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层次与风险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社会网络组织系统，其构成具有一定的网络层次。而这种层次性直接影响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表现为不同的网络层次产生不同的风险。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次从企业网络结构、支撑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三个层次分析归纳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特征。

一、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与风险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按照产业集群内企业组织的关联结构，产业集群企业网络层的行动者之间的链接关系可以归纳为四类常见模式(如图3-1所示)：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和沙滩式。本研究调研了浙江省的多个典型产业集群，经过对比分析，现将各种集群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及其易于产生的风险归纳如表3-1所示，各种典型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具体表现将在第七章的实证分析中阐述。

二、产业集群的支撑网络结构与风险

在产业集群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核心网络层的企业组织和支撑网络层的各类社会组织在集群网络中的相互影响。支撑网络中的行为主体按照类别可以分为研发机构、各类服务机构、自律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

(一)研发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来自研发网络的产业集群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大学特别是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匹配性不高，二者甚至脱节，而大学教育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往往滞后于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近年来，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的许多企业出现技工荒，就充分反映了地方院校在企业专业化人才培养上的缺位。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和服务方面，比较技术创新的三种模式，即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产学研的合作创新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合作的动力不足，活力不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目标追求，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主要关注学术成果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关注不够。第二，合作各方在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得产学研合作缺乏统一协调的制度和机制，缺乏管理体制方面的保证。第三，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表现在合作各方在科技成果转让的价格问题、研发实体的投资与利益分配比例问题、成果权归属和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第四，外部条件不足产生风险，如合作信息、合作资金和政策法规的不到位等。

(二)服务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金融服务业对于产业集群中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意义重大。但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很多。一是中小企业具有自身的特点，数量多、规模小，财务管理不规范，造成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和担保体系不健全；二是贷款风险和成本偏高，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数额小、风险大和成本高的特点，加上中小企业的高倒闭率和高违约率，从而导致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贷款；三是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歧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即使经营业绩较好，在享受信贷支持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更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

服务网络是指为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咨询、法律、财务、会议展览、资产评估、物流配送等方面的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供给严重短缺，与企业的需求有很大差距。例如，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多数产业集群产生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取国际机构认证乃至开拓国际融资渠道等新的需求，由此导致对优质高效的国际化商务服务的需求迅速扩张。但是，在浙江的许多地市甚至杭州，相关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目前的集群服务企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也亟待提高，仍然存在企业规模小、层次低、服务和业态同质性强，甚至恶性竞争、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等突出问题。有些企业甚至采取相互拆台、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行为，给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三是集群服务业的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会影响服务的供给成本和风险，目前在浙江省，物流业信息化程度低仍是制约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四是对集群企业现实需求的凝聚和潜在需求的引导激励不足。部分生产性服务质量差、费用高且不稳定，妨碍现实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从而导致集群企业成本增加、风险系数加大。

(三)自律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集群自律机构主要是指由当地政府和集群内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代表集群整体利益，帮助集群成员实现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表现形式有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行业协会作用的效果与协会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有关。波特曾指出目前的同业公会似乎太过狭隘，只包括本产业成员，而未包含供应商、相关产业企业，由此导致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中易于滋生风险。首先，与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沟通渠道不畅，使得行业协会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其次，从组织性质来看，行业协会是集群内企业个体形成的组织化团体，是一种组织化的关系合约。其发挥作用并非基于治理的权威性，因此缺乏管理企业的强制性权威，容易造成行业内“搭便车”现象。最后，行业协会的外向度和开放性不强，使得协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和经验不足。

(四)政府部门与产业集群风险

我国目前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特点和体制特征，导致政府在处理与集群企业的关系时容易产生的消极影响与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政策性风险。即政府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与调整，都可能给产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带来风险。第二，政府失灵。这是指政府的过多干预或者权力的寻租，会破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或迁出。第三，不同区域政府之间恶性竞争，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会造成产业集群在区域之间不合理的迁移，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个地方产业集群的衰败和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产业集群整体布局的优化与协调。

三、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结构与风险

产业集群作为模块化的经济社会网络组织，必然镶嵌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网络组织的治理结构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密切相关。这种社会嵌入性(也称为根植性)按照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可以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

(一)社会网络结构性嵌入与产业集群风险

结构性嵌入是指产业集群不可避免地嵌入所在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形成某种特质，使其未来的演进和发展具有不断保持、强化这些特质，并且很难被其他潜在的、更优秀的结构性特征所替代的倾向。

一方面，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是区域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缓慢积累形成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学习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惰性，一旦形成，很难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因此，相对于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和不可预见性，非正式制度具有充分的相对滞后性与不同步性。另一方面，区域的历史传统、企业家精神、价值观甚至经济主体的行为习惯往往可以通过对新成员的教化及耳濡目染实现循环式再生，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传输和复制，深深地嵌入本区域的社会网络中。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时滞性和同质性再生导致了结构性嵌入依赖的产生。当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这种依赖性就会成为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与经济转型的壁垒，使产业集群被锁定在原有的发展轨道上低效率运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过度地嵌入本地社会网络的产业集群由于很难在全球范围有效地整合资源，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二)社会网络关系性嵌入与产业集群风险

关系性嵌入依赖是指行为主体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一旦形成某种特征及规模，便沿着既有节点不断自我增强、扩张，从而具有使行为主体很难再选择其他的甚至更优质的网络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网络是指人们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形成的能给行为主体带来既有情感和社会交往功能又有互惠意义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建立在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虽然基于信任的网络关系被认为是产业集群的有效治理机制，但是如前所述，关系性嵌入也会使产业集群产生依赖，导致集群成员合作的低效率，进而导致集群成长的锁定。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于由亲缘和地缘关系性依赖产生的社会关系专有性，波茨指出了其负面效应：“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禁止其他人获得利益；由于团体或者共同体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因此可能阻碍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随着集群网络密度增大，集群成员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力量也越大，波茨所说的这种负面效应就越强。另一方面，由业缘关系性依赖产生的社会关系专有性，从集群企业网络结构的视角来看，就表现为众多中小企业在业务和技术上对少数核心大企业的高度依赖，导致集群专用性资产比例过高，企业生产灵活性降低，将产业集群发展的风险高度集中化。这与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类型与风险研究的理论视角不同，但是研究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