查手段的容忍也随文化不同而不同。还有，当代历史也一再清楚地表明，所有文化和社会都受到有效的限制，政府一旦超越这些限制就会招致人民的反对和抗议。因此，在政府关心的所有领域配置资源，包括犯罪调查和起诉，将是艰难的选择。犯罪及其调查需要被视为一个流畅和动态过程的组成部分，而非能够被完美控制的孤立实体。

我来提供一些例子。投资刑事司法过程显然与在其他社会物资领域的投资具有竞争关系。如果政府提供更多的法官、警察或者为穷人提供援助律师，那么用于经济发展或者医药研究等其他领域的资源就会减少。就像我之前谈到的，警察每天都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以有限的资源处理这么多的犯罪，结果就是有些犯罪得不到处理，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决定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警察是应该在城市的这个区域巡逻，还是在那个区域巡逻？他们是应该更关注经济犯罪、暴力犯罪，还是欺诈行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投资与在其他领域不同部分的投资的竞争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法官，那大概就只能提供更少的警察。

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更远。最后再以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为例。伴随被告辩护律师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影响力的加大，每个案件的成本也不断增加。随着中等成本案件的增加，能够被审判的案件总数便减少了。如果辩护律师的积极介入增加了审判所花费的时间，显然审判的数量就可能减少，因为用于审理案件的总时间是有限的。

除了资源分配的最直接的问题之外，也许是更为深层的经济学观点是与刑事司法制度结构有关的，即关于错误的微观经济学。一个完全没有错误的刑事审判制度是不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承认可能犯两种不同类型的错误——使无辜的人被错误定罪和使有罪的人被错误地宣判无罪，而且，资源的配置将影响着这两类错误之间的关系。

理性人可能对这两种错误类型的意义存在分歧。在美国，我们建构刑事审判程序的目的，是以承认许多被错误宣判无罪的代价来使错误定罪的可能性最小化。在美国，我们认为，十个有罪的人被无罪释放比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要好得多。尽管事情很复杂，但这种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刑事案件适用“确信无疑”的高证明标准，这也解释了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何在美国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高标准的证明和法律代理人虽然会使对有罪之人定罪变得更加困难，但却可以使无辜的人得到保护。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刑事程序，强调自由和安全交替换位的困难，这也许是贯穿我今天演讲的中心。现在该是做一个概括的时候了。我想说的是，今天我在这里演讲的目的不是赞扬或者批评你们或我们国家的制度，而是揭示一些在考虑这些重要问题时需要注意的重要因素，无论关注的问题是你们的体制改革还是理解我们的制度。在结束这个演讲的时候，我还想重申，在考虑我们两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时候，我们该牢记它们是有机的整体，其中一部分的变化也许会对其他部分产生不知不觉的影响。例如，如果未提供辩护律师和进行有效辩护的话，审判的成本将会降低，但是这样却可能增加错误定罪方面的成本，反之亦然。因此，在思考你们期望的刑事审判程序类型的时候，也应该考虑我所讲到的这些重要问题。

最后，我想重申诉讼法典和证据法在一个关键方面的区别。诉讼法是本土化的，属于地方性知识；像实体法一样，它反映了时间、空间的特殊性。证据法是普适的；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类精神实现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的目的的方式。确实存在某些限制民事或刑事审判的政策，这些政策通过我们称之为“证据规则”的东西可以得到促进。通常，这些排除规则以相反的方式对真相之有效证实的全部目的发挥着作用。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向你们提供关于变化的意见，但是我愿意留给你们这样一种思想。在构建你们的证据法时，我推荐你们从普适性起步，然后再去解决从真相之有效证实原则出发的方法问题。如果你们这样做，我认为你们不久就会看到，证据法的大部分内容在人类所有的诉讼程序中都是相同的，只有极其微小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