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德经》与经济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

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在古代社会推动着农耕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即使在当今经济自由市场里，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说过：“现代经济自由市场的原理，就是源自《老子》的无为而治。”他还进一步认为：“道家在西方的发展，可能与佛教、印度教不同，它不会表现为宗教运动，而会体现为挑战过头的启蒙理性精神、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原则，提供新话语、新洞识、新范式，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个人选择与生活方式，替代唯物主义与彼岸宗教信仰，并引导我们树立生态化精神的态度，有助于西方人灵肉二元论的克服和整体精神状态的转变。道家治疗性的哲学对西方人有关真理观、自我、性别认同等的反思有积极作用，对诊治西方虚无主义的顽症具有显著疗效。因此，一般性地对西方反思启蒙的后现代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英国学者J.M .霍布森在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一书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邓正莱，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自由传统。 《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中国的出路，是通过缩小政府的规模、扩展市场的规模，走向天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我认为这个答案，就是天道自由主义。”

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加裔美籍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先生，他享有“欧元之父”的称号。他说：“中国人相信的是‘道’，这种道教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国的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中都存在。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他充分地肯定了老子道学思想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