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产业集群风险研究

一般学者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两大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在集群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衍生的，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内生性风险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性风险、生态性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几类。外因对集群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外生性风险主要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一)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研究

1．结构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最早由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981)中提出。随后，德国学者Grabher(1993)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发现，整个集群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会逐渐弱化，继而产生所谓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1997)在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他所谓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在集群走向成熟直至衰亡的时期，产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一种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使之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2002)在波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北欧无线电通信工具集群为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2．网络性风险

将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工具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代表人物是瑞典的Hakansson和Snehota (1989)，他们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三个基本变量，即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三个网络构成关系即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的三个基本元素——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彼此依存，行为主体间的活动是指集群成员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行为，而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同时，在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中个别企业不能摆脱自己过去创造的网络的约束，因而集群网络的形成又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特征，相互依赖的集群网络结构在最初阶段是创新的源泉，但随着集群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逐渐成为僵化、惰性的根源。Scott (1989)、Harrison (1994)、Abrahamson (1994)等也从不同侧面指出集群网络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

我国学者仇保兴等(1999)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柠檬市场”模型解释了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他把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困境的成因归结为因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过度竞争。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是指植物的籽花结实性。他们认为，与植物的“自稔性”相同，产业集群借以产生竞争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会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这种网络化特性导致的风险是产业集群的根本性风险。学者们把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互相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朱瑞博(2004)在吴晓波等的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用模块化理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

蔡宁、吴结兵(2003)认为，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长的集群网络中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集群的网络结构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他们把网络性风险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不同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风险；二是网络中存在的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对创新产生抑制；三是网络中主体要素的活动及相互影响产生风险。这三种网络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共同作用，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的规模迅速扩大，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衰落甚至消亡。

3．生态性风险

秦婉顺、顾佳峰(2003)，王发明等(2006)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的生态性风险进行了详尽分析。他们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结构的惰性使得组织无法跟上环境的变化，造成组织衰退；天性的自然限制使集群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应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集群形成时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这个集群的未来发展轨迹，决定了它是否会被变化的环境淘汰。魏后凯(2008)则主要从集群发展战略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风险的防范，他联系我国实际，在分析了产业集群的风险来源的基础上，指出应该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如健全配套服务和支撑体系、延伸产业链、加强自主品牌建设，解决外来企业的“落地生根”问题和发展虚拟产业集群，等等。

(二)产业集群外生性风险研究

波特(2000)早期在他的《族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就曾经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O.M.Fritz等(1998)在Tichy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周期波动对产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他们认为，周期性风险对产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集群走向衰落；这种风险是一种突发的、不可控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等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从而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有时甚至还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这些学者把产业集群看做区域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当区域经济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主导集群所支配时，就会面临更大的因经济周期变化而产生的风险；而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增进区域福利，即实现区域收入或就业最大化，同时使收入和就业水平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区域产业集群则只能被动接受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风险。

段鸣(2005)将地区产业集群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从外部网络联系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集群形成机制。他从产业集群价值链的延伸及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的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及其不同表现形式。最后指出，全球价值链在给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余荣华等将产业集群外部因素所形成的风险称为外源性风险，并将这类风险分为经济周期风险、社会性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三大类。他结合具体案例分别分析了这类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主要影响。

二、网络组织理论研究

(一)网络组织的内涵

网络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被认为是企业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格拉多里(1987)认为控股或合资、特许经营、转包、卡特尔联合体、董事互派、族系和社会关系是存在于独立法人之间的网络组织形态，而且由前向后的顺序表现了网络组织形态向纯市场交易形式演变的趋势。马耶等(1991)从经济、历史、认知和规范等多个维度对网络概念进行了解释。1997年美国学者Cadence Jones把社会关系引入网络组织治理中，认为社会网络的嵌入对交易的协调与维护至关重要。在网络组织的生产活动中，自动调节、强制调节和社会调节相互交织在一起(闫二旺，2005)。

(二)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

Hakansson等学者对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网络模式。该模式通过分析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组织的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来解释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王忠耀(2002)认为根据网络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地位，网络组织可以分为有盟主的网络组织和无盟主的网络组织。EDF企业集团、分包制、虚拟企业等网络组织属于有盟主的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和产业集群等属于无盟主的网络组织。

(三)网络组织内部结构形态

传统网络理论认为网络连接是随机设置的，大部分节点的连接数目大致相同，即节点的分布方式会遵循泊松分布，有一个特征性的“平均数”。1999年，Albert和Barabasi基于强大的计算机运算技术，实证研究了万维网等复杂系统的网络结构，发现了网络组织的“无标度”(Scale-Free)特性。这一研究成果突破了随机网络模型的束缚，使人们认识到各种复杂系统的网络结构都遵从某些基本的法则。车宏安(2004)等人介绍了这种复杂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一些网络中占少数的集散节点拥有大量的连接，而其他大多数的节点拥有的连接都比较少，“平均数”不存在。这种网络形态被学者称为“无标度网络”。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系统，它的知识系统配置和运行效率由自身的网络结构决定，或者说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是构成集群动态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学者们从组织管理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组织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出发，已经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下面从三个方面分别加以概括和归纳。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构成模式

国外学者青木昌彦、Grant、Markusen、Lynn Mutelka和Fulvia Farinelli、Elisa Giuliani，国内学者李凯、李世杰等指出，一方面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是大量相关企业、辅助机构在协作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地理集中形成的生产协作网络，具有经济组织属性；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又嵌入了本地经济组织主体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区域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具有社会属性。同时，产业集群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网络系统。李凯、李世杰(2007)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层的连接关系归纳为以下三类模式，即以纵向产业链为主导的链条模式，以竞争合作互动为主导的齿轮模式和以公共性投入和生产要素共享为主导的沙滩模式，他们还将社会网络层的经济联系概括为两种模式，即官、产、学、研合作主导型的菱形协同模式与孵化器主导型的孵化器模式。他们还指出，产业集群网络是生产分工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知识信息网络的耦合网络。在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中存在生产模块、价值模块和知识模块三个不同层次的耦合现象。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竞争优势

我国的蔡宁、王发明、张杰、李凯、李世杰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存在逻辑关系。由于集群网络的分工结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等一系列结构安排，决定着产业集群的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不同的集群网络结构形成了集群不同的竞争能力。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存在模块化竞争机制，并通过生产模块化竞争、价值模块化竞争和知识模块化竞争三个层次的耦合结构表现出来。专业化分工是集群组织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组织模块化是集群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另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通过完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增强集群竞争优势的建议。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风险

Markusen、Tichy、吴晓波、蔡宁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网络在产生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导致额外成本，导致不完全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偷懒，从而引起网络成本提高，削弱网络的优势。无论是静态的“锁定效应”还是动态的“路径依赖”，抑或是“结构性风险”，都会降低产业集群的“适应性”，即集群通过自身的动态演进适应集群内外部环境的能力。蔡宁等(2006)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属性会给集群带来以下风险，即小世界属性可能导致网络的锁定效应，无标度特征使得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具有鲁棒性和脆弱性双重特征，要增强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就需要增强其鲁棒性，降低其脆弱性；与分包制、战略联盟等网络组织相比，产业集群网络组织所呈现的网络失灵现象，使得产业集群具有网络模糊、既非共同也非互补目标、非正式契约、进出壁垒低、主体多样等特征，从而产生不确定性风险。

四、产业集群评价研究

对产业集群进行正确评价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产业集群集聚度评价和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一)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展开的。定性分析主要是针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主要是运用产业集群各方面的统计指标构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模型，进行定量评价。

波特教授最早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规范的定性分析。他的钻石模型从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者，需求状况，相关的支持产业，要素状况四个方面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他从静态的角度奠定了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基础性工作。Feser(2001)则考虑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动态因素，从生命周期(时间)、地理(空间)和关联关系三个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Tracey(2003)等认为应从五个维度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即功能差异化程度、网络密度、网络凝聚力、网络集中化和网络基础设施质量。而Mitra(2003)认为产业集群有11种属性：地域范围、密度、宽度、深度、活动、跨度、领导能力、发展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和产权结构，综合这11个方面的能力表现，可评判产业集群竞争力状况。可见，定性评价主要是通过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来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整体水平，其特点是主观性较强，所得到的结果也比较模糊，一般难以就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强弱得出明确结论。

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同时，近几年来许多学者也在尽力探索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定量分析工具和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Padmore和Gibson(1998)，他们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GEM(Groundings-Enterprises-Markets)模型，该模型通过系统方法来评价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劣势，包含三对共六个决定因素：基础(groundings)，包括资源和设施；企业(enterprises)，包括供应商及相关辅助产业，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市场(markets)，包括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他们根据24世界范围的集群竞争标准给六个因素打分，分值从1到10，最后按照公式计算出最终得分，进行定量评价。他们针对加拿大等国家的产业集群的实际应用GEM模型进行了分析，证明了GEM模型的有效性。另外，还有区位熵和投入产出分析法、空间规模法、产业细分法和动力机制法等定量评价方法。意大利学者Elisa Giuliani(2005)以企业内部因素为中心，解释了一些产业集群锐意进取而其他集群落后衰退的原因，她的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层面的知识基础和集群吸收能力与产业集群潜在的增长之间存在概念上的联系。

我国学者在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徐顽强、李华君、李月(2009)基于GEM模型对武汉光电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提高竞争力的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陈剑锋等(2002)用专利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并以此评价了产业集群竞争力。郑海天、盛军锋(2003)构建了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来量化集群竞争力，并对广东省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林平凡等(2003)设计了工业园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复合模型，为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提供了参考。蒋录全等(2006)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也进行了分析与设计。他们的尝试为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

(二)产业集群集聚度评价

张明龙等(2008)认为产业集群集聚度就是对产业集群内部网络生态系统的衡量和对其外部影响力的评价，然后他们分别从上述两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来评价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关于产业集群的内集聚度评价，包括核心价值网络指标、中围支撑网络指标和外围推动网络指标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中又包括若干个指标；关于产业集群的外集聚度评价，则分别从产业集群的地区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及其综合分析、产业集群的区位熵分析等方面来设计指标。

何雄浪、李国平(2009)认为产业集聚度的测度指标主要有绝对集中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区位熵指数、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和哈莱—克依指数等。他们还对这些指标在我国产业集聚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评述。

(三)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进行了初步研究。张廷海、武云亮(2009)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和风险机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倪荣(2005)运用风险决策模型对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尹建华等(2009)基于模糊评价法提出了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浙江大唐袜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赵联强、贾晓霞(2010)运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对临港产业集群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并建立了双层评价指标体系。邓小军(2011)在构建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估框架的基础上，借助三角模糊数评价法对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初步研究成果都值得肯定，但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也需要更多实证案例与数据的支撑。

五、经济预警研究

在1888年的巴黎统计学会上，西方学者第一次用不同的颜色描述经济运行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宏观经济预警思想正式产生。1950年，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主持建立了新的经济景气监测系统。此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宏观经济预警的专门机构。

一般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预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9月，国家统计局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的“全国青年统计科学讨论会”是我国第一次宏观经济预警研讨会。1990年，毕大川和刘树成出版的专著《经济周期和预警系统》第一次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从理论层面到应用层面进行了全面研究。2007年，余根钱编著的《中国经济数据库及监测系统》对我国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近十几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将经济预警理论应用于产业风险预警，备受关注的产业有房地产业、电信业、集成电路产业、农业等。在微观层面，企业风险预警主要集中于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企业营销风险预警及企业经营管理风险预警三个方面。我国学者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佘廉站在企业整体经营角度研究了预警问题，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企业预警预控管理系统”,1999年出版了《企业预警管理论》，率先完整地提出了企业预警管理理论体系。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大批学者又开始将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从而开启了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管理研究的新方向。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目前学者们对产业集群风险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而深入。从研究方法来看，现在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从宏观上审视和分析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或者从系统论、组织生态学、网络组织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产业集群的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例如通过有目的的网络结构调整提高集群防范风险的能力。但是，总体来看，缺乏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量化研究。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各项衡量指标、集群正常运行的数量标准、风险识别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导致不少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成果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运用预警管理理论，从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属性出发，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结构风险的预警机制，构建预警体制，设计预警方法，进而建立完备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系，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