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政策性致贫

任何社会大规模的利益结构变迁，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误造成的，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政策性致贫的体制，它导致一国之内财富向精英流动，国家之间财富向发达国家流动，制度性地制造着贫穷阶层和贫穷国家。

一国财富的分配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国际进行分配，一个是在国内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交织在一起。中国国民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包括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知的事实。笔者的发现是，国际分配中财富的大量流失与国内的分配不公互为因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出口依赖，特殊的出口导向导致财富流失。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困扰中国经济的“铁三角”，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不解决国内分配不公，就无法解决财富的大规模流失。在国际国内两个分配层次都不公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解决不包容的问题，中国的中下层就不可能摆脱艰难的处境。

本书反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它是要把落后当成优势固定下来，让暂时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人说，咱们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是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就应该继续实施低工资政策；假如我们提高工人工资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方式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是贫富悬殊的始作俑者。

实施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关键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过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转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多年中停滞不前，农民工长期低工资，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资。而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等，则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中国“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国的出口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洼地上。但是，这种“成功和繁荣”却是中下层的“失败和贫困”。（参见第五章和第五篇）

笔者在国际金融体系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为许多人曲解邓小平而不平。许多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各取所需。邓小平是提倡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绝对不能割裂。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另一面，就是让大多数人先（相对地）穷下去。而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数人永远穷下去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目的。没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化起来，就变成了大多数人永远地穷下去。低成本竞争战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只能导致内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今天，中国将无法破解出口难题。

本书原名《选择和崛起》，成于经济危机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间，带有那个特殊阶段的色彩。几年下来，书中的许多分析和预测，都在现实中演绎着。中国遭遇着出口危机，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需。这为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中国应当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国家采购政策、自主技术标准政策、高标准的准入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护核心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收入工作岗位，为创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参见第十八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曹沁颖女士为本书再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曹沁颖女士约我为再版撰写序言。以上文字，记以为序。

黄树东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