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策建议

从上面几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是一个回落趋稳、增长步入常态化区间的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已在持续复苏的路径上得到启动和巩固。但是，4万亿元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部分农产品供求恶化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上涨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在没有过热的情况下出现泡沫蔓延、价格持续攀升、低收入阶层生活受到冲击等问题。

而2011年是在多种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交织作用下宏观经济运行复杂但却平稳的一年，一方面，由于“十二五”规划的启动、消费的稳定增长以及城市化的加速等因素，宏观经济具有进一步向上的推力；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逆转、房地产市场的变异、全球经济的放缓、节能减排以及产能过剩治理的强化等因素，宏观经济将面临下行的压力。与此同时，价格上涨压力的持续存在以及各种力量的变异都使2011年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进一步提升。因此，2011年也是考验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艺术的一年。

第一，2011年多空交织，但宏观经济复苏的基础较为扎实，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得到稳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较2010年有所回落，我们也应当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以有利于对价格水平上涨的控制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开启。“控物价、启规划、稳复苏”是2011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

第二，以“流动性回收”为主，辅之以“市场秩序的治理”、“多渠道进行供求平抑”、“价格适度释放”、“预期引导”等措施，对中国经济泡沫的蔓延和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扬进行治理。

1）2011年货币政策应当从目前的适度宽松向中性定位。建议M2增速不宜超过17%，新增信贷维持在7万亿～7.5万亿元。这需要中央银行设置150～200个基点左右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空间，同时进行适度加息。

2）考虑到2011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美国第二轮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以及国际资本异动等因素，为了避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加息不宜频繁使用，且幅度不宜过高。央行应当更多依赖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力度和标准等方式来回收流动性。

3）高度重视热钱流进流出的冲击，应当从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汇兑等多渠道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同时考虑资本与金融账户管制方式的改革，使短期资本流动阳光化，并加以适度引导。热钱规模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的负担可能高过单纯的热钱冲击。

4）货币当局一方面应当高度重视价格上涨问题，但同时不宜过度夸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造成通货膨胀恐慌症，从而进一步促推经济泡沫的蔓延。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主要商品物质的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建立商品供求通告制度，以破除民众对目前食品供给的恐慌。

5）在短期内，必须对重要物质的囤积、炒作行为进行打击，以整顿市场秩序。高度重视在现代大宗商品资本化的时代，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异，高度关注个别产品在供求关系变化之后所引发的“杠杆效应”、“新闻效应”以及“阀值效应”，及时利用储备以及国外市场来平抑供求的短期变化，防止个别价格上涨引起传染效应。

6）鉴于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多元化，因此在中长期内加强农业生产以适应目前加速城市化和进一步工业化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补贴，以对冲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同时改革农业补贴发放的方式；三是进一步加强农业流通体制的改革。

7）鉴于中国核心CPI并不高，CPI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严重的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恶化问题，因此，我们要防止将通货膨胀的民生问题宏观化，应当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如低收入补贴通货膨胀指数化、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以加强低收入人群对通货膨胀冲击的抵御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中解放出来。

8）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为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发达国家的目标值，建议值为4%。

9）货币政策不仅要高度重视流动性回收中的困难，而且要关注大量留存于房地产和其他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变化。货币政策在进行总量收缩的同时，必须强调结构性的调控。

10）适度利用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来对冲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三，鉴于目前房地产行业资金依然相对充裕，还没有到达资金链紧张的“调整点”，因此，房地产调控还必须持续。考虑到货币政策转向，进一步收紧房地产行业的资金依然具有必要性。但从中期来看房地产行业“供小于求”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后，以行政性手段为主的本次新政的快速退出依然可能带来报复性的房价暴涨。因此，房产新政必须在持续稳定实施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局面，并缓慢出台制度性政策以达到“稳需求、扩供给、挤泡沫、纠扭曲”的目标，因此，政府不仅需要落实廉租房的建设，同时还必须加大土地投放和开放投资的力度，房地产交易税等制度性改革宜渐进推动。具体来讲：

1）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当进行转变，不宜多元化，短期以“控资金”为主、中期以“增加供给”和“制度建设”为核心。

2）高度重视房地产商资金链的变异，关注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的路径和深度。

3）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进行结构性大调整，应当坚持以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为主体，积极倡导各地在保障型住房建设中的创新，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对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的投入。

4）政府财税体制改革虽然是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化的关键，但不能由此放松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政府一方面要改变在土地市场上的“胡作为”，同时也要改变在保障性住房上的“不作为”，房产税的出台是大方向，但考虑到房地产投资的深度下滑会引起全局性的总量失衡，出台的时间可以延后。

第四，为配合“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收缩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当保持总量积极的原则。

1）2010年财政超收较大，应当考虑将部分纳入平准基金，部分可以用来支持“十二五”规划中大力开展的各项社会改革，不宜进行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项目投资。

2）2011年的财政赤字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大，在扩大地方政府发债权力的基础上，重点用于扩大地方国债的规模，建议规模在4000亿元左右。

3）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的同时，要重点对政府财税制度进行试点性改革，例如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进行税制转型的试点。

4）减税与税制体制转型应当并行。在收入结构上，一是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这两个税种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使得自动稳定器能更有效地预防经济波动，并为治理波动提供宏观调控工具；二是以将部分含碳产品的税率提高到30%、其他产品税率降低为9%的方式来重构增值税税率，在降低增值税所占比重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这样的全球污染物和二氧化硫这样的地区污染物；三是必须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

5）为了在新时期的多重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我们还需要对支出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作为自动稳定器的重要内容，失业保险必须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需要从“十一五”期间的0.07%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0.5%。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除此之外，为了改善收入分配，还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以城乡低保为主的社会救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6）中央政府应减少转移支付的规模，从政策制定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了平衡上述四个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要使自动稳定器更好地起作用，税收、支出等须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的工具，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失业保险等必须由中央政府负责。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制度是必要的。中央政府也需要从政策制定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应该相应减少。

第五，中国消费加速不能依赖于一次性的行政刺激，消费政策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

1）如何启动“收入倍增计划”对消费启动具有战略性意义。

2）一方面，要正视工资上涨的积极意义，避免“转型急躁症”，防止行政主导型加薪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强化由市场驱动引起的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

3）积极探索使低收入人群消费启动的配套设施的建设，例如家电下乡中的内网改造，电子产品下乡中的通讯设施改造等。

4）积极出台使高端消费本土化的改革，通过征收关税和建立消费特区等手段，防止中国大量高端消费的外流。

5）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延缓汽车等产业在消费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第六，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往往具有“无创新的复苏”、“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多元化”、“新兴产业不确定”等特点，政府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在短期内行政性地找寻到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人为推广那些没有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的产业，而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做文章，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十二五”规划在新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扶持上应当更多地采取市场化的方式。

第七，21世纪以来的各种行政性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的失败证明了，任何不顾世界分工体系变迁规律和中期产业调整逻辑的结构性调整都注定会失败。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开启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而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结构性调整。政府应当高度重视这种拐点性变化的重要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应当为促使这种拐点机制的启动服务，因此强化低端劳动力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劳动法》，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配套改革应当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第八，由于未来经济下滑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总需求的周期性收缩，而且来源于上一轮周期投资膨胀和衰退时强烈刺激所带来的供给方量，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要启动常规性的需求政策，以防止总需求过度下滑，另一方面应当启动供给管理政策，将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过剩产能的治理上升到供给管理的层面加以推动，以规避经济上升期进行产能治理所导致的各种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