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文

■重要讲话、文章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高校思想文化阵地——在北京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2月13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副主席在17次高校党建会上分别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现结合我校近年来的工作，谈谈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的关系，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把握学校工作的大局。高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科研，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意识形态工作应当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意识形态工作事关高校工作全局，学校党委要从政治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态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和处理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抓好学校工作的政治导向，为学校事业的发展，为教学改革、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二是要正确处理好正面引导与批判错误倾向的关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的思想观念。高校历来是各种学术观点、社会思潮萌发和争鸣之地，高校师生又是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当前多元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一些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怀疑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怀疑甚至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言论不时泛起。因此，必须坚持正面引导的方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生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思想，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同时，对于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错误理论观点，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和抵制。对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着眼点要采取民主的、讨论的、说理的方式。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人，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周围。学校领导平时要主动同教师交朋友，特别是同那些学术造诣高、社会影响大的学者交朋友，增进感情，加强引导。

三是要正确处理好学术自由与政治纪律的关系，坚持“双百”方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把握意识形态导向，要正确处理好学术自由与政治纪律的关系，做到“研究无禁区、学术有自由、教学有原则、宣传有纪律”，具体要求：第一，要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对于学术问题，要支持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术流派的自由探讨，相互切磋和争鸣。不应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去对待和处理。但在事关重大政治原则的问题上，也不允许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进行自由的“争鸣”。第二，要注意学术研究的理论导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完全“中立”、“客观”、“超然”的“学术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存在的，“远离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代表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如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思潮就不能采取完全“中立”、“客观”、“超然”的态度予以介绍、宣传，更不允许在师生中进行大肆宣扬和鼓吹。第三，在课堂教学、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中一定要用成熟的、科学的观点和理论教育学生。教师编写教材，在课堂讲课，不是个人行为，要遵守教学规范，不允许公开宣扬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各种错误观点进教材、课堂，误导学生。

四是正确处理好推进对外学术交流与严格管理的关系，注意抵制意识形态渗透。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文化，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的管理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基金会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对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涉及到敏感、有争议或国外敌对势力经常做文章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涉及国家政策执行和政府控制的问题与领域，涉及有关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地理、宗教等问题时，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严格把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办好文科高等教育——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座谈会”上的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2月27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文科）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认真回顾总结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梳理其中独特的“中国经验”，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科人才培养、繁荣学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新时期文科高等教育面临的形势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国各项事业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也迎来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重理轻文”等思想的长期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一段时间处于不均衡的发展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并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认识。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2001—2002年间，江泽民同志先后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三次发表关于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2004年5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为今后一个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我们党关于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说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已经树立。

在实践中，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我国基本建成了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应用、创新体系，成为当代世界多样文化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主要成就可总结为五点：一是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较为齐备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二是基本形成了规模、科类、层次相对完整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持续扩大，2006年文科在校生规模达到859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一半，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展开，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不断完善，教学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三是培养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较高水平、思想坚定的教学科研队伍，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四是建立了国家、地方和高校三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和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恢复和加强了人文社会科学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五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世界，在世界多样文化中开始发出中国的声音，初步发挥了中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树立以及过往成就的取得，都为文科高等教育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理念的提出，向文科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现、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涌动和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加剧，也都向文科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而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高等教育包括文科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尚不能令人满意，在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教材建设、教风学风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要想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下推动文科高等教育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认清当前的形势，正视存在的问题，切实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系列方针和政策措施，力求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按照文科的规律办好文科高等教育。

二、当前文科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下提到的五方面问题，有的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有的则是因为没有尊重文科的特殊规律造成的，但在我们看来，都是文科高等教育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文科的人才培养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文科的学术繁荣也很难实现。

（一）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尚未在制度层面得到有效落实

党和国家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了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治党治国的高度提出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高度重视仍未在制度层面得到有效落实。自然科学有若干国家大奖，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领域有国家级实验室和研发中心，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领域设有院士制度，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院士制度，一批作出杰出贡献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学术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这两年国家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理工科的院士自动进入一级教授岗，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教授岗位至今尚未落实。另外，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本上仍是按照理工科的思维、价值取向、评价标准、指标体系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工科模式”和管理的“工程化倾向”现象严重。这一切，都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实践当中得不到真正落实，甚至往往被扭曲、矮化和弱化。

所有的理念，都要通过行动来落实，通过制度来保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也不例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我们呼吁：要把党和国家重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政方针首先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来，包括人事制度、奖励制度、学科制度、经费投入制度等，从制度层面来真正扭转“重理轻文”，落实“四个同样重要”，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文科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认识不够，文科高等教育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和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体系。对这一点持有清醒的认识是加强文科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基础。作为知识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现在社会上包括高校之中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上存在浅薄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一些人认为几个老师几本书就可以办文科。近年来，文科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张太快，浮躁之风严重，一些高校盲目发展文科专业尤其是应用性专业，导致学校定位不明、特色遗失、专业设置趋同、办学质量得不到保障。有些学校在办文科时缺乏甚至完全没有责任意识，不是根据自己的实力、水平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而是盲目跟进市场和眼前需要，仓促上马。以新闻学类专业点为例，1999年到2004年5年内，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70个；到2005年，我国新闻类专业点达到661个，一年就新增202个，几乎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建立的专业点总和的两倍。这些专业点的教学质量如何，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学生的利益，也损害了学校的声誉和高等教育的整体声誉。除此之外，在文科专业的设置方面还存在着专业划分标准混乱、专业名称不规范、新设专业缺乏明确标准和质量要求等种种问题。

作为价值体系，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对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着重大影响。在当前社会多元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在文科高等教育中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同时，让我们的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开设几门思想政治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现在在这方面缺乏科学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指导，也存在着一些学者不肯或者不敢公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的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基本被取消，学生无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样的混乱现象首先就体现在教材建设上，现在，相当一部分文科教材既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观点，也不注重知识内容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前沿性；而且文科教材泛滥成灾，各个院校自编教材，互相雷同甚至抄袭的不少，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浪费和低水平重复而误人子弟。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等学校的自律，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科学有效的指导和管理。

（三）文科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办学条件亟待改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经费也有了较快增长，但经费增长速度远低于高校在校生规模扩张速度，导致生均公用经费逐年下降。文科生均经费低于理工农医，是所有学科门类中最低的，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国高校获得的文科科研经费更是严重不足。最近几年，文科科研经费相比过去，有了较快增长。即使这样，仍然很低，以科研经费最高的2008年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总经费约2.4亿元，目前高校从事文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有50多万人，每人年均不到500元；而实际资助比例更是只有10%左右。高校文科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教学科研设施的改善、教学实践活动的进行、教师队伍的优化和原创性成果的产出，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四）文科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观念存在功利化倾向，教风学风有待提高

现代大学的组织形式和学科制度只重视适应知识的高度分化的要求，而忽视了对知识的高度综合的适应，它使专业产生凝聚力的同时，也使本学科专业与其他专业相脱离，不仅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知识割裂为狭窄的知识领域，而且将人才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狭窄的职业训练。在专业与功利的影响下，大学正逐步变成职业养成所，教育被抽去了精神，大学被抽去了灵魂。人文与科技的基础教育沦为专业教育或职业养成的点缀与装饰。一些人视大学为职业养成所，一味强调市场需求，以为教给学生的应该是谋生技能。有的学生也把读书看做谋职之需，不肯踏踏实实地学好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文科高等教育中“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功利主义、过弱的人文精神”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在一些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大学缺乏宁静的精神和自持的品格，不能赋予教师和学生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氛围；一些教师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踏实的作风，不能起到“道德文章、堪为师表”的作用。教风学风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严重影响了文科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繁荣。

（五）文科高等教育的国际文化交流“输入”远大于“输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很弱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单向输入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浅尝辄止或食洋不化以及误读、误解、误导的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我国地位相应的国家软实力得不到应有的张扬，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相当微弱，缺乏推介我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有效方式，缺乏深入总结和解读中国发展经验、发展模式的有效成果。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阻滞我国和平发展的一个瓶颈。

三、政策建议

以上问题的解决，显然不仅需要大学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尊重文科的自身规律，加强科学有效的指导

要充分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又是一个价值体系，肩负着提升国民素质、教化民众、塑造时代精神、丰富民族思维的重大责任。因此，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不仅仅是面向文科学生、培养文科人才的问题，对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全体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接受的教育内容，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贯穿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各个院校都应该开设一些文科课程，有一批教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这对于改善学校整体的学术氛围和环境，对提高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办文科。应该进一步明确文科专业的设置门槛和质量标准，加强对文科专业设置的规范管理，坚决纠正专业设置中的混乱现象。应用学科专业要科学布点，不能盲目增设新专业点，尤其要严格控制某些专业点布局太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学科专业。要修改目前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严重脱节的、本科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严重脱节的学科专业目录，适当增加面向国家长远战略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比如国学。

（二）适当控制增长规模，强调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加强学风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

同整个高等教育一样，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文科的人才培养也要由规模扩张转变到质量提升的道路上来。文科高等教育规模要适度，结构要进一步优化。要改变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文科的特点加强文科的教学工作。要形成符合大众化高等教育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人才培养质量观，根据大学类型和层次确定不同的质量标准，探索与之配套的有效的质量控制办法和评价体系，强调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在研究型大学，尤其要重视人才培养中的宽口径和厚基础，大力推进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人格的养成。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当中的价值观导向，加强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以多种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特别关注和加强对文科教材建设的指导和规范，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吸纳到教材中。要大力推进教学制度的改革，切实实施学分制、弹性学制等制度。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教学实践环节，保证文科学习的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要大力提高教师队伍质量，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加强学风和师德建设，营造鼓励探索、尊重探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提倡“爱岗敬业、淡泊宁静、潜心治学、奋发进取”的学风和教风。

（三）加大投入力度，特别要关注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萎缩情况，着力改善文科办学条件

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实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财政性经费的三个增长，使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最迟在201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1%左右。与理工农医相比，文科高等教育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在普遍提高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的基础上，要适度向文科高等教育倾斜；在普遍增加生均拨款的基础上，文科学生生均拨款标准应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加大对文科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数量因素，更要关注质量因素；同时，根据文科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科研事业费制度。

“211工程”、“985工程”是高等教育领域国家重点建设的战略举措。在建设过程中，要真正体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加大对文科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学科和课题研究的投入力度。要特别重视对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扶持，防止这些学科的萎缩。

（四）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文科高等教育的规律，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和合理的激励制度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评价机制、评价形式亟待创新，既要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也要体现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有着统一的国际评价标准，而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其特殊性，既不可能按照理工学科的国际评价标准，也不能按照由西方主导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评判和建设，我们应当摈弃评价的“理工科模式”和管理的“工程化倾向”，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努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

要摒弃目前实际存在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性歧视，建立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激励制度。设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奖项，设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研究基地，恢复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或实施相当于院士制度的制度安排，就是要从制度层面真正扭转“重理轻文”现象。

（五）积极而又严谨地扩大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努力增强我国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方面，要在深度、广度上下工夫，要在鉴别比较中借他山之石攻玉，同时要防止食洋不化，防止缺乏研究的误读、误解、误导，更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西化”我们的图谋。要加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加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验、成功发展模式的总结和推介，从而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力量，为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贡献力量。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是加强能力建设，尤其是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术出版物能力建设；二是扩大中外学生交流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

四、我校文科人才培养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文科人才的培养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经验。

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希望能够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科人才？我们认为，未来的社会要求的人才应有坚定的思想信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知识结构上应该具有相当的国际性、开放性，对变化具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同时又能对真善美有执著的追求，具有一定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又对多元文化具有理解和同情，具有从书本和实践当中不断学习的能力。基于这些理念，我们在反思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人才培养的四个要素：道术结合、文理交融、中西会通、知行统一。

（一）道术结合

针对当前社会重术轻道的“功利主义”现象，我们提出道术结合，就是要注重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更要注重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培养。文科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文科学生的潜力之所在，所以学校一贯高度重视学生思想引导，强化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与训练，认为夯实基础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根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不断探索“宽口径、厚基础、多选择”的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加强通识教育。一方面，通过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修订完善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教材等方式，下大气力加强基本知识教育和专业基本理论教育，通过系统、科学的基础性课程设置来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校人文学科齐全、师资队伍实力雄厚的优势，要求“名师上本科课堂”，同时聘请校外专家开设高质量的系列讲座，内外结合，丰富课程体系，提高课程质量，通过高质量的基础性课程来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德性。在教学中，学校强调并引导学生大量读书，尤其注重阅读经典和元典，并以学科专业或专业主干课程为中心，有选择地遴选必读文献，逐步建立本科必读文献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促进研究型教学，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

（二）文理交融

文理交融就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中国人民大学有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最新的一轮学科评比中，就有7个一级学科获得全国第一。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太强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优势，会不会让学生的思维过于人文社会科学化？越是人文社会科学强大的学校，越要注意学生科学精神的养成。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大力加强人文社会学科专业中的基础科学课程建设，要求所有的非艺术类学生都必须学习数学和逻辑类的课程。最重大的举措是在这些年成立了理学院，并以“有基础、相关联、高起点、入主流，力争高水平”的思想建设精干的理工学科。通过理学院的建设，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而且在学校形成了文理交融的学术氛围，促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三）中西会通

针对前些年人们的目光只向“外”看，不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学生应当既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亦应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和理解；自己的文化优势往往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学校这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促进学生知识和思维方式中的中西会通。最重大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成立国学院。通过国学院，不但可以克服文史哲分家带来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传承文化，接续文脉，为培养未来的优秀国学人才提供良好的平台，而且可以通过其扩散效应，提高全校学生的国学修养，在学校形成重视学习传统文化精粹的氛围。二是实行提升国际性战略。学校制定了提升国际性战略行动纲要和实施细则。在提升学生的国际性方面，学校千方百计扩展学生的国际交流和学习机会。不但通过校际协议等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力加强交换学生的派出，对学生国际交流采取奖励性和鼓励性措施，继续注重吸纳外国留学生，而且，自2009年开始学校进行人才培养制度的大变革，试办暑期学校（国际小学期）。我们要求人民大学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参加一次暑期学校学习。暑期学校实行校院两级办学，通过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开设特色项目、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来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把握最新学术动态，增加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同时，暑期学校还将有助于促进中外教师交流，推动国内教师教学方式与方法改革，由此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四）知行统一

文科学习不像理工科，有大量的实验要求，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文科学生的学习很容易犯从书本到书本的错误。针对这一点，学校十分注重文科学生的知行统一和动手能力。

当然，文科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工科学生不同，不是做实验或操作仪器设备的能力，而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深入社会实践来学习理论、领会理论、发展理论、创新理论的能力。为了促进学生的知行统一，近几年来，学校在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研究型教学体系、实践型教学体系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这三个体系的建设，形成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效融合的一些办法。

在课堂教学中，学校重视推动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重视课堂学习中的学术研讨、科研训练和读书报告，通过科研带动教学，促进教学相长，优化人才成长环境，营造浓郁的校园学术氛围。学校鼓励文科特色的实验教学方式，如法学院的“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经济学院的“商务谈判模拟教学”、“实验经济学模拟教学”等。学校投入经费设立面向学生的科研基金，鼓励学生课余的科研活动，锻炼学生进行科研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是能积极参加各种科研竞赛并展现实力，比如人大的学生在历届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都能取得好成绩。学校还十分注重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为配合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各个学院都有对口的实习基地，如：历史学院在河北磁县的考古基地，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习平台；国学院在许多历史文化遗址（白鹿洞书院、武夷书院、山西皇城相府、太湖书院等地）设立了实习基地，并创设了别具一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计划；经济学院为强化实践与教学的密切结合，与很多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合作，建立日常教学实践基地。

通过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我校的文科人才培养工作得到加强，符合当前需要的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正在逐步形成。当然，要将“道术结合、文理交融、中西会通、知行统一”这四个要素较好地体现在学生的培养当中并非易事，我们将一以贯之，继续探索并躬行。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参加教育部举办的“高等学校文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座谈会”上提交的书面材料，部分内容在会议上宣读。文章的前三部分以《在历史新起点上办好文科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8期。全文收录于纪宝成：《大学的探索》（第一卷）。）

在亚太国际教育协会（APAIE）2009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4月16日）

尊敬的蒋树声副委员长、郝平副部长，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在这样一个春光烂漫的美好时刻，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亚太国际教育协会2009年年会隆重开幕了。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浪潮纷至沓来，各国高等教育的相互交流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加强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世界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国际性日益增强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大学传统特征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2006年3月，由韩国高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我校等13所亚太地区的大学共同发起创立了亚太国际教育协会。

协会以推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为宗旨，每年春天组织一次年会和展览，迄今已经拥有机构和个人会员283个，协会已经逐渐成为与北美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和欧洲教育界年会齐名的第三大地区性国际教育协会组织。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下的亚太高等教育——发展领导能力，促进和谐发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新动态。正如各位所知，这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的大学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影响，使得多所大学的经营与运转以及学生就业等事务遭受到冲击。这次大会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应对危机、提高能力、促进和谐的良好契机，相信各位同仁能够通过这次大会，广泛交换看法，深入探讨问题，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应对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和建议。

作为亚太国际教育协会的创始会员，中国人民大学非常珍惜这次举办年会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著名大学，被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近年来，人民大学在学科建设、校园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教育部今年1月公布的全国81个一级学科排名当中，中国人民大学有7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总数居全国第三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继续领先。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致力于全面提升国际性，通过扩大学生交换规模，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提高留学生质量，实施国际小学期，在苏州建立国际学院等举措，努力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了解中国的重要学术窗口和国际学术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此，我真诚地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常来人民大学做客，让我们加强联系与合作，通过共同努力，为推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不断提升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的水平，促进世界的发展和和谐，作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祝年会和展览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祝各位在北京期间生活愉快！

加强学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4月27日）

来到国防大学介绍情况，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我毕竟在普通高校工作，对军事院校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只能就我们学校学科建设的情况给同志们作一下介绍，希望对国防大学的学科发展有所助益。

一、中国学科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学科是对学问的一种学术分类，它表现为人们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把人类的知识积累进行划分的一种过程、一种制度。学科是立学之本、教学之范，它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关系到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协调，关系到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水平。所以，对大学来讲，加强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代对学科也有划分，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在清末西学东渐的过程当中，一些洋务派人士认为引进西方的学科制度对中国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这样的主张。清王朝当时很腐朽，但是应当说他们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上还是有精深研究的，没有盲目照搬西方。1904年，清王朝颁布的《大学堂章程》，把学科分为八个，即“八科立学”，第一个学科就是经学，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席之地，其他七个学科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理、工、农、医、文、法、商。

民国初年，由于当时社会思潮包括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排斥和贬低。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把经学这个学科就去掉了，只保留理、工、农、医、文、法、商七科，学科制度基本上是全盘西化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我国目前设置了12个学科门类，另外还有一个军事学门类。国防大学很多学科属于军事学门类。除了军事学以外的12个门类下设81个一级学科，每个一级学科下面还有若干个二级学科。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基本上是以二级学科为基础，设置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高等学校抓发展最基本的方面是抓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学校事业发展的“龙头”，抓住了学科建设就是抓住了学校发展之纲，就抓住了学校发展的“牛鼻子”。中国人民大学一向重视学科建设，目前人大涉及的一级学科有29个，拥有博士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有14个，这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民大学拥有博士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是全国最多的高校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拥有比较强大的学科实力，今年元月份，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公布了全国高校一级学科的评估结果，人民大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7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即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排名第一的学科数量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三。第一名是清华大学，有12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大部分是工科。第二名是北京大学，有9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以文科和理科为主。人民大学的7个第一都是文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排名全国第一。第四名是中国农业大学，有6个学科排名第一。从中可以看出来，学科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方略和指导思想就是要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只有办出特色才能办出水平，也只有办出水平才能办出特色。

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强大的学科实力，当然不仅仅从一级学科排名这个角度来看，除此之外，人民大学有33个二级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名列全国高校第一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检索结果显示，人民大学从2004年起发表论文的数量就一直居于全国第一位；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每年评选100篇，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最多的一年评了18篇，最少的一年只评了14篇，其他的都是理、工、农、医领域的，连续评了10届，人民大学获得优秀博士论文的是24篇，在人文社科领域遥居全国第一位。这些数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说人大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应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学校师生员工长期奋斗、辛勤劳动、长期积累的结果。

二、如何加强学科建设

如何加强学科建设，我自己体会，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守大学的使命，守护大学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处在激烈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都涌进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意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并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许多地方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忽视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而是指导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是统领我们各个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

市场经济的大潮对高等学校也有很大的冲击。在我看来，大学的基本使命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如果没有人才培养这一条，大学就成了纯粹的科研机构，就不能称为学校；如果没有高深学问的研究，没有知识创新，那可能是小学、中学，很难称得上是大学。所以培养人才和发展学术是大学的基本使命，社会之所以要大学这样的机构存在，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职能。这本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有时就犯糊涂了。急功近利、浮躁之风在高等学校同样有所反映，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比较严重。一些人模糊了甚至忘记了大学是干什么的，模糊了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职能和使命是什么，忘记了人才培养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或者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反而把社会服务等衍生的职能当成基本职能，更有甚者则是宣扬教育市场化，要以办企业的方法办高等教育。大学中也有不少教师评了教授以后就不太愿意再上课，或者不太愿意多上课，或者只给研究生上课不给本科生上课。这样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存在的。

一所大学如果对自己的职能和使命认识不清楚的话，还谈得上什么学科建设呢？前年我在北京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是《变革的时代呼唤宁静的校园》，这个演讲引起了与会中外校长们的广泛兴趣和一致赞同。我记得当时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就站起来发言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说，中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大学教授拎着包到处跑，像个商人；企业家到处出书，像个学者。这样讲当然有一些极端，大学里面还是有很多潜心治学的优秀学者，但是急功近利、浮躁的风气对大学的冲击确实还是很大的，以至于大学的精神得不到彰显。大学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这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如果一所大学崇尚金钱，追求功名利禄，哪里还会关心学术的发展，关心人类的命运？哪里还会去攀登科学的高峰，营造知识的殿堂？居里夫人当年搞研究的时候，她是为了功名利禄吗？不是，她就是为了追求科学、追求真理。如果一所大学的教师没有崇高的学术理想，没有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正气，整天谈股票，谈各种各样的名利场上的事情，这样怎么能有学科建设的辉煌成就呢？

所以，在人民大学，我提出抓学科建设首先要坚守大学的使命，守护大学的精神。尽管我们学校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主流价值是好的，我们的各项规章制度是指向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比如我们规定教师不准在校外兼实职。我2000年刚到人大当校长，就说人大的商气太重，有些做法不大像高等学校的作为。教授就是教授，可以在社会上兼职，也可以到校外去讲课，这是联系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渠道，但是不能在校外兼实职，去当经理、当老板，一律不允许，否则就应辞职，就请离开人民大学。这一条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当然人民大学绝大多数教师是非常敬业的，非常热爱学生和学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优秀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教师提出很多殷切的希望，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关爱学生，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胡总书记讲得非常中肯，切中时弊，引人深思。大学如果不宁静，大学的教师如果不静下心来，学科建设就没有办法搞上去。

（二）要把握学科建设的正确方向

这一点对我们人民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民大学的学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学科建设的正确方向。我记得2000年到人民大学上任校长之前，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找我谈话。我向至立同志提到两个方面：一是希望教育部在经费上支持人大，要给钱，人民大学太穷了。第二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好，心里面感到有些忐忑。至立同志当然给了我很多鼓励。对于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保持各个学科的与时俱进，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述这几个方面要做到有机结合，否则学科建设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各种文件讲得非常多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又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事件，使得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渺茫了；我们国家曲折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左”的严重错误，比如“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对普通老百姓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的回归，他们发表文章，声称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以英美为师”，这使得人们对改革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形成了模糊的认识；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实际上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些政策。再加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的比较僵化、比较教条，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有的可能偷懒，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愿意研究，不愿意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有的则胆子小，缺乏或者没有理论勇气，不敢进行理论创新。这几种精神状态都使得我们对改革开放当中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实践，不能很好地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就可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党中央在群众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这些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我们国家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大局，把握了方向。但是在我们高等教育界，在大学具体进行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在新形势下高等学校的办学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比如有的高校把马克思主义课程“砍”得差不多了，仅仅在“两课”里体现一些，其他课程情况如何就很难说了！比如有的学校经济学的课程全部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新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几年都不怎么讲了；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都不考，全部考西方经济学的。全国高校现在专门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很少了，有的大学经济系都把《资本论》的课程“砍掉”了，当然我们人民大学还有《资本论》专家，还有《资本论》的课程。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来了，西方国家开始重视《资本论》，原来不重视的人中有些人才又开始研究《资本论》。所以，仅在口头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切实体现在学科建设之中。在我们人民大学，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更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瑰宝，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课题，可以产生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可以产生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我们应该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要认真、系统地精读、精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体系。对人民大学的教授来讲，只读一两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要系统地、原原本本地读经典，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教师必须要做到的，在人民大学我们非常强调这一点。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来讲，还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学术自由，这些对学科建设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理论创新，没有理论的创新就很难有学科水平的提高。所以我在人民大学明确提出，只要拥护宪法和法律，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的任何学术观点都可以存在；不允许随便给教授带上“左”的或者“右”的帽子；不允许在教授当中划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不允许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当然也不允许把政治问题学术化。我们褒奖成功的学术探索，但是也善待、宽容失败的探索。我们学校把这样一些思想在各种评价体系当中都体现出来，从而在学校营造了一种学术自由、鼓励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人民大学的学术风气是健康的。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而且以“中国人民”这样的名字来命名，人民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渗透在学校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当中。有人认为人民大学是学术最自由的一块地方，我们努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术自由较好地统一起来，创造出健康、宽松的学术氛围，从而有利于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

（三）要解放思想，提高科研水平

加强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而提高科研水平本身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是科学研究。而要创新就必须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不迷信任何教条，破除所有迷信，我们既要破除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东教条，也要破除照搬西方的西教条，还要破除在改革开放当中形成的新教条。我觉得特别要警惕一些成功的经验变成我们继续前进的桎梏，从而形成新的教条。比如说“三来一补”、引进外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果还把工作重点放在引进外资上，放到“三来一补”上，恐怕就是一种新教条。我们应该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和教条，在科学研究当中必须倡导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创新，创新是衡量是否解放思想的唯一标准，也是学科建设能否抓上去，能否提升水平的根本途径。所谓创新，就是人们在实践当中通过研究事物的新过程、新本质、新规律而得出新认识，并且依靠新认识来发明新的实用技术或者新的实践方法，来创造新的事物或者开拓新的局面的过程。

创新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有问题眼光，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要关注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解决问题才得奖的，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眼光，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实现。我们号召广大师生要关注改革开放当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创新中提高科研水平。创新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这样才能够与时代的脉搏跳动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发现大量的问题。

创新还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需要有一种大智大勇、大无畏的精神。特别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创新更需要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学术勇气。如果只考虑领导会不会同意，学术大师会不会同意，是不是与现行政策相违背等等，就很难创新。

创新还需要科学的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认同与求异的关系。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整天胡思乱想那不是创新。

（四）要重视学科建设技术层面的问题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是指导思想以外，抓学科建设还有几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1．抓好学科布局结构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人大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三个意识、一个体系”。“三个意识”就是“特色意识、基地意识、一流意识”，这是我们从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同志考察人民大学发表的讲话当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体系”就是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体系。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学科规划、布局和建设的。除此以外，还要处理好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关系、优势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巩固加强优势学科，支持发展应用学科，扶持基础学科和交叉渗透学科。

2．抓好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

队伍建设主要是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学术梯队的建设；二是重视拔尖创新团队的建设。我们也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形成合理的学缘结构，防止近亲繁殖，本校的博士毕业生原则上不留校，留校的条件要求也非常苛刻。

师资队伍建设还有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事业留人、机制留人、感情留人、正气留人”。这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比如机制留人，和待遇留人不一样，机制留人包含了待遇留人，但机制有奖励的机制，也有惩罚的机制。人大对教师的考核是很严格的，每三年一次，已经进行了两次，每次不合格的都在10%左右，但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波澜不惊，没有闹事的。处置方式有几种类型：一种是转岗，一种是降格，一种是诫勉，还有一种是减少岗位津贴。由此，考核就形成了良性机制。再比如正气留人，人大倡导风清气正，对于频繁“跳槽”的所谓“大牌”学者，把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的学者人大不需要。《资治通鉴》有一句话“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说的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找得到的，但是为人师表、教人怎么做人的老师并不多见。我们希望人大的教授们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尽管我们不可能完美地达到，但是否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结果还是大不相同的。

在师资队伍建设中，我们还非常重视发挥教授的作用。人大2002年就实行了指导教授和责任教授制度，当时国家还没有分一、二、三、四级岗位教授，我们就把教授进行了分级，分为指导教授、责任教授和普通教授。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教授们在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人民大学，凡属学术性问题的决策，都要经过由教授们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通过，才能最后敲定。

3．抓硬件建设和软环境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

硬件条件主要包括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新世纪以来，我们采取了社会化、商品化、货币化的校园置换政策解决教师住房问题。人民大学的教师住房条件原来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倒数第一，现在成为全国教师住房最好的大学之一，同时，3000多户教职工搬到校外居住，把宝贵的校园空间腾出来用于教学科研，也改善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有人可能会问，抓教师住房条件跟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其实这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如果不把教师的住房问题解决好，高水平的学科建设肯定搞不上去。在保证教师安居乐业的同时，我们还关心教师的工作条件。人民大学过去用于教学、科研的用房非常少，只有12万平方米。通过这几年建设，教学科研用房已达到30万平方米，实现了教授每人一间工作室，副教授两人一间工作室，讲师三人一间工作室。人民大学的校园网是后起的，有后发优势，现在已建设成为中国高等学校最先进的校园网之一。此外，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也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除硬件条件之外，软环境建设对学科发展更加重要。人大着重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环境，营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营造一种鼓励人们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这“三个营造”为主的软环境建设，当然要经常讲，但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制度建设、通过行动来体现出来的。我们有许多例证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环境和氛围的客观存在。

4．抓国际性的提升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我们在提升国际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人民大学国际性的程度还是很高的，留学生有1500多名，其中攻读学位的有1300多名，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学生国际交流的规模逐年扩大。我们翻译了大量国外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派了大批教师到国外研修、交流、讲学，并引进外籍教师来校任教。人民大学的国际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每月都有外国大使或著名学者来校演讲。今年暑期，人大将首次举办国际小学期，这是提升国际性的又一重大举措。提升国际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大量的外国学术涌进中国，而中国的学术走向国外的却很少。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人民大学要努力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排头兵，这也是刘延东同志去年视察人民大学时对我们提出的期望，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

5．加强学风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

我们认为，一个学校的学风集中体现了这个学校的文明程度和价值取向。在人民大学，我们非常重视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谨求实的学风、追求卓越的学风和自由研讨的学风，并且很重视严格学术规范，严惩学术不端行为，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取消过博士学位，取消过教授资格，只不过我们没有张扬。人民大学的学风整体上是非常好的，我们提出营造“宁静校园”，就是希望人民大学始终作为一方学术的净土。唯有如此，学科建设才有希望。

总之，搞好学科建设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而且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师生持续做下去。

（本文根据纪宝成校长2009年4月27日应邀在国防大学作的专题报告整理，收录于纪宝成：《大学的探索》（第二卷）。）

高扬“公共”的旗帜——在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设置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七届全国公共管理硕士论坛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5月14日）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在济南，共同庆祝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设置十周年，同时举行第七届全国公共管理硕士论坛。在此，我谨代表教指委，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大会和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十年来为公共管理硕士专业教育付出辛勤劳动的领导、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山东省、山东师范大学以及所有参加筹备这次大会和论坛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于1999年5月设置，2001年试点办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已有100所培养院校，累计招生54800多名，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成就，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刚才杨士秋副部长已经代表教指委就我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十年来的发展成就、面临的新形势和主要任务作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我完全赞同。下面仅谈三点个人的想法作为一点补充。

一、高扬“公共”的旗帜。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公共”二字，其培养目标的主体是现职或未来的政府公务员，从事的是政府及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牢记“公共”二字的意义非常重要，在当前尤其非同寻常，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中，这两个字似乎被人淡忘了。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泛市场化”、“市场万能论”在我国曾经相当流行。以教育领域为例，正好也是在十年之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思潮甚为喧嚣，很多人鼓吹要按办企业的思路去办学校，鼓吹教育投资要营利，鼓吹学校发展找市场。我在教育部任职时，1999年曾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访谈，明确提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要求公共领域产业化、市场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出现了一种新的偏差，这种偏差没有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块公共经济，在市场领域之外还有大片的公共领域。把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社会保障等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完全市场化的企图或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高扬“公共”的旗帜，就是提醒我们公共管理硕士生时刻想到的是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时刻践行的是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牢固树立人民意识、公共意识，始终把握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落实到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之中，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履行好人民政府的职能，在当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已经实实在在形成的情况下，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及其组合关系，从而有效地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高扬“公共”的旗帜，是对公共管理硕士生的重要要求，也是需要我们在教学理念、课程安排、教材建设、教学实践等教育教学环节加以体现的重要要求，因而，这是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二、注重提高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生的文化素养。客观地说，当前在一定范围内、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公务员“文化荒”的现象，所谓“有知识少文化、没文化”的状况（虽然这种概括并不那么贴切和准确）值得我们深思。古人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我们的公务员，不仅要了解现状，还要了解历史；不仅应当有国际视野，还应该有本土情怀；不仅要掌握科学知识，还要陶冶人文精神。我们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生，当然要认真学习当代的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知识，包括学习借鉴西方的和总结我国自己的实践得来的，与此同时，还应当学习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篇以及世界思想文化佳作，通过多读书，读原著、读元典，领略伟人先贤的精神境界，汲取治国安邦的丰厚养分，使我们的公共管理教育既能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又能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使我们未来的公务员不仅具有厚实的政治理论、精良的业务知识、实际的开拓能力，而且具有高雅的文化修养和品味。重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情怀，这一点在当前的教育教学中无论如何应当有所体现、有所倡导，必要时甚至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有所侧重。

三、系统总结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规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研究生教育产生了专业学位（职业学位）教育这种新型模式，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项重大变革。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专业学位教育之一，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应该系统总结、深入挖掘MPA教育的规律和经验，以及其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开创研究生教育新局面所起的推动作用。比如，在人才培养类型和目标方面，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以职业为背景，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的，以能力建设为导向，对传统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教育理念的调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高校教师到政府挂职，政府官员到高校兼职，形成了适应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在教学方式上，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紧密围绕能力建设，注重实践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师生良性互动，教学相长；在教育组织形式上，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的开展推进了高等院校中公共管理学院的设置、发展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建设。这些方面需要我们系统加以总结，对公共管理硕士教育今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应用型人才，乃至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也都有借鉴意义。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程，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如何进一步完善培养机制，如何实现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某种程度的“接轨”等等，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继续努力。

祝愿中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明天更美好！

谢谢大家！

做褒奖大师的先行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聘任仪式暨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5月20日）

各位老师：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简朴而又简短的聘任仪式——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聘任仪式暨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授予仪式。仪式虽然俭朴，但是它的意义十分重大；仪式虽然很简短，但是它的影响相信会相当长远。这样的仪式在人民大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因此它带有开拓性的意义。

事情的缘起是国家在将近三年前作出的一个决定，实行新的教师职称聘任制度，这个制度把高校教师岗位分成13级，其中正教授有四个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根据国家制定的这样一种新的制度，我们学校在一年多之前已经完成了二级以下岗位的聘任工作。这一次一级教授岗位的聘任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文件精神来实施的，但是文件规定大学的聘任权只到二级岗为止，一级岗的聘任需要我们申报到政府部门去审批。那么一级岗聘任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呢？这个文件到现在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但一级岗教授的聘任却迟迟没有下文，影响了我们教师队伍的建设。

所以，在去年10月刘延东同志视察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专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延东国务委员当时就指示，人民大学可以先行一步，可以做试点。到了今年元月份，我专门就这个问题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讲到，一级岗位教授到现在没有实施，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的现象。因为有关文件规定院士自动进入一级岗，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岗位要层层申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在信里面比较动感情地写了这么一段话：“每当我看到我校白发苍苍、著作等身的老教授，一想起这个问题，心里就感到痛楚和不安。像我校戴逸教授，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黄达教授是我校前校长、原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他们学术贡献卓著，现在却只能受聘为二级岗教授。这与他们的地位、贡献和声望是极不相称的，也与两院院士包括诸多最近评上院士不久的中青年科学家受聘为一级岗教授形成太大反差。”习近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批给延东同志阅处，然后有这么一句话，“似应加快推进”。刘延东同志也作了更具体的批示。据我们了解，教育部非常重视习近平同志、刘延东同志的批示，而且把批示件送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领导同志也作出了重要的指示。我们就是根据这些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决定在校内先行一步。我们感到等待全国统一进行会比较晚，还不知道等到何时，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有他们的难处，据了解现在若干省才开始按上述文件进行我们一年多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据说有的省还没有开始，因而还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推进。当然这个说法也可能不会得到完全的认同，这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可能归根到底还是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岗比较难弄吧，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针对这样的情况，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部门进行了慎重的研究，根据这样的文件精神、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我们觉得人民大学自己要试行，先行一步。已有好几所学校实际上这样做了，不过它们没有叫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叫资深教授，武汉大学好像也是叫资深教授。北大的资深教授是和院士同等待遇，也就是和一级岗同等待遇。人民大学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在这个问题上不拿出一种姿态，我们感到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做。我跟教育部有关的主管领导同志曾经当面汇报过这件事，并就名称问题讨论过：能不能用一种新的名称，别叫院士，因为没有“院”嘛；我个人认为叫资深教授好像也不太妥帖。我也找过有关专家，希望有一个新的名称，能体现高等学校的特征，也能推广得开的名称。经过深入思考，能体现高校特征的还是叫教授，叫别的名称不太适合，最后还称一级教授。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今天聘任一级岗教授，是完善新的教师聘任制度的一种探索，一种努力。我们下决心要体现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同等重要的，我们人民大学应当率先落实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人民大学有责任、有义务这样做。

这次一级岗聘任在待遇上当然是要按政策规定兑现的。我们敢于这样做，是因为待遇上的兑现和过去的时代不同了，现在国家给人民大学的拨款占我们整个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只是35%左右，所以人民大学有权动用自己的财力来把这件事解决好，这部分也是小钱，学校就作了这样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一种探索，一种努力。什么探索、努力呢？就是从制度层面上真正地落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这也是一种尊重：凡是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对人民大学发展作出开拓性的、奠基性的、前沿性的、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理应得到这样一个光荣的一级岗聘任。我们讲这是一种尊重，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在人民大学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四个尊重”的氛围。当然这也是一种褒奖，凡是作出这些杰出贡献的，理应得到学校的褒奖。这也是一种导向，希望全体教师、全体教职员工从这样的聘任当中得到一种激励，更好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以学术为本，以学术为大，为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人民大学今后的新的辉煌作出自己的努力。

这次聘任，由于是学校先行一步，应该说条件比较苛刻。所有受聘的荣誉一级教授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应聘为在岗一级教授的也全部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及80年代的教授，90年代的教授一个也没有，像宋老（宋涛）是50年代的教授，大椿（刘大椿）和我都是80年代末的教授，我是1989年，大椿是1990年，70岁以下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也年近65岁了，年龄也不小了，在过去来讲也属于老教授之列了。当然比起在座的诸位老教授，我们两个又是年龄最小的。所以一级教授的年龄层次在我校将来会是什么情况呢？人民大学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停办了8年，曾经面临过特殊的人才断档，到这个时候又一次体现了出来。不过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年龄偏大的状况会逐步地加以改变。时间耽误了，也只能靠时间来解决。这一次我们校内先行一步做这件事，就必须更严格要求。刚才林岗副校长介绍了，要“少量从严”，因为对我们这次一级岗聘任国家有关部门没有非常明确地表态，所以我们第一次搞就用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教授”这个称谓，并从严确定了一个“硬杠杠”：上个世纪90年代及其后的教授一律不参加一级岗聘任，在这个“杠杠”内，还要求有各种教学、科研的重要成果，在学术上拥有重要成就，有若干省部级以上的重要奖项等等。我们觉得标准从严这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导向，即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应当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

我希望通过这次校内一级岗教授的聘任仪式，对人民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人民大学学科建设，对人民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都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有非常长远的影响。我们再一次借这个机会祝愿我们人民大学在创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当中取得新的成绩。

对此，在这里想再向大家报告两点：第一点，现在中央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原来我们人民大学在本世纪初提出在今后2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自己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当时提出这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们领导班子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感觉这个要求是不是太冒进了点。现在告诉大家，中央还要求加快，教育部正在研究，这对我们又是一个鼓励和鞭策。第二，这次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的会议上，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作了非常好的报告，总结新中国建立6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个报告对人民大学来讲有特殊意义，对人民大学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听了很解渴，很有用处。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依然非常繁重，我们责任重大！

我代表学校衷心地祝贺我们各位教授荣任一级教授，祝贺我们的各位荣誉一级教授。同时，希望我们这些一级教授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示范带头作用，把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搞得更好，把人民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作出更多的贡献！

谢谢大家！

（本文收录于纪宝成：《大学的探索》（第二卷）。）

内涵提高 特色强校 科学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国人民大学认真总结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高等学校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探索和实践。2009年5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视察指导时，对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人大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有自己的路子”，并且希望人民大学“要以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为契机，进一步探讨办学方向、办学思路，进一步积极推动工作，进一步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人民大学全体师生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一、以人为本，狠抓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办学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大学落实以人为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一流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回报祖国和人民，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不辜负“中国人民大学”这个神圣的名字，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二个层面是在学校内部树立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为广大师生员工服务，维护好、实现好、保护好他们的根本利益，坚持教学以学生为本，学术以教师为本，工作以教职员工为本。在上述两个层面落实以人为本，关键在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化解历史留下来的矛盾，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前进过程中的新的问题，只有发展才能创造新的业绩和新的辉煌。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始终把发展放在第一要务的位置上。

发展离不开理想的召唤、精神的激励和信念的鞭策。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亲临中国人民大学出席国务活动时与我们亲切交谈并指出，人民大学是很有特色的学校，要发扬自己的传统。在七十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也就是始终保持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校师生员工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高举起“发展、创新、和谐”的旗帜，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埋头苦干、开拓奋进，一心一意办教育，聚精会神谋发展，走出了一条“内涵提高、特色强校、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

发展离不开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和发展举措。中国人民大学无论是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还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都是一所具有特殊地位的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迟缓，甚至停滞。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必须而且只能奋起抓发展。进入新世纪，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1231”的总体工作思路，“1”就是“一个高举”，高举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旗帜；“2”就是抓好学科规划与建设，抓好校园规划与建设；“3”就是抓实改革、抓实调整、抓实管理；最后一个“1”，就是千方百计筹集经费，空前规模加大投入。按照这一思路，学校狠抓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探索和办学实践，逐步形成了“内涵提高谋发展，特色强校创一流”的科学发展模式，探索出“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发展真经。

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项事业和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与2000年相比，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1640人，规模比2000年增长了将近一倍，其中本科生增幅67%、硕士生增幅87%、博士生和留学生人数分别都是2000年的3倍还要多；专职教师增长46%；学校固定资产增长了近5倍；新建教学、科研行政用房和学生用房则是2000年时50年建设总和的1.45倍；学校财务状况良好，运行安全。学校不仅事业飞速发展，内在凝聚力和创造力也不断增强，外在影响力和社会声誉显著提升。学校不仅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显著成就，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实现了“固本强基、重塑形象”的阶段性目标，而且充分发挥大学服务社会、影响社会、引领社会、贡献社会的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紧扣时代脉搏，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排头兵；重估国学价值，成为弘扬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反对和清除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思潮，成为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排头兵，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科学定位，坚守使命

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定位、准确定位是高等学校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定位不准确、不科学、不合理，就很难实现科学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反复实践和不断探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身的发展进行了定位：

一是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社会角色定位。我们始终认为，大学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人才的摇篮，是社会的良心，大学必须以培养人才、创新知识为神圣使命，必须以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为价值导向。大学的科学发展，首先要对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大学的职能和功用保持清醒的认识，为此，就必须清除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而一度严重泛滥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恶劣影响，决不能把大学办成衙门，也决不能把大学办成学店。在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号召并鼓励全体师生员工消除一度不同程度存在的“商气”，努力坚持学术本位，坚守大学培养人才、发展学术的崇高使命，守护大学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静下心来读书，潜下心来育人，营造宁静校园，一心一意办教育。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坚持不贪大，不求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学特色定位。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我校指出，办大学大家不要都办成一个样子，要办出特色，要办出水平。这对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应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不同的高等学校都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趋同化，不能千校一面。特色是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每所高校都应在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目标和服务面向上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综合性、研究型是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色，这是不能丢的，应当成为我们新时期发展的根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也应该有这样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贪大求全，没有盲目扩张，而是在工作中强调“心要热、头要冷、步要稳”，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选择了一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内涵提高、特色强校的发展道路。

三是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定位。“人民满意”是办学方向，是价值追求。“世界一流”是办学能力，是办学水准。作为新中国长期重点建设的最主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世纪明确提出要建成“人民满意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这一目标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以来党和国家所寄予的殷切期望，从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学校的自身历史地位、学术实力和今后发展方向三个维度审时度势提出的。这一定位，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认可。

四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定位。中国人民大学拥有26个新中国首批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点，新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新闻学博士以及外国留学生在我国获得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博士都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这充分表明，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我们已逐步形成了鲜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和优势，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领域作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

五是保持研究生与本科生适当规模和合理比例的规模定位。在全国扩招的高潮中，我们从实际出发，积极严谨地把握发展节奏，在办学规模上没有盲目求大。我们将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大体控制在1∶1的水平上，不再提高研究生的比重，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也控制在2.2万人左右，同时着力提高本科生、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六是在现有条件下以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相结合拓展办学空间的空间定位。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通过艰苦努力，收回北京造纸六厂用地，并创造性地采用商品化、社会化、货币化的思路，将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与拓展学校办学空间相结合。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学生生活条件均得到了大幅度改善。

七是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培养目标的人民共和国的优秀建设者和各层面领袖人才的培养定位。在近70年的办学历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鲜明的办学特色，就是始终坚持培养人民共和国高水平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领袖人才。这一特色是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水平、办学质量的集中体现。

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对高校来说，解放思想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实践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解放思想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创新，创新是检验是不是解放思想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就要破除迷信，破除各种阻碍进步的教条和框框；要解放思想，就要有干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就要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就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作风。

中国人民大学进入新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奋进的过程，在坚守使命、推进学科建设和校园建设方面解放思想，突破常规，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取得了很多成绩。例如，学校首设国学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校紧密贴近时代主题，从致力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战略视野着眼，深入研究、认真反思近代中国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观点、态度，先后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新中国第一个国学院，并呼吁将传统节日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

又如，进行校园置换，创造性地解决教职工住房十分困难和学校发展空间狭小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动脑筋，带着感情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大胆地采用了商品化、社会化、货币化的办法，将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与拓展办学空间相结合，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3000余户教职工通过置换政策喜迁校外新居，附小、幼儿园也随迁到校外。通过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学校总计收回、腾退房屋近11万平方米，在西郊主校园906亩办学空间内，新增用于教学的土地240余亩，使教学用地增加到740亩左右，净增48%。此举也大大优化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和工作、生活秩序；我校教职工也在校园置换中受益，户均建筑面积从房改前的49平方米左右上升至105平方米，升幅达114%，等于新盖了约35万平方米的家属楼。“安居圆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爱校荣校的积极性。

四、强化特色，办出水平

我们认为，学科特色是学校办出特色的基础要素，学科建设则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学校发展的龙头和主线，抓住了学科建设，就是牵住了学校发展的“牛鼻子”。从我校实际出发，我们以“三个意识”即“基地意识、特色意识、一流意识”, “一个体系”即“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以及“巩固优势学科、发展应用学科，扶持基础学科和交叉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措，“居安思危、居危思危”的忧患意识，来指导新世纪我校的学科建设，在保持特色的同时大力提升水平。

在学科布局上，我们一方面坚持“入主流、在主流、壮主流、领主流”的思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较为齐全的大文科；另一方面，按照“有基础、相关联、高起点、入主流、力争高水平”的要求发展“少而精”的理工学科。通过艰苦的资源整合、布局调整和复建新建，我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进一步凸显，文理支撑、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科环境和育人环境基本形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内涵式提高、集约型发展为主实现的。

在学科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提升学科实力和水平上，放在了彰显研究型大学的特色上。这些年来，我们持续千方百计地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包括师资队伍建设、硬件建设等；持续千方百计地大力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包括重大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持续千方百计地大力开展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持续千方百计地大力创造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从而切实有效地显著提升了我校的学科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从2004年起，我校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CSSCI）数量一直居于全国高校第一位；我校通过竞标取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的数量近五年连续保持全国第一位；在迄今十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我校累计有24篇入选，遥居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培养单位的第一位；教育部2007年公布了第三批重点学科，我校拥有的重点学科数量，无论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居全国第一位；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今年年初公布的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有7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占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部21个一级学科的三分之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居全国高校首位，排名第一的学科总数位居全国第三位。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我校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卓越成就，也包括了我校在发挥智囊团作用方面的诸多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我校新世纪以来“内涵提高谋发展，特色强校创一流”所取得的成就。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了自己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的崇高荣誉。

五、把握方向，和谐发展

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都具有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双重属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对于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转型期的实际工作中，把握好方向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主要在两个方面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一方面，我们组织我校广大师生警惕“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的影响，辨析“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抵制社会上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缘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图谋和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大力倡导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教师沉到改革开放第一线中去吸取实践经验，沉到书斋中去严谨治学，从古人、前人、洋人那里吸取营养，从而在学校形成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流价值取向。

校园和谐，是学校科学发展的有力保证。新世纪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首先，我们从广大师生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利益问题入手，充分调动大家爱校荣校的积极性。以知行楼群学生公寓、世纪城教职工商品化住宅投入使用为标志，广大师生尤其是广大教职工的生活条件、生活品质有了历史性的改善；以宏伟的明德楼投入使用，以及一个绿化、美化、人文化、数字化、节能化校园的初步形成为标志，广大师生员工的学习、科研、工作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这些是发展工程，也是人心工程。我们从高等学校的使命和特点出发，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建设和工作导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宽松、自由、和谐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我们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倡导“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思维倾向和学术气度，倡导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的学术独立精神，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励探索，既支持、褒奖成功的探索，也容忍、善待失败的探索，不允许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当然也不允许将政治问题学术化，加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一个有利于学术繁荣发展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校园环境已经形成。

高等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体。我们十分重视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努力形成并保持学校顺畅、高效地运转。我们按照“三级架构、两级管理”的原则，基本上理顺了校、院、系的关系，把调动院系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与维护学校管理的统一性、权威性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并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机构的权威和作用，注意妥善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不允许将学术活动行政化，也不允许将行政工作学术化；同时倡导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团队意识、效率意识、奉献意识，重视团结的、干事的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注意处理好学校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一个“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校园环境已经形成。

高等学校是人才摇篮、学术殿堂，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是高校文明程度、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关系到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成败与否。我们努力遵循教育规律，努力守护大学精神，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喧嚣保持距离，反对急功近利，反对学风浮躁，更要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我们提出“事业留人、机制留人、感情留人、正气留人”。对学生，我们提出“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要求和“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道德人格要求，努力营造“教师乐教、学生向学、宁静圣洁、自由和谐”的风尚，使人民大学始终成为培养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格、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民共和国优秀建设者的摇篮。

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世纪发展的历程，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历程；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提前实现了新世纪初确定的“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第一阶段，即“固本强基、重塑形象”阶段的目标，为再过十年左右我校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取得的还是阶段性成果，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困难、矛盾和挑战。因此，我们一定要借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东风，认真总结经验，认真查找问题，认真规划未来，将下一阶段“十年腾飞”的发展战略具体化，不断完善结构、提高质量、提升国际性，使中国人民大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大步前进，并在不远的将来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在教育部高校师生学习《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第1307期。）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6月5日）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紧密结合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站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对事关我们党、我们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六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这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良好学风，也是增强理论说服力的重要原则。六个“为什么”，涉及高举什么样的旗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等重大问题，既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事关我们党、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只从理论到理论，或实践到实践，那不可能说清楚、说透彻，就不可能让干部群众信服。《六个“为什么”》一书不是孤立地、抽象地就理论谈理论，就实践谈实践，而是力求把抽象的理论问题与生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在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奋斗、新中国60年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基础上，来分析问题、阐述理论，用活生生的事实、生动的案例来阐述我们党、我们国家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等重大问题。这样的回答既有理论的高度概括，又有实践的有力论证，说理充分，事实生动，容易让人信服。

二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我们党、我们国家之所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是少数人、不是我们党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现实的必然结论。《六个“为什么”》一书既总结过去，站在宏观的历史高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回答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必然选择，又立足现实，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起点的高度，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论证了今天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必须”和“不能搞”。这样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三是中国与世界的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善于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又要放眼全球，用世界眼光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背景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既要立足中国，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又要放眼世界，密切关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善于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党、我们国家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从我们党、我们国家自身的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结论，而且也是在总结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基础上得出的宝贵结论。例如，《六个“为什么”》一书在论述为什么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时，特别联系前苏联、东欧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出现繁荣，而且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论述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时，特别联系非洲许多国家实行多党制后，结果是“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的事实；在论述为什么不能走回头路时，特别谈到“走回头路，就会回到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就无法在同世界的学习借鉴和交流合作中实现自己的更快发展。”这样通过中国与世界、正面与反面的事实对照，就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更有说服力、感染力。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要完成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好，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大学生的头脑。从总体上看，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思想活跃、朝气蓬勃，善于思考、善于学习。我们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要善于把握青年学生的特点，把握时代的特征，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做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不断提高理论武装的效果。

以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指导 深入持久地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党风廉政建设主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9-06-11。）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6月10日）

实践证明，推进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当前，我校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推进我校各项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要坚持不懈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一、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切实增强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行使执政权力的主要力量，其作风如何，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年，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多次集中学习活动，如“三讲”、“先进性教育”，等等。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才能永远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不断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尽管领导干部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因此，全党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抓紧解决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必须靠科学求实的态度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来贯彻落实。从现实情况看，要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就必须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当前，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发生和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根本解决出路还在于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将获得更多解决问题的物质力量，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得一个有利的位置。说到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从学校来讲，也是这样。我们都认同发展是第一要义，并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在实践中，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去开展的。学校的发展必须依靠广大师生员工来实现，发展取得的成果自然也应由广大师生员工来共享，从而使大家保有推动事业发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对于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诸如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服务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有一个统筹兼顾的规划，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我校提出的“内涵提高谋发展，特色强校创一流”和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得以实现，也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在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好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存在的问题。

那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做法；那些违背规律、盲目蛮干的做法；那些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做法；那些畸轻畸重、忽视协调的做法；那些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做法；那些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做法，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科学发展的目标格格不入的。只有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不断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自觉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和做法，扎实解决好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近些年来，经过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突出的进步，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学科建设取得了多个第一，学生培养的质量、社会服务的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高，等等。学校这些变化的取得，关键在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对一个大目标有一个共识。从整体上讲，群众情绪是高涨的，大家对学校取得的成绩有一种自豪感，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但客观分析目前的干部作风状况，我们必须承认，在各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个别领导干部作风不踏实，不习惯搞调查研究，习惯于表面文章；个别领导干部组织纪律性和原则性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个别领导干部执行力差，跟不上学校发展的节奏，对学校布置的任务落实不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甚至不富也安；有的干部不重品德和操守，铺张浪费，拉帮结派，把生活的恶习带到工作中，影响极坏；个别领导干部工作讲条件、讲困难多，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少数单位本位主义严重，大局观念淡漠，服务意识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存在推诿扯皮现象；个别部门领导班子不团结、缺乏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有的单位管理松懈，干部自由散漫、纪律松散，特别是与学校的要求相比，作风建设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认真加以解决。

从上个世纪开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面对全国高校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大势，面对兄弟院校纷纷抢夺发展高地、抢占竞争先机的逼人态势，面对我校要实现快速发展、特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要在新一轮大发展中把握机遇，抢得发展先机，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否则，再好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也只能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落实不到行动上。全校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站在推进学校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干部作风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努力把作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我校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利用实践活动创造的良好氛围，认认真真地查找并着力解决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加强学习，转变思想，切实增强服务意识

工作作风问题，表现在行为上，根子却在思想里。从调研中发现，一些干部没有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去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些干部不尊重客观规律，脱离实际，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缺乏应有的感情，不能很好地调动广大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阻碍了事业发展。这些思想不振、作风不实、表率不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个别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政绩观没有正确树立。只有加强学习，提高修养，才能根除模糊认识，做到心明眼亮，在思想上防微杜渐。也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适应浩浩荡荡、滚滚而来的发展大潮，使干部不至于成为落伍者，被时代淘汰。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必须切实加强学习，转变思想观念，注重对大势的研究和把握，要敏锐把握发展机遇，不断铸造新的发展强势。要适应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捕捉政策信息，抢占发展先机。要善于研究新情况，挖掘一切可用的社会资源，抓住一切可以把握的机遇，推动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校纪检监察部门已经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印发了很多工作简报和学习文件。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认真参加了这样一些学习，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把文件搁置一边，束之高阁，并没有真正认真去领会文件精神，更没有做到将有关的规定入脑入心。现在学校正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大部分的中层干部都参加了有关的会议，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学习，但是会议之后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一些学习活动仍停留在表面。学校下发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资料非常贴近我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尤其是材料中所列举的一些先进典型及相关的反面典型，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很有教育意义，认真深入地学习这些材料，对于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二）勇于创新，敢于开拓，切实增强服务本领

应当看到，当前极个别干部仍缺乏责任感和紧迫感，跟不上发展的快节奏，推动发展的点子不多，步子不大，尤其是在一个单位任职时间较长的领导干部，工作缺乏激情，怕出乱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部分干部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盛行，在领导面前一套，在群众面前又是一套。一些干部没有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没有认真领会贯彻学校的工作安排、部署和意图，习惯用老办法、老经验解决问题，导致“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难堪局面。这些问题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远离浮躁，以求真为本、务实为荣，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工作，不事张扬地去落实，在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要统筹兼顾，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在繁杂中定心神，将着力点放在如何实现事业的发展上，“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要防止工作简单化，在工作创新中见水平。抓工作、促落实，决不只是简单的照本宣科，一味地照搬照抄，必须用心用脑，在落实中体现智慧和策略，灵活调整方式方法，创造性地把预期目标落到实处。要善于抓细节，能否抓好细节是对工作能力的最直接检验，不仅要谋大事、创大业，更要善于抓具体、具体抓，在细节小事的处理上体现高超的驾驭能力。转变干部作风，当务之急在于抓工作执行力，而提高执行力，关键在于干部的精神状态。在此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要着眼于我校事业发展的大势，立足当前看进步，参照对比找差距，进一步坚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提升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工作。

（三）健全机制，完善制度，切实加强源头治理

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仅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是不够的，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必须及时做好监督检查工作。一方面要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严格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落实上级部门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建立健全学校、院系两级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配套制度。同时，要健全反腐倡廉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加强源头治理工作。所谓源头治理，必须要有制度、有监督、有处理，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当然这不能代替全部，关键还要有我们干部自己的觉悟和认识，因此，我们必须要将教育工作放在第一位。要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有关的规章制度建立好，把有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好。校纪委在此次宣传教育月中印发的有关学习材料，不管是先进典型篇还是警示教育篇，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们应该警钟长鸣，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和法制意识，针对学校的情况，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及时处理、纠正学术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加强校、院两级政务公开工作，及时公开重要工作的进展情况，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必须要及时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对于那些作风简单粗暴或存在失职及违规违纪行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及时采取诫勉谈话等措施予以治理，必要时应当作出组织处理，直至给予纪律处分。

三、齐抓共管，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是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很多领导干部认为，作风问题是小事，重要的是完成了工作任务，取得了工作业绩。实践昭示，这样的思想是相当错误的，其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近些年来，高校腐败案件呈现多发易发态势，无论是违纪违法主体的职务层次上还是涉案金额上，都是以往所没有的。深入剖析这些案件，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少人违纪违法都是从作风出问题开始的。领导干部一旦在作风上放松要求，滋生不正之风的危险性就会增加，拒腐防变的能力就会下降甚至丧失。因此，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风廉政建设要把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抓紧抓好。

我们在抓好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时，还要认真抓好安全保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工作。在当前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个别师生员工的思想受到了一定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一些有负面影响的政治活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都很好，但政治斗争也很复杂，国内外总是有一些人不死心，要做一些事情，要破坏我们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环顾全球，中国现在的发展尽管有困难和挑战，有不足之处，但我们的发展还是最好的。广大老百姓认同党的路线和方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信心，不愿意任何人搞破坏。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正是因为抓住了机遇期，把稳定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盲目乐观，忽视了危险的存在，应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自觉维护当前和谐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党委是主体，各职能部门要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在此次宣传教育月活动中，我校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职能部门要以创新的工作思维、开阔的工作视野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要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纳入宣传教育工作中。希望学校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使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工作有头有尾地做好做实，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更上一层楼。

关于《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工作情况的介绍——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小传》结项工作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6月19日）

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清代诗文集汇编·小传》结项工作会。首先，我们对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何芳川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何先生为我们的项目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推动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的全体成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的代表。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努力工作，完成的任务几乎超出原计划的三分之一（编目原计划3000种，实际完成4058种；小传原计划2000余篇，实际完成3464篇），为本书最终影印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特别邀请的评审专家，他们认真审稿，严格把关，不仅指出了文稿中存在的讹误和不足，而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项目学术质量的提高和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办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还有文献组的专家和有关人员，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并协助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代表项目组向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清代诗文集汇编》（原名《清代诗文集丛刊》）是国家清史编纂基础工程中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也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整理、保存、传承清代学术文化意义非常重大。本项目于2005年1月正式立项，其下设两个项目组，即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其中，北大项目组主要负责《丛刊》的选目工作，拟从现存40000余种清人诗文集中精选出3000余种，完成《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目》工作；人大项目组则主要负责作者小传的撰写工作，即为选定的3000种诗文集的作者各撰一篇小传。下面我把项目组的工作简要汇报一下：

一、编目

编目是本项目最早开展的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全体成员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很快于2005年6月提交了第一阶段成果，即《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目》前半部分初稿。经专家仔细审核并召开定稿研讨会后，项目组又根据专家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当年9月，《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目》前半部分正式定稿，共计收录1350种。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北大项目组再接再厉，于2007年6月完成《编目》后半部分的遴选任务，计收录2794种。经专家审核之后，项目组在修改的同时，将后半部分选目与此前定稿的前半部分选目合编，于当年12月正式提交最终成果，即一部完整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目录》，总计收录4058种。至此，编目工作全部完成。

二、小传

小传的撰写工作于2005年9月正式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努力下，至2007年3月完成前半部分初稿，即《清代诗文集丛刊·小传》（前半部分），计收作者1349人，小传1349篇。经专家学者认真审核，项目组多次修改，于6月提交定稿，并通过阶段结项。

第一阶段任务完成之后，项目组又继续努力，投入《小传》后半部分的撰写工作。至今年3月，《小传》后半部分初稿全部完成，计收作者2000余人，小传2115篇。经专家审稿后，项目组又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现已进入最后的结项程序，此即今天召开的结项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既是《小传》第二阶段成果的结项会议，也是本项目全部工作顺利完成的标志。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本项目给予的指导和帮助！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学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在中国人民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6月19日）

同志们：

在党的88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党的生日的到来，表彰先进分党委（党总支）和先进党支部，这是我们对党的生日的一份献礼。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党委向获得表彰的先进分党委（党总支）和先进党支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向在学校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七一”前夕召开表彰大会，是学校党委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今年表彰的对象是分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这些基层党的组织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不论是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群众工作中，还是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都发挥了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为学校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校园的和谐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希望今天受到表彰的5个先进分党委（党总支）和51个先进党支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学校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学校各级党组织以这些先进分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为榜样，取长补短，改进工作，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发展，不断向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2007年9月，我校通过北京市教工委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达标检查验收，再次获评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这个评价既是对学校多年以来党建工作取得成绩的肯定，同时也让我们对于新时期以来学校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约因素和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两年以来，针对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学校在广泛听取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整改措施。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特别是学院一级党组织建设，探索建立起党员教育的长效机制，积极在青年教师中扩充党员队伍，鼓励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本学期，学校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正积极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习实践活动各阶段有序推进，活动内容充实，取得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成果。目前，学习实践活动已经进入整改落实阶段，是整个活动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需出成果、最要见实效的阶段。扎实做好本阶段的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学习调研、分析检查阶段成果，确保整个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在进一步完善学校领导班子分析报告的基础上，继续突出实践特色，突出实际成效，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落实方案，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师生员工迫切希望解决的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保证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切实取得一批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从学校党建工作的大局来看，我们的事业依然任重道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让我们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查摆学校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制约因素，坚持解放思想，联系实际，破解难题，将学校的各项工作推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学习实践活动结束以后，我们的工作也不能有丝毫懈怠，仍然要按照中央及相关领导部门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工作，巩固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不断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的局面。下面，我就下一阶段学校党建工作讲四点意见。

一、明确事业发展方向，全面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把学校事业发展推上新的台阶

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向党和国家承诺的使命，也是人民大学师生员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践目标。新世纪以来，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校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大幅提升，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日新月异的高等教育发展形势，面对兄弟高校争先进位的发展态势，面对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我们还需处理好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关系。矛盾问题的解决总是这样的，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出来了；同一矛盾的低层次要求满足了，高层次的需求突现了；同一矛盾所处的环境条件有了新的变化，人的认识要求随之也有了新的变化。比如：遵循教育规律与遵循市场规律的关系，办学规模与办学质量的关系，外延扩张与内涵提升的关系，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现有师资作用与加大引进高水平师资力度的关系，干部素质与岗位要求的关系，行政与学术协调配合支持方面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关系都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的科学发展。

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为我们处理矛盾关系和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特别是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召开和校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的形成，进一步理清了学校下阶段发展的思路，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我们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深刻剖析原因，科学谋划对策，把学校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难题解决好，把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性引导好，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二、坚持解放思想，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实现学校事业的科学发展，就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不断查找和解决学校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问题上，以适应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而解放思想就是我们分析和解决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的最好的利器。解放思想就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要有目标的坚持和激励；要有理论的指导和引领；要有对情况形势的准确分析和判断；要有谋事的智慧，干事的激情，成事的能力；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和担当。

学习实践活动启动后，学校就把广泛征求意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来组织和安排。我们在校园内部和网络同时设立征求意见箱，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组织调查研究、发放调研问卷等，学校层面意见经整理提炼后已经融入到校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的内容当中。全校各级党组织也要充分重视并利用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征集的各类意见和建议，及时做好整理及分类汇总工作。有一些问题可以及时改进，通过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就可以解决的就抓紧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难点问题、突出问题，我们要把它们列出来，要分析研究问题出在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也不搞形式主义。顺手就能解决的，就马上解决，不必一一列出来。但是，有些问题我们确实要把它列入到我们的工作计划中去，并要有一些工作部署，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有些甚至要调整我们的工作制度。在解决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学院、部处和直附属单位要继续按照学习实践活动的要求，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查找和解决问题，杜绝形式主义，切实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不避重就轻，不无事生非，真正让师生员工切实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带来的实际效果。

三、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进一步激发基层党建工作活力

在新形势下，各级党组织一方面要坚持贯彻党中央、教育部、北京市和学校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立足校情，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创新。

在落实工作职责方面，各级党组织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凝聚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上来，巩固发展党员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积极稳妥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把服务群众作为基本任务和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基层党组织参与同级行政工作，学生党支部和离退休人员党支部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工作，认真抓好党员的经常性教育，逐步探索建立党员教育的长效机制。在改进工作方式方面，基层党组织要继续规范工作程序，贯彻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规定，很多院系都采取的党政联席会是一项重要而基本的工作制度，党政不是互相替代，而是互相补充，既有侧重主体工作，又有齐抓共管的合作力量。要进一步完善决策工作机制，使党组织的决策工作充分体现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继续增强服务群众的功能，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培育服务组织，组织服务队伍，创建服务载体，等等。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基层党组织要继续建立健全党内工作制度，严格管理，从严治党，尊重党员权利，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围绕党员需求，做好服务党员工作，配齐配强党务秘书，选配、培训党支部书记。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建立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提供固定办公场所等措施。

四、关注师生成长发展，凝聚各方力量，营造和谐校园环境

构建和谐校园是我们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当前，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事业蒸蒸日上，广大师生员工精神面貌团结向上，爱校、荣校的热情更为高涨，校园总体是和谐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也有不少影响校园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学院发展的不平衡，现有资源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生工作方式不能合理应对学生年龄及性别结构变化带来的新问题，等等。对此我们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拓展办学空间，争取发展资源，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学校的教育秩序和稳定祥和。

广大师生员工是学校的主人翁，学校靠大家来办。学校要格外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气，要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都能在讲团结、讲正气的环境里工作生活。校园和谐，师生和谐，事业发展才会和谐，因此希望基层党组织在“和谐”二字上下更大的工夫，对什么是“和谐校园”要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对如何构建“和谐校园”要有切实的行动措施。我们要以师生为本构建和谐校园，要关心师生的职业规划和身心健康，让广大师生在和谐校园里得到和谐发展。各级党组织要更多地关心群众，团结更多的同志，凝聚更多的力量，构建党群和谐局面。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光靠党员的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关心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学习、工作，是团结一切力量做好工作的基础。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调动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同志们，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也是我校推进科学发展、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和良好契机。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实开展、顺利推进、取得实效，努力使学校各项工作更上新台阶。同时，学校各级党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不断增强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为我校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继承人大传统 弘扬时代精神 成就成功梦想——在中国人民大学2009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6月25日）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09届毕业典礼。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圆满完成学业即将奔赴祖国四面八方，乃至全球五洲四海，或踏入社会、或继续深造的2486名本科毕业生、2566名硕士毕业生、877名博士毕业生和281名留学生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教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含辛茹苦培育你们的家长表示诚挚的问候！

今年的毕业典礼，我想特别提到的是，我们学校拥有了第一批52名国防生毕业生，将在武警部队锻炼成长，建功立业。对此，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此外，还有130名同学主动选择到西部地区工作，237名同学到基层单位就业，26名同学选择到农村支教或担任“村官”等等。我衷心祝愿你们在充满挑战而又充满期待的环境中努力工作，为我们的学校增添新的光彩。

参加今天毕业典礼的各位同学，有的在人大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四年，有的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人大学习，在这片热土上已经生活了近十年的时光。我们都不会忘记，近两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分别来到人民大学，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希望，既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校的亲切关怀，也是对我校新世纪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学校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高举“发展、创新、和谐”的旗帜，坚持“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发展真经，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可的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排头兵，弘扬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排头兵，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年初公布的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有7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总数位居全国第三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全部21个一级学科的三分之一，居全国高校首位。在校园建设方面，这几年以明德楼的投入使用为标志，学校教学科研条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目前，新的学生宿舍楼和国际交流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以新建图书馆新馆、国学馆为标志的东北区改造和建设工程正在加紧进行。以学科建设和校园建设的巨大成就为代表，我校世纪初确定的“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第一阶段，即“固本强基、重塑形象”阶段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为再过十年左右我校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振奋人心的成绩，是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在座各位同学的辛勤努力，我代表学校衷心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今天，你们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而这个新的旅程又幸运地开启在新的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更充满变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时代赋予了你们无限的可能，你们要在变革的交织与激荡中，思考、历练与完成自我、超越自我，从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成就自己的人生梦想，成为未来社会的成功者。作为校长、老师和长辈，我很想谈谈未来社会成功者要处理好的三个方面的关系，和大家共勉。

第一，未来社会的成功者，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为陕北公学的题词中勉励师生做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又“不怕困难”、“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我想，人的进步离不开理想的召唤、精神的激励和信念的支撑，但是仅仅憧憬未来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学习进取，踏踏实实把崇高理想与实干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空想主义者。

人民大学的教育理念，既包含了崇高的理想，又包含了实干的精神。“崇高的理想”就是学校始终倡导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坚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就应将母校的光荣传统作为自己前进的力量源泉，树立高远的志向，将实现自我价值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联系起来，为人民的福祉、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是我们心中的明灯，要永远在心中点燃，指引我们人生的航程。“实干的精神”就是学校始终倡导的“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的处世原则。所谓“行为精英”，是勇于担纲，乐于吃苦，敢于拼搏，严于律己，是抵制诱惑，摒弃浮躁，脚踏实地地追求卓越；所谓“心为平民”，是牢记自己永远是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要从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希望大家不耽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服务于普通老百姓，逐步实现心中的理想。

第二，未来社会的成功者，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是为人、为学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牛顿曾经说过，“如果我能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要做一个合格的创新者，首先要做一个优秀的继承者。一是要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作为人大的毕业生，要继续关注历史传统、关注民族文化，多读书、读好书，特别是精读元典，同时在想问题、做事情的时候，不忘中国历史，牢记中国国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使中华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二是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乃至激荡交锋日益明显。只有深刻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能够深度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走向工作岗位，都要继续自觉拓宽国际视野，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贯中西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一个成功者不仅要有认同的思维，还要有求异的思维，而认同或求异都要以符合事物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为准绳。因此，在学习和继承的同时，还必须结合发展着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践，不拘泥于传统和定论，敢于提出理性的、建设性的不同观点、思路和举措，敢于求新创新。人大人有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优秀品质，既敢于继承，又敢于创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初期，我校校友胡福明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思想的禁锢，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陈锡添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传遍了神州大地，吹响了新的时代号角。学校这些年在学科建设、校园建设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都与我们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去试、大胆去闯密切相关。坚持开拓创新，既要有舍我其谁、勇于担纲、“事到万难需放胆”的勇气，也要细致认真、严谨求实、“宜于两可莫粗心”的精神，不断探索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新方法、新途径，解决新问题、新困惑，积极呼应、汇入乃至引领时代发展的新潮流，不断创造属于人大人的新高度。

第三，未来社会的成功者，要处理好律己与待人的关系。

如何律己和待人是人生永远的课题。我们常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律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先贤先哲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修身为本”、“本立而道生”、“吾日三省吾身”的命题和论断，西方的哲人也提出“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的说法，今天依然极富意义。在当今的商业社会，人们在不断追求个性的解放，是不是就不需要对自己的约束了呢？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更加需要像德国思想家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那样的“敬畏之心”，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尊重自然、尊重法律；更加需要古人所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感恩之心”，感恩祖国人民，感恩母校师长，感恩父母亲友，感恩同学同事，感恩每一个相遇相识的人。敬畏之心是“律己”, “感恩之心”是“待人”。“律己”是提升个人，“待人”是融入社会；“律己”是独善其身，“待人”是兼济天下。正确处理“律己”和“待人”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古人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才有可能达成我校“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培养目标。

同学们，在今后的人生旅程中，你们既会有顺利和成功，也可能会有暂时的坎坷和挫折，无论境遇怎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始终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要求自己，始终以“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乐观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来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未来。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要忘记“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坚韧，不要忘记“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邃，决不放弃，决不懈怠，拿出勇气，开创新局。你们只有经历这样的锤炼，才有可能逐步成熟起来，成为一个身心强健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神闲气定心头亮，起步旌旗壮”。同学们，参加了今天这场庄严的典礼，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从“人大学生”转变为“人大校友”。但是，改变的只是称呼，不变的是感情。无论你身在何处，母校永远是你们的精神家园。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母校，支持母校，宣传母校，更希望你们常回母校看看！亲爱的同学们，祝福你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前程和幸福的人生！

谢谢大家！

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60年的风雨历程和当代使命——在中国人文社科论坛2009上的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6月26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中国人文社科论坛2009隆重开幕，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到会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试图对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些回顾、总结和反思，对人文社会科学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担负的使命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

一、人文社会科学60年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60年来走过了风雨历程。概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了坎坷和曲折。回顾人文社会科学60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认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7年，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一是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普及；二是基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科研体系，包括成立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科，先学习苏联，后强调中国实际，建立起了一个强调人民大众立场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模式；三是提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倡导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四是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推陈出新”，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和为现实服务。

这一阶段，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的改造和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一时期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及“左”的错误思想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学术研究中出现了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学术研究领域混淆政治和学术的界线，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现象比较严重。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扼杀了当时不少正确的理论观点，诸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商品经济论”，以及诸如俞平伯、杨献珍等人的学术观点都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一些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等等，被简单化地贴上资产阶级学术标签，遭到被停办乃至取消的命运。

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双百”方针名存实亡，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被作为“封、资、修”的内容加以批判，知识分子被列为革命对象，大部分文科院校和文科专业停办，教师队伍被遣散，人文社会科学及其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所有的学会也都停止了活动。上述两个阶段大致称为前30年。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后30年发展历程。这30年，从恢复起步到蓬勃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道路越走越开阔。

1978年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得了思想上的大解放。80年代初，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识，人文学科逐步恢复、社会科学全面兴起，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罕见的文献剧增期和学术提升期，呈现出复苏的良好势头。紧接着，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改革开放大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努力改变过去那种相对封闭和自我设限的状态，代之以开放的姿态和开拓的精神。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其中蕴涵的深刻理念，不仅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指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整个80年代，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始终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对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着深入的反思和研究，并广泛接触西方文明中各个学科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在理论和实践中表达出人们对“三个面向”的理解与企盼。

及至9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发生了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大突破。在现实的有力激发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鼓起更大的理论勇气，在各个领域展开有益的探索，大量具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问世，大大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进入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1—2002年间，江泽民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三次系统地发表关于重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2004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这些讲话和举措深刻地表明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对转型期中国的紧迫性和深远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备受鼓舞，在宽松、和谐、鼓励探索和创新的学术氛围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开拓进取，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在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也蔚然成势。跨院校、跨地区、跨系统的科研联合攻关接连启动，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

回溯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60年是一个跌宕起伏、曲折前行的历程，是在探索中发展、改革中前进的60年。

二、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时代的发展总是会向我们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正面临着国际、国内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对时代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却缺乏整体的、深入的、有效的研究，缺乏富有想象力和建设性的思想、思路和方案，在回应时代主题，回答民众疑惑，满足实践需要等诸多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或苍白无力。在我看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诸多的严峻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解答和应对。举例来说：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改革和完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如何抵制和消除、批评和辨析“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保障好普通工人、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不致沦为弱势群体？如何在贫富差距超乎我们想象的今天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怎样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基本框架如何进一步确定和完善？有没有利益群体打着“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聚敛财富，而又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名义瓜分财富？如何认识和解决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存在的资本的无情掠夺和压榨？在我们当下的经济领域中，应当如何明确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

第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国民的道德素质和精神世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配置资源、激发人们进取精神的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伪劣假冒、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现象也随之而来。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有道德的、有法治的而不是充满贪欲的市场经济？如何使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有一个道德底线，有一颗敬畏之心？如何在关注国民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关注其精神生活？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如何克服社会上所谓“有金钱无知识，有知识无文化，有文化无审美，有审美无信仰”的异化荒诞现象？

第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以往“见物不见人”、“GDP至上”的发展观的某种校正。如何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科学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如何在保障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和谐、文化的繁荣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如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弊端？如何在注重当前的现实利益的同时，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实现代际利益之间的协调？

第四，协调因多种经济成分、多重利益群体诉求、多元价值观念所带来的差异和冲突，重建社会共识，重新整合社会，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实搞的恰恰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像黄光裕、陈绍基、许宗衡们的所作所为，能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权力和资本的畸形结合所造成的社会群体的分化乃至对立，会不会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一些地方出现的“仇富仇官”情绪，社会上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分裂和冲突，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解决价值观冲突的办法首先就是沟通与对话，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了解广大老百姓的疾苦和心声吗？能够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有勇气代表老百姓而不是或不只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发表意见吗？

第五，中国已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如何在关注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面向世界发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声音，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学者“言必称希腊”，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对西方文明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吗？我们身在中国，自以为对中国很了解，可是熟知不一定真知，我们真的能够准确而生动地向世界介绍、说明中国吗？我们对未来的文化、未来的经济、未来的国际格局和世界图景，真的已经有长远而合理的预期、勾画和展望了吗？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真的已经跨越形式上的作秀而落实为脚踏实地、科学理性的行为常态了吗？

第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应对新霸权主义、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建设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贡献智慧。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声音很弱，话语权很少，这实际上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单薄和缺位的表现。我们应该为建设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新的思想、理念和观点。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深入的研究和积累吗？我们拥有恰当的渠道和平台吗？

上述这些尖锐而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以为都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有责任、有义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正视这些问题，努力回答这些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也才能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真正的贡献。

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6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必须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实践，以深入研究前瞻性重大课题为主攻方向；必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凸显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不可缺失的资源性价值；必须培养世界性眼光，吸收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既要冲破隔绝外域文化的藩篱，又要防止盲目崇信、食洋不化；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探索、创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就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下列诸项尤需严重关切：（1）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这种高度重视在制度层面得到的有效落实还比较有限。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战略思想尚未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太过功利化，指导方式太过行政化。受此影响，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虚骄之气、浮躁之风日趋严重，有重大影响的精品力作却不够多。（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投入尤其短缺且不得法，直接制约了原创性成果的产出。（4）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尚未形成合理结构，缺乏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和科学的评价制度，文科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下降。（5）违背学术研究“求真”的宗旨，缺乏学术追求的高尚品格，将学术探索简单与宣传等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术成果的学术含量下降，学术价值弱化。

因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建议首先着手解决以下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摒弃目前实际存在的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性歧视，建立有效的分类评价和激励机制。第二，改变指导思想和指导方式，尊重学术发展规律，强调厚积薄发和精品意识，力避学术体制的僵化和学术泡沫的泛滥。第三，切实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特别关注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萎缩情况，着力改善文科科研环境和办学条件。第四，调整文科结构，加强对文科专业设置的规范管理，在适当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切实加强文科教师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第五，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道德，摒弃学术浮躁，惩戒学术腐败。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机遇和巨大挑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已进入到观念更新、知识转型的临界时刻。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紧围绕未来中国发展以及世界发展的现实问题，加强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以此形成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和中国表述，真正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推向新的高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多更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8月7日）

尊敬的汪晓源大使、尊敬的校长阁下，

各位尊贵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的揭牌典礼，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哥斯达黎加大学和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两国建交以来，文化交流不断。尤其在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首脑共同见证了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签字仪式，中国人民大学作为该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伙伴感到无限荣光。

对哥斯达黎加人民而言，中国是东方文明的象征；在中国人看来，哥斯达黎加这一“中美洲花园”里的美好和神秘同样令人向往。正如中国的京剧和书法可以走进哥斯达黎加人的视野，贵国的传统音乐和民族舞蹈也同样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因为人类的精神从来都是息息相通、优秀的文化从来都是没有国界的。我们所能分享的情感、我们共同珍视的价值，其实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表达，即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

文化交流是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柱，它可以使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心灵相通。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精干理工学科的国家重点大学。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最新评估，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学科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对于促进文明的对话、传承与互动，我们责无旁贷。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的建立，更是中哥文化交流的丰富和延续，中国人民大学为能够致力于这一沟通心灵的工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刚刚结束的我校为期四周的暑期学校（国际小学期）中，我们欣喜地迎来了来自包括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在内的多所海外孔子学院的40余名学生。我们真诚地希望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不仅成为汉语培训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可以拓展为全面学术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深信，两所大学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我们知道，哥斯达黎加大学是哥斯达黎加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享有盛誉的大学。作为哥国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团之一，贵校的舞蹈团曾于今年5月来华演出，进一步促进了中哥两国的文化交流。我希望借此机会向校长阁下和全体师生表示最衷心的祝福，祝愿贵校的事业蒸蒸日上，两校的友谊地久天长，也祝愿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越办越好！

谢谢各位！

在郭影秋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9月5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在全校师生喜迎新学年、举国上下热盼新中国60华诞之际，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与世纪同行、与祖国同行、与人大同行的郭影秋同志诞辰100周年。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郭影秋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向郭影秋同志的家人、亲友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出席纪念和研讨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新中国成立60年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有无数的前辈先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耀业绩，郭影秋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把毕生的智慧和才华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革命战功彪炳史册，他的办学成就有目共睹，他的学术建树令人景仰，他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中国人民大学为拥有郭影秋同志这样卓越的领导、优秀的学者，感到光荣和自豪。此时此刻，缅怀和追忆郭老的人生轨迹和奋斗历程，我们内心无不充满着怀念和景仰之情。

郭影秋同志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1909年生于江苏铜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在老师和亲友的接济下，就读于无锡国专和江苏教育学院，在校期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历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活跃于微山湖周围，开辟和创建了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后在冀鲁豫区及晋冀鲁豫大区工作，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后期，他又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大军渡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屡建功勋，曾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曾先后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致力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建设、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为恢复天府之国和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影秋同志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时任云南省省长的郭影秋同志主动向中央“请缨”，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他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出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传递出“共产党有能力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不当省长当校长”的一段佳话。在1957—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郭影秋同志把南京大学治理得有条有理，教学与科研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使其很快跨入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行列，他也随之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大学校长。1963年，郭影秋同志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又带病出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而呕心沥血；1983年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直到1985年10月29日不幸病逝。可以说，郭影秋同志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不顾个人安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推动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为此，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正如他的一首自题诗所吟：“半截林园道，遑遑夜未休。归来儿睡足，当户数牵牛。”

郭影秋同志是一位睿智博学的学者，为明清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繁忙紧张的和平建设岁月，他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熟读二十四史，对史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明清史情有独钟。他在多方搜集资料、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明末清初农民军的斗争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史学专著《李定国纪年》，由此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他对明清史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明清史研究的组织领导方面。196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倡示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郭影秋同志是主要成员之一。不久，“文革”的爆发将此计划化作泡影，但他对成立清史研究机构始终铭挂在心。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的情况下，他又向上级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的建议，并亲自担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直接领导制定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在清史研究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同志曾架扶双拐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研究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从清史研究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郭影秋同志是清史研究所的实际倡办人和奠基者。

郭影秋同志一生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个历史时期，始终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殚精竭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充分展示了他“一生为革命、一生为教育”的无私精神和伟大情怀。在我们事业新的征程中，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抚今追昔，进一步回顾和总结郭影秋同志的办学经验，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必能挖掘出更多的精神宝藏，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不竭的智慧和动力。郭影秋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精神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得了教育界很高的赞誉，他当年提出的许多教育教学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尊重教育工作规律，明确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在到任后参加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就指出，“学校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党和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把一切工作都转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要求各专业、各学科根据学校的发展方向制定或修订教学计划，强调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他认为，“基础课学得好不好，不只关系到专业课能否学好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学生毕业以后在业务上能否继续前进的问题，关系到今后若干年内科学、学术领域继续前进的问题，攀登科学高峰的问题。”在强调加强专业基础课的同时，他又提出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他说，“少而精”关键不在于“少”，而在于“精”，不是教学内容简单的削减，而是精湛以后得来的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独立思考、生动活泼地学习，才能真正做到专业基础打得扎实，提高教学质量。要做到“少而精”主要靠教师，只有教师水平提高了，才能做到去粗取精、深入浅出。

二是重视发挥专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郭影秋同志刚到中国人民大学就登门拜访了30位学有专长的教授，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一些教授们回忆说：“影秋同志在听取意见时，总是细心听、认真记，并且也谈他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思想，就像同老朋友谈心一样。”尤为令人感动的是，郭影秋同志为了保护知识分子，有时还要冒着风险抵制一些“左”的做法。正是这种敢于实事求是、在关键时刻不顾来头、挺身而出保护知识分子的做法，使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

三是富有政治智慧，勇于探索创新。他大胆探索创新的勇气和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妥善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和复校事宜中。当“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教师都重新分配工作时，郭影秋同志在无奈之余，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按建制集中分配到几所大学去”的办法，为日后迅速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可靠基础。如为了保存学校的历史学研究力量，他说服上级领导机关把中国历史教研室改为清史研究小组，把学校相近专业的教师吸收进来，然后成建制地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一批具有相当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的人才便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充分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和勇气智慧。我认为，这是郭影秋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立下的历史性功勋。在此，我们向为人民大学的恢复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郭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国人民大学正是因为拥有一大批像郭影秋同志这样的卓越领导和先贤良师，才得以在艰难险阻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青蓝相续，薪火相传，砥砺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和“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保持生机和活力。

同志们、朋友们！郭影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正在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复校31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进步，为国家的改革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高举“发展、和谐、创新”的旗帜，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坚持“1231”的工作思路和十八字的发展真经（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校园建设方面，以明德楼的建成为标志，根本改变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以知行楼群的建成投入使用为标志，极大改变了学生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以时雨园的投入使用为标志，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条件；美化、绿化、人文化、数字化、精神化的校园基本形成。学科建设方面，在第三轮重点学科评审中，我校以33个重点二级学科、8个重点一级学科居于全国第一位；在教育部年初公布的一级学科排名中，我校有7个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居于第一位。以这两次评估和评审为标志，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人民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极服务社会、贡献社会、引领社会，还起到了三个排头兵的作用：一是呼吁全社会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排头兵；二是重估国学价值，成为弘扬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三是抵制市场诱惑、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思潮，成为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的排头兵，在这三个方面，人民大学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也是重塑人大形象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当前，站在学校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吹响了“十年腾飞”的号角，正在谋划未来十年发展的蓝图，我们更需要时刻以郭老的精神和理念为指引，以人民大学多年来一脉相承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在创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作出新的贡献！我想，这是我们对郭老最真切的纪念和缅怀！

谢谢大家！

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在2009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9月10日）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各位家长、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在金秋九月的美好日子，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同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何其乐也。今年共有7462名新生，本科生2835人，心理学、材料物理、美术学是今年新增的专业。硕士研究生3291人，博士研究生896人，外国留学生415人。此时此刻，我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一样，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首先我代表学校对全体新同学加入“人大人”的行列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你们的成长付出辛勤汗水的家长和老师表示亲切的慰问！今天是教师节，我也借此机会向全校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来到我们学校的家属区，看望了历史学院教授戴逸先生。戴逸先生现在肩负重任，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昨天刘延东同志在周济部长的陪同下，看望戴逸先生，也是对我们全校广大教职员工的慰问，是对我们人民大学的巨大鼓舞。

2009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60年华诞，这将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起点。60年风雨洗礼，60年成就辉煌，古老而崭新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在以坚定而豪迈的步伐走向世界。同学们，你们生逢盛世，何其幸也！你们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来到人民大学学习，又是何其幸运！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从战火中走来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70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保持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培养了20多万名高水平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领袖人才，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在发展中奋进的大学。新世纪以来，学校在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近两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北京市委刘淇书记、刘延东国务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来到人民大学，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希望，既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校的亲切关怀，也是对我校新世纪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的高度肯定。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坚持“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发展真经，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科学发展道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今年年初公布的新一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有7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总数位居全国第三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部21个一级学科当中，人民大学占三分之一，居全国高校首位。我校世纪初确定的“十年基础、十年腾飞”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固本强基、重塑形象”的阶段性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吹响了“十年腾飞”的号角，为再过十年左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而奋斗着、拼搏着。同学们，你们将成为人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大学是人才的摇篮、知识的殿堂、社会的良心，也是同学们涵养心智、陶冶情操、砥砺品格、放飞理想的大熔炉。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大学的时光，好好珍惜大学的经历。我曾经听过有人用鲁迅先生的作品名称来形容一种大学四年的生活：大一“彷徨”、大二“呐喊”、大三“朝花夕拾”、大四“伤逝”。可见，大学时光是很短暂的，如果不好好把握，不好好珍惜，很容易就会蹉跎岁月、虚度光阴。对于本科生来说，很多同学都是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远离家乡，独自生活，还需要完成从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理，学会适应完全不同于高中生活的大学生活，学会与自己同样优秀的同学和谐相处。走好大学时代这段人生道路，写好大学时代这段人生历史。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选好方向，定好目标，打好基础，将对你们一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送大家几句话，今天也不例外，我提三点希望，与同学们共勉（主要是针对本科生同学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同样适用）。

一、希望同学们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砥砺道德人格，树立崇高理想

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不断进步，国家飞速发展，使你们成为更加充满蓬勃朝气、更加焕发青春活力的一代青年。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些青年大学生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缺失、精神迷茫、急功近利等现象。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大家步入了人大这所堂皇学府，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我想，所谓价值，就是要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作为新一代的人大人，我希望你们努力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自己，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坚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志向，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砥砺“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道德人格，努力塑造自己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为此，我以为大家要保持一份对古圣先贤和人类浩瀚历史文明的敬畏之心。希望各位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始终保持对历史的尊重感和敬畏感，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中西方多样的文明中汲取力量。要保持一份对父母、对师长、对母校的感恩之心，并让这种感恩之心伴随你们的一生。要保持一份“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的淡泊之心。所谓“行为精英”，就是现在在学业上、将来在事业上，你们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勇于面对挑战，敢于追求真理、追求卓越；所谓“心为平民”，是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甘于平凡的作风，是要始终保持平民意识，心系大众，保持对弱者的同情仁爱之心，生活上也要尚俭戒奢，朴实无华。

二、希望同学们遵循“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要求，纯洁学风校风，涵养学术襟怀

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崇尚学术、探求真理的堂皇学府。学风校风则是一所大学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一些大学校园已经变得相当浮躁，真要做到静下心来读书、潜下心来治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我们克服急功近利的纷扰、抵制市场喧嚣的诱惑、摒弃学术不端的行为、拒绝平庸安逸的“猪栅栏”式的理想（爱因斯坦语）。希望大家遵循“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要求，以“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精神，摒弃浮躁，抵制诱惑，拒绝平庸，宁静读书，潜心治学，探求真理，追求卓越，保持学校优良、纯洁的学风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永远成为一方学术的净土，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

为此，我认为大家要诚信为本、严谨为先，热爱学习，勤奋读书，遵循学术规范，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名大学生，理所当然地要系统地进行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扎实地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培养理论兴趣和理性分析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希望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尤其重视读元典、读经典，中国的、西方的经典都要认真去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希望大家在读书中能够与先贤往圣进行心灵的对话和精神的沟通，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和学术灵感，激发自己崇尚学术、探求真理的学术理想，涵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襟怀和教育境界，掌握读书治学的方法，并在读书中领悟社会与人生。这会让大家终生受用无穷。

与此同时，大家还应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了解社会、了解天下大事。为此，大家不仅要向书本学习、在课堂学习，还要以不同形式积极参加社会调查、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活动。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尤其要关注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关心国计民生，努力用学来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地勤于思考，学以致用，努力锤炼、提升自己知行合一的能力和水平，从中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自己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自己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和学术勇气。我要在这里特别指出，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理性地怀疑，敢于建设性地批评，敢于探索新领域、开拓新境界，是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性人才必备的素养。当然，勇气不是作秀、不是鲁莽蛮干、不是匹夫之勇，而是科学理性的勇气，是在扎实积累基础之上的勇气，是继承与创新、认同与求异相统一的勇气。

三、希望同学们追求“德、智、体、雅”、“真、善、美、爱”的目标和境界，努力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新世纪的教育理念在“德、智、体”之后增加了一个“雅”字；在“真、善、美”之后增加一个“爱”字，我以为这样的教育理念似乎更加完善。所以，在我们的校歌《中国人民大学之歌》中，就有“德智体雅，造就了社会栋梁；真善美爱，培育了国民表率”这两句歌词，这也是我对大家的期望。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当然要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但是还应当是一个优雅的人，所谓“优雅”也就是内心世界光明而崇高，行为举止自然而得体，生活情趣清新而多彩，人文情怀深沉而厚重，善于融入团体，善于团结他人。“真、善、美”当然是我们追求的境界，但是中国人民大学还强调另一种境界——“爱”。这种“爱”不是狭隘的个人感情，而是对父母、对师长、对他人的爱，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对自然的一种博大深挚的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个主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希望同学们谨记“德智体雅”和“真善美爱”这八个字，努力成为一个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境界和努力的方向。在当前过于讲求现实的社会中，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一份理想主义的情怀，只要向着理想和志向不断努力，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实现个人的价值同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福祉紧紧联系在一起，就一定会拥有优雅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幸福的一生；就一定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同学们，再次欢迎你们在新中国60周年华诞的特殊年份里成为一名人大学子。你们的人生将在这里迈向新的征程，你们的青春将在这里闪耀出熠熠光辉。祖国万岁！青春万岁！人大学子万岁！

谢谢大家！

关于大学服务社会的一些思考——在兰州大学百年校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9月19日）

自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提出高等教育应当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以来，“大学服务社会”的话题就反复被提及、论证。大学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新理念，现代大学既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不是纯粹意义的“精神家园”，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其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彰显，大学与社会发生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大学与社会产生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大学为社会服务，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大学如何反哺社会，为社会服务，引领社会发展，这是我国高校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和战略课题。

作为创新、积淀、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高地，大学天然地集合着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两大优势，它一方面以自身产生的新知识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直接驱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培养的人才进入政府和社会的各个部门和领域，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潮流，间接地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我国近期关于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讨论中，大学如何服务社会并引领社会已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回顾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大学在服务国家和所在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不论是全国性大学，还是区域性大学，不论人文社科类大学，还是理工类大学，对推动和引领国家和所在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如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之于北京，复旦、同济、上交大之于上海，兰州大学之于甘肃，南京大学之于江苏，浙江大学之于浙江，南开大学之于天津，中南大学之于湖南，武汉大学之于湖北，中山大学之于广东，等等。这些大学以其集聚的人才、知识、信息、科研成果、思想理论、文化形态全面影响和推动着国家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也全面融入所在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如果从满足国家和所在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要求的角度深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大学在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理念上重“眼前”，轻“长远”。大学科研成果“实用”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可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暂时“无用”，它对“明天”的社会发展必将产生的“长远效益”。近年来，常发生以大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提升地方GDP比例“定成败”、“比高下”的现象，这不禁令人叹息。

二是服务内容上重“技术”，轻“思想”。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服务社会偏重于理工类大学以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忽视了人文社科类大学以思想理念对社会和文化的引领。

三是服务层次上重“全面”，轻“特色”。不论是综合性全国大学，还是专科性地方大学，在服务层次上都追求“全面”，都不加区别地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当作自己的使命，服务没有分工侧重，更没有特色专长，“千校一面”现象十分普遍，资源重复浪费尤其严重。

那么，大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好地引领社会呢？我认为，着重要在四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明确服务定位。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多层性。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从一般本科院校到第一梯队研究型大学，从区域性地方大学到全国性综合大学，形成了多层级的塔形结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肩负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在明确服务定位上，我们应该学习美国大学的经验。美国的社区学院、州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定位分层上都十分明确，社区学院、文理学院一般都不把科学研究作为服务定位，哈佛、斯坦福等研究型大学承担的社会服务与州立大学都有明显的区别，与社区学院差异更大。我们的大学也应该根据社会和自身特点确定自己的社会服务职能，承担的社会服务也应当有明确的分工，我们既需要“仰望星空”侧重战略服务的充当思想库、“人类的大脑”和“社会的良心”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关注身边”侧重解决实际问题、专注技术推广的地方本科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形成服务特色。我们承认，大学不可能都是全科全能的，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学科特色，这就决定了一所大学社会服务的“责任”和“能力”。因此，大学需要依托自身的学科优势，寻找社会服务的结合点，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社会服务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我校为例，近年来我们依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优势，走出了一条以人文社科为特色的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我们坚持一年一度举办高水平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中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报告”。“三大报告”、“三大发布”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国家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决策的重要依据，党和国家领导多次在我校有关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我们还一直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特色旗帜，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学校先后有十几位教师受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辅导报告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专题讲座，一大批教师为中央领导、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

第三，服务区域发展。大学服务社会不是把服务全社会与服务区域发展对立起来的，一所大学立足地方，如果不能为地方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在发达国家，任何一所著名的高校，它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本地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假如地处“硅谷”的大学不首先为“硅谷”地区服务，不在“硅谷”进行创新教学和科研活动，就不会有世界上著名的“硅谷”。因此，可以说，大学对区域发展的服务程度和贡献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的重要指标。当前，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大学作为人才库和智囊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促进大学发展作为培育区域核心竞争力和解决区域发展难题的基础工程，在土地、资金使用上对大学进行重点投入，通过兴建大学城和大学科技园为大学拓展发展空间，大学的发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学有责任、有义务发挥知识、人才、思想、文化、科技资源集聚的优势，加强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为多方位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人口、环境等复杂问题提供帮助。人民大学立足北京，就应当为北京建设国际化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作出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校为北京市或中央驻京单位输送了约2.5万名优秀毕业生，占同期毕业生总人数的60%左右。配合北京市举办奥运会，我校承担了开奥运历史先河的重大课题“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面影响研究（OGGI）”项目，开展了20余项人文奥运课题研究。在2008年有关奥运研究的所有项目中，唯有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同时签署的表彰大奖。继人文奥运之后，我校又组织开展了“人文北京”跨学科的重大研究项目，为北京市建设文化名城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事实证明，第一梯队的重点大学在为区域服务中存在着许多拓宽发展和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争取地方政府和社会支持，共同建设高等教育，扩大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第四，引领社会发展。有人认为，今天的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市场化了，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工厂。我认为，这种功利主义左右下的大学服务理念值得商讨。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作为知识运用和创造的孵化机构，理应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核心。大学服务社会的模式也理应从传统的“自我中心”模式向“社会中心”模式转变，要变被动的服务为主动的服务。一所重点大学对于所在区域了解更深刻贴切，问题意识更强，情感纽带更密切，也更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对本区域发展肩负的人力、知识支持的重要性。大学服务社会既要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更要自觉地以其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新文化和新思想在引领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大学不是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大学需要在维护自身独立性和回应社会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实现大学发展，引领社会进步。

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是大学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也是大学发展获得的新机遇和新平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关系到我国大学与社会共同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大学与社会就能实现“双赢”。社会有了大学的人才、智力、科技的支撑，发展就会更快、更科学、更具理性；大学通过服务社会，可以积聚办学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社会价值，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复苏——在剑桥大学的演讲

老师们、同学们，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9月25日）

一、引言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贵校800周年诞辰之际进行专题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复苏》，其核心主题是要说明：

1．中国之所以率先走出经济危机，全面出现经济复苏的强劲迹象，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中国模式”所特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宏观决策模式以及微观传递机制具有强大的危机治理功能。

2.“中国模式”不仅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种典范，同时也为危机治理提供了一种典范，它可以为世界各国走出目前经济危机提供有用的思路和政策工具。

3.“中国模式”所蕴涵的超越自由主义、超越“市场”与“国家”、“私有”与“国有”、“左”与“右”等二分法的理念将为世界思潮的转型带来有用的养分。

二、中国的经济复苏

2007年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先导，世界陷入了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为广泛、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都遭遇了资产价格下滑、贸易规模萎缩、GDP增速大幅度下滑、失业率激增、汇率波动剧烈等冲击，并纷纷采取了各种危机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的是，中国经济在“出口下滑”和“房地产市场逆转”等因素的作用下，于2008年第三季度陷入危机之中——GDP增速从2008年第一季度的10.6%，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1%；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从2007年12月的23.3%，下降到2008年12月的-11.1%；价格水平从2008年第二季度的8%，下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1.5%；失业率从2007年的4%，上升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4.3%。所有这些指标的恶化程度都创1990年以来的新高。

但与世界很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在各种救助政策的刺激下，快速实现了触底回升，于2009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面复苏的迹象——GDP增速从2009年1月的6.1%，快速回升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7.9%，全年预计将达到8.5%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08年12月的5.7%，回升到2009年8月的12.3%；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从2009年1月的-17.1%，上升到8月的36.1%；发电量同比增速从2009年1月的-11.8%，上升到8月的9.3%；房地产投资增速从1月的零增长，上升到8月的14.7%；进口增速从2009年1月的-43.1%，收窄到-17%，如果剔除价格因素，进口实际同比增速由负转正，达到3%左右。这些指标都十分确定地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了“V”反转，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强劲复苏所引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考就是，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能够在这大危机之中脱颖而出，率先触底回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一支引领力量呢？世界各国能否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中获得进一步危机救助的启示呢？

三、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复苏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从本次深度经济危机中率先触底回升、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其核心原因并非在于中国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是在于“中国模式”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宏观调控模式使中国经济具有防止大规模“市场失灵”的功能，并大大提高了危机治理与经济刺激的效率。

第一，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发展，为应对经济危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78—200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使中国财富得到了快速的积累，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危机治理的物质基础。其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在本次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出现恶化的现象，没有发生大面积资不抵债、资金断裂、产业链崩溃等问题。例如2003—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2%左右，政府财政持续出现结余，2008年中国政府累计债务占GDP比重仅为18%左右，远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参考的60%，其中对外债务仅为3748亿美元，仅为中国外汇储备总量的17%，这直接为中国政府在危机时期大规模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目前，中国刺激计划规模达到GDP的14%，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刺激计划仅占GDP的5.7%）。又例如中国居民储蓄很高，储蓄存款达到GDP的77%，这使中国居民的消费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消费水平不仅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大幅度下降，反而在消费刺激的作用下出现高达15%的持续增长。再例如，中国金融企业资产负债在近10年的改制进程中得到全面的改善，这使中国银行业在利差收窄、放款环境恶化的情况能够承受利润下降的冲击，从而使中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在银行体系层面得到落实。因此，中国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为中国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消费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和政策操作的基础。

第二，中国模式在提供危机治理的财富基础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特殊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防止了危机的蔓延，使中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度冲击。

中国模式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模式；三是渐进与梯度推进的改革模式；四是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的区域发展模式。这几个方面都为防止大规模的市场失灵以及解决危机的蔓延提供了制度基础。例如，国有经济、政府驾驭市场、政府增进市场的制度定位就是要解决落后国家在单纯私有市场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大量的市场失灵问题，使私人决策的外部性影响降低到最低的水平；又例如，中国渐进的金融发展模式和渐进的资本项目开放模式成功地回避了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资产泡沫、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信心传染等途径对中国金融体系带来的致命的冲击；而中国的分权体系和梯度发展模式使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重点、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发展的程度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仅有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主体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有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振兴为主体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我们不仅有以深圳模式、昆山模式为代表的加工贸易模式，同时也有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制成品贸易模式，而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不仅使中国经济提高了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也为经济刺激提供了纵深的空间。

第三，“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模式与“财政分权”的政府竞争体系使中国各级政府不仅具有危机应对的快速决断力，而且具有大量的相机决策能力，使危机救助与刺激计划在快速制定后得到切实的落实。

危机治理是政府能力的集中体现。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具有高度的政策决断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例如，2008年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中国政府快速进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及时从2008年初的“防经济增长过快与防物价上涨”转变到“扩内需、保增长”之上，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在不到1个月中制定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和10大产业振兴计划。其反应速度之快，是世界其他国家未有的。这种快速决断一方面成功避免了经济下滑的扩张，另一方面为市场预期的稳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政府集中决策之后，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按照各种情况将救助和刺激计划进行了层层分解和落实。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在分权体系下，中国地方政府基本遵循“类企业”行为模式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各级政府能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决策，从而避免“大一统”所带来的僵化的问题，从而使中国危机治理和救助具有灵活性。例如，广东区域在进行外向型企业救助的同时，加大了服务业的投入，而山西省却在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的同时进行能源企业结构性的调整，四川省则根据2008年地震灾害的重建情况加大了基础建设的力度和灾后重建的力度。

第四，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容的“新型国有经济体系”为危机救助和经济刺激提供了快速的传导机制。

由于需求的下滑、利润的消失以及未来前景的不明朗，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一般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过度的收缩，从而使危机出现自我强化的现象。即使政府采取各种扩张性的政策进行救助和刺激，大部分企业和个体也不愿投资和消费，这使我们常常在经济学理论中见到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将面临“流动性陷阱”，扩张性财政政策将面临“李嘉图等价效应”和“挤出效应”等约束。如何突破一般市场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这些治理困境，实际上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但是，中国模式中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容的“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可以成功克服这些问题。因为，中国国有经济虽然在所有制上归国家所有，但其运行、考核却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因此，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可以使资源配置在国家战略意志与市场竞争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从而有效地避免大规模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经济危机期间，正是国有经济按照国家危机治理的战略意图全面进行及时、持续的项目投资和商品采购，从而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微观通道。而以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银行体系快速贯彻了货币当局的各种决策，为扩张性货币政策提供了有效、快速的传递机制。从现有的计量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国有经济行为具有一定逆周期的特性。

第五，“危机治理”、“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并重的原则保证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边发展、边治理、边改革”，认为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因此，危机治理不是简单进行救助，而是要找到爆发危机的核心根源进行全面的变革。危机孕育变革，危机也是改革的核心动力源。正是本着这样中国模式的发展原则，我国政府在出台各项刺激计划的同时，出台8项改革措施，并对钢铁、水泥、煤炭等6大行业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而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导致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深层次的矛盾，使产能过剩、市场秩序紊乱、要素价格改革困难等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从而为中国宏观经济彻底走出危机，避免出现“反复波动”、“二次触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从上面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不仅创造了中国30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了应对经济危机、快速实现经济复苏的某种典范。因此，“中国模式”不仅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治理危机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这次经济危机从表面看是次贷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下滑、流动性逆转、有效需求下滑的危机，但其本质却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原教旨自由主义泛滥的危机。如果说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拉美持续不断的社会经济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破产，而美国次贷危机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也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认为我们走出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出路不在于自由主义自身，也不在于自由主义的极端反面——完全的干预主义，而在于“市场”与“政府”、“私有”与“公有”、“分权”与“集权”、“左”与“右”的有机结合，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所蕴涵的精华。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为走出目前这场世界性危机提供有用的养分和思路。

如果回顾经济危机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理论思潮的转变——1848年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的思潮崛起，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民主主义思潮高涨，而1929—1933年危机使凯恩斯主义诞生。这些思潮都是在超越自由主义思潮，超越简单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因此，可以大胆地预测，未来经济思潮将毫无疑问包含甚至转向“中国模式”所孕育的各种思想。因为，大危机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系统性爆发的产物，危机救助的失败在本质上是“政府失灵”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超越“左”与“右”、“政府”与“市场”、“私有”与“公有”等二分法的基础上，提供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思想和方法，为发挥“市场”和“政府”各种比较优势架起了桥梁。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也是在开放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因此，中国模式也是中国与世界主动互动的产物，也必将会随着与世界深刻而良好的互动中得到新的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倡导“中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的中庸思想和“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模式”是这种文化模式的集中体现。因为，“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化个体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进程中的产物，它所蕴涵的思想是对世界各国思想兼容并蓄的产物。因此，中国模式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彰显的同时，也会从其他国家危机治理中获得有用的启示！

谢谢大家！

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10月30日）

尊敬的郝平副部长、郑欣淼副部长，许琳主任，

各位学者、各位来宾，

老师们、同学们：

春秋两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登高会友、谈诗论道的佳期。2007年春和景明之时，我们曾经在这里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会集群贤、游目骋怀；2009年秋水间顾之际，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又如约而至。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出席大会的各位领导、海内外各位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本次大会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主题，题中的“文化”一词，有众多定义方法。我认为，文化从本质上讲乃是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在人们意识中的观念形态，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过程、认识结果，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其本身就凝聚着跨越古今、会通中西的交流。

在中国古代经典《周易》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二字的结合，已经初露端倪。西汉刘向又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这里“文化”已经具备了“文治教化”之义。

西语中的“文化”起源于拉丁语，原意是“居住、栽种、保护、朝拜”，其中“栽种”、“照顾”的主要意涵，被西塞罗用于表达“心灵的陶冶”，这与汉语中的“文治教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被认为始于清末民初对西文“culture”一词的翻译。而当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学者从汉语借用“文化”来翻译西语时，中国古籍其实恰有此词、深得其义。

汉语和西语中的“文化”，可以说是以不同的方式起源，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分途发展的。但是它们都在词义的演变过程中，负载起“人的教化过程”及“人类的发展历程”等相似的含义。在两种文明相遇之时，两个“文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随着交流的深入，它们的词义逐渐融会贯通，两种文化的“教化过程”和“发展历程”也相互濡染。或许，“文化”这一语词的发端、衍变和融合，恰恰见证了不同民族的相同诉求。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文化的“跨越”和“会通”，还体现于欧亚大陆之间相映成趣的彼此描述：早在纪元之初，中国古籍是以“大秦”标示罗马地区，而罗马人也以“chin”称谓东方古国。在古人“异邦的想象”之中，或许早就预示着“全球化”的交融。其实，“本土的记述”和“异邦的想象”都是“思想的产物”，它们与现实互相作用，使历史“成其所是”，使文化“得其所名”。在历史和文化的“构成”过程中，记述本身也充满想象，本土又是异邦的异邦，“记述”与“想象”、“本土”与“异邦”虽是不同的进路，却又彼此交缠，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上山的路也就是下山的路”，亦即“此路亦彼路”。

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学就是在“此路亦彼路”的异邦想象中生根发芽。早在纪元之初，西方世界对“赛里斯（Seres）人和厚可亲”的记载就已初见纸端。两千年之后，海内外对汉学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从广义上说，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均可由“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或者“海外汉学”所涵盖。

汉学的对象是中国，其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及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前辈学人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海内外学人采取不同的研究进路，目的都是找寻中华文化之真谛，帮助人类更为诗意地栖居。这种“同归而殊途”，恰好不断成全着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生，从而成为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的典型范本。海外学人以独特的视野和自身的经验观照中国文化，以不同的方法予以“栽种和保护”，这本身就是一次“化育”，就可能成为别样的“心灵陶冶”。

如果说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对东方智慧的吸纳是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层面，那么中国学界对世界汉学的反刍和回应则可能进一步推进“跨文化”的沟通。即使是对于自身的文化，“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和单一立场也未必能达成真正的自我理解。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交流，恰恰需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胸襟。所谓的“跨文化交流”，正是要跨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美学诉求、族群身份的差异。只有这样，才有“文化”带给人类的开阔和雍容。

本次大会既邀请了在汉学方面颇有建树的海外专家，也会集了对中国文化心有所悟的南北学者；大会的议题涵盖了“汉学与文化对话”、“汉学与历史研究”、“汉学与中国文学”、“汉学与汉籍传译”、“汉学与中国戏曲”、“孔子学院论坛”等诸多方面。其实，无论是沂水之畔的歌咏而归、称颂爱神的会饮畅言，还是今日少长咸集的世界汉学大会，我们一直追索和谈论的秘密，唯心灵和宇宙二者而已。价值、秩序、道德、真实、美，无不辐辏于此。路漫漫其修远，“同归”的目标已经为我们“跨文化”的上下求索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希望世界汉学大会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足够高远的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愿与在座的各位青梅煮酒，对酒当歌，弦歌沂水，流水高山，乐而忘忧。

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基本经验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10月28日）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高校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干部培训是全国干部培训的重要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动高校干部培训工作深入开展，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干部培训工作的实践，总结了6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高校干部培训工作服务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围绕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确定高校干部培训目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把高校干部培训作为关系党的教育事业全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高度重视高校干部培训工作。198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为了建设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以适应四化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有计划地重新教育干部，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以这个文件为起点，我国高校干部培训逐渐向正规化、制度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环境、承担的任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高校领导干部不断提出新要求。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干部培训工作服务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紧紧围绕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任务、对高校干部提出的新要求确定培训主题和目标。在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轨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三个面向”反映了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指针。其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明确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80年代的高校干部培训以提高干部适应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所需要的理论与技能水平为重点，突出对于高校改革的探索。这一时期高校干部培训的目标，是为80年代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干部保证，并为以后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思想动员。

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科教兴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组部、原国家教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先后制定了《关于“九五”期间加强高等学校干部培训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干部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高校干部培训工作要以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认清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为重点，以培养干部具备“新的眼界、新的观念、新的知识结构和更高的领导管理能力”为目标。

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成了最新、最迫切的要求，从整体上“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育系统干部队伍”被确认为高校干部大规模培训的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发现，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始终与社会的进步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相伴同行，有力地促进了高校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为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坚持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完善高校干部培训体系

教育部作为主管部门，从80年代开始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干部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国教育系统干部培训“十一五”规划》等多个专门文件，着力加强高校干部培训的制度建设，逐渐理顺了高校干部培训的管理体制，即教育部作为高校干部培训的指导部门负责制定全国性的培训规划和政策协调、业务指导、监督检查和信息服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的培训规划、执行调训计划，组织、协调、实施本地区的高校干部培训。这一套体制的中心理念就是贯彻分级分类管理原则，它规定教育部直属高校和进入“211工程”的普通本科高校领导干部主要由教育部调训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培训；其他高校的领导干部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负责培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高校干部培训机构建设方面取得了两大突出成绩：一是形成了一个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和全国7个大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为主体，辅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干部培训中心的对高校中高层管理干部实施培训的网络。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校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举办、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管理体制确立起来，各省陆续建立了高校干部培训中心。二是较好地发挥了高校党校在基层干部培训中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党校主要培训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进入90年代，高校党校开始将干部理论教育纳入培训范围。高校党校在干部培训中的最大特点和突出优势就是随时能够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或某一阶段工作重点举行专题培训，培训形式和内容更加灵活、贴近实际。

高校党校与全国性或地区性教育干部培训机构之间合理拉开了培训干部的层次，形成了良性互补，实现了对高校干部培训的全覆盖、无空白。

三、坚持全员培训、按需施教，实现培训形式的灵活多样

高校干部层次不同，类型多样，都需要接受培训。《全国教育干部培训“十五”规划》对各个层次的高校干部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如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内至少需脱产培训1次、中青年后备干部需要参加3个月脱产培训、其他干部也要参加各种专门业务培训、知识更新培训，变换岗位的还要接受相应的上岗培训。

培训要取得实效就必须从培训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设计：一是根据时代特点及时调整培训的内容目标。在80年代初期，高校干部培训以普及管理专业知识、树立教育管理的职业理念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高校干部培训主要是帮助干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教育的思想，促进理论联系实际。二是根据干部的不同类型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例如，对高校中高层领导干部的培训应以强调“转化”为主，适宜采用短期的专题式培训；对于高校青年干部的培训应以夯实基础为主，适宜采用中长期的课程式培训。

改革开放以来，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高校干部培训逐步形成了以需求为目标，计划调训、自主择训、竞争参训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格局。从长期实践来看，高校干部培训管理部门按照计划抽调干部参加统一集中的脱产学习仍然是最经常的培训形式之一。在统一集中培训中也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几种形式：一是长班与短班相结合，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三是境内培训与境外培训相结合。这些都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四、坚持理论教育、知识教育、作风教育并重，将治校能力培养贯穿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

理论教育是干部培训的重点。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园地，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水平十分重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方向要正确，理论教育必不可少。高校各个时期的干部培训规划都注意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干部培训，通过兴办各种理论教育专题培训班推动干部学习。在新时期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及正在兴起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多个全国性的集中教育活动中，高校干部始终走在前面，切实提高了理论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知识教育是干部培训的基础。高校是知识的高地、创新的平台。高校干部学习业务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比其他系统的干部来说更重要。除了掌握本岗位的工作技能外，高校干部还必须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尽可能地了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熟悉本校主要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等。新时期对高校干部这一特殊培训诉求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例如，“九五”期间有关加强全国高校干部培训工作文件在培训内容方面还只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培训，到《全国教育干部培训“十五”规划》出台时，在继续强调学习基本理论之外，还要求干部学习科技、历史、文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作为与“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精通本行业务”并列的培训目标。

作风教育是干部培训的关键。高校干部能否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关系到高校干部的形象，关系到高校干部的领导力。从实践来看，组织高校干部到基层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挂职锻炼，对于改变干部观念、提高干部认识、改进干部作风，有着突出的效果。

高校管理工作面临着特别复杂的情况，高校干部培训要从单一的政治素质培训向“能力本位”培训转型，这一点已成为业内的共识。新近出台的教育系统干部“十一五”培训规划，已经将培养高校干部具备以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改革发展全局的能力，作为重中之重来强调。

五、坚持学用结合，统筹考虑高校干部的教育培训与选拔、使用和管理

干部培训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培训要产生实效，既需要干部本人努力，也需要干部主管部门的有力支持，就是要把学习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情况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先培训、后上岗”和在职定期进修制度，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的干部工作原则。

新时期高校干部培训一直秉承“育人是用人的基础”的良好传统。198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培训情况要与使用挂钩，注重从培训中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使用人才；之后的干部培训“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等多个文件，都对培训与使用相结合作了充分强调，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持“培训和使用结合，逐步建立干部任职资格培训制度和在职定期进修的制度，干部参加培训、学习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情况，要作为干部选拔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不仅主管部门再三强调，而且一些高校也通过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规定来保证落实：有的高校实施了干部培训记录卡制度，按照处级以上干部“5年3个月”的培训时间要求进行检查；有的高校把选送干部参加高层次的培训或到境外培训作为对优秀干部的激励措施，使干部将参加培训作为一件有满足感的事情来对待；有的高校规定在提拔干部时，将在同等条件下培训经历更完备者作为岗位第一人选；有的高校则在干部年度考核述职时，要求干部考核要同时“述学”。

六、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动高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发展创新

高校干部培训作为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善于随着新形势的发展而改进，以扩大适用面，增强实效性。

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干部培训处于初创阶段，培训的内容和班次存在大而化之的问题，培训方式也比较单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时期高校干部培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形成了高校干部培训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初步建成了一个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中心的高校干部培训的全国性培训机构网络；设置了更加贴近高校干部需要的培训班次和学制体系，特别是培训内容呈现出富于包容、着眼发展的新气象。

进入新世纪，在党中央提出“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要求的背景下，高校干部培训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首先，许多新的培训理念如素质教育、终身教育都被大胆地引入了在职干部培训中。其次，自主选学、境外培训等新形式蔚然成风，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等新型教学方法得到普遍应用。再次，培训内容的五大模块基本成型，包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的政治理论教育，以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为主的政策法规教育，以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为主的业务知识教育，以科技、历史、文学艺术等基本知识为主的文化素养教育，以履行具体岗位职责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主的技能训练。

新时期高校干部培训变革的整体趋势是：培训方向由学科本位向素质本位发展，培训目标由解决一时的干部“本领恐慌”问题向建立长期有效的干部培训制度发展，培训层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培训模式由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培训主体由教师中心向学员中心发展。探究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干部培训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动力来源，正是坚持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

以上这些经验既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干部培训工作的实践总结，也是今后干部培训工作中值得借鉴的重要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热潮中，高校干部培训将有更大的发展，将以自己富有特色的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之路。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暨中央和国家司局级干部自主选学试点工作会议所作发言，发表于《北京教育》（高教版）2009年第1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在第三届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论坛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2009年10月30日）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学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十分高兴参加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亲临论坛的各位教授、各位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福建师范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他们为成功举办此次论坛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自2006年建立以来，在全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元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另一方面正在逐步完善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确立后，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所涉范围，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平台。但是，站在新的基点上，我们还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谋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在此，我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些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宏大背景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经常思考这一学科建设的宏大背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既具有学科的一般性，又具有学科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和世界范围的指导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于对资本主义本质和社会总矛盾的考察、揭示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对当今时代和发展趋势的影响、对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重视和审视反思的研究，值得我们追踪研究。我们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建设，对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伟大实践，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和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变化的研究。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事关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事关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密切注意对这一理论研究新成果的研究，必须密切关注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的变化，阐发马克思主义对其本质揭示的真理性，必须密切关注中国自身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高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同课程从不同的层面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育人，使学生真正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传承党的路线、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水平、道德修养、行为规范是外化了的“三观”，可以说什么样的“三观”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道德水平。长期以来指导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制高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代表、国家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既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制度体系和道德实践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联系起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三点支撑作用：一是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有助于学生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三是有助于学生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因此，我们要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整体框架中综合考虑，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方向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脱节的现象，把握好两者关系，以期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队伍建设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关键问题在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人才，也就是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的三个“一批”，即要着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一批政治方向正确、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带头人，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这个任务主要是靠高校教育来完成。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对稳定和巩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队伍，巩固和扩大高校马克思主义阵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们的队伍建设确实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以致仍有队伍不稳定和流失的现象，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十分严重。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急功近利、追逐市场，研究方向和兴趣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范畴，而是转向法律、经济、管理、政治学等领域。因此，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队伍是关键。要凝聚各种建设主体的力量，特别要注意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骨干的作用，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团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教师团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团队，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学术梯队建设，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多种方式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加强和提高中形成一批相对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队伍。

各位教授、各位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宏大工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贡献学术智慧和力量。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作为一个成立一年多的学术研究机构也需要您们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希望各位今后更加关注并帮助它不断壮大。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将积极汇聚各位学者的学术智慧和力量，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问题，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学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认真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推进高校和谐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我们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组织作为战略任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推进高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一、高校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赋予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

1．科学定位、特色强校，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发展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发展目标趋同、学科结构趋同。如何引导各个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明确优势、突出特色，如何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对学校形成真正的发展推动力，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把学科规划与建设作为办学特色的主要基础，紧扣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狠抓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科研质量、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对内固本强基，对外营造环境，使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2．内涵发展、提高质量，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的具体要求。

高校在激烈竞争中的发展模式不外乎两种：关注规模、追求数量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和注重结构调整、强调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大学从实际出发，经过不断摸索，选择了内涵提高为主的发展道路，没有贪大、求全，没有跟风、赶潮，而是强调高起点、高水平、有特色、有优势，实施特色发展战略。在工作步骤上我们提出了“心要热，头要冷，步要稳”；在工作方法上我们强调“抓重点、攻难点、创亮点、慎热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把突破点放在学科规划与建设、校园规划与建设两方面，通过强化优势，提高质量，带动了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协调发展。

3．建设和谐校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

建设和谐校园是高校坚持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的基本保障。我们认为，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只有以和谐为核心，才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同时，和谐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停滞不前，只有发展才能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只有发展才能加快解决各种问题，只有发展才能赢得真正的、持久的和谐局面。学校在近年来的探索中，高举“发展、创新、和谐”的旗帜，坚持贯彻“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办学理念和行动纲领，在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进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阻力，解决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全面推动学校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二、立足校情，勇于探索，走内涵发展、特色强校之路

1．强化特色实事求是定位，解决“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

特色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一方面，特色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特色又是核心竞争力形成与发展的结果。确立和实践特色发展战略，走特色强校之路，应当成为大学和谐发展的本质追求和必然选择。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人民大学的发展历史、特色和优势，我们制定了事业发展规划，统一了办学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大学”和“怎样建设人民大学”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确立办学定位，即在办学目标定位上，确立了要建“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定位上，坚持“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在办学规模定位上，坚持将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控制在1∶1的水平上，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控制在2万人左右；在办学空间定位上，坚持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相结合的原则；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进一步弘扬培养中华民族高水平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领袖人才的传统和特色。以五大定位确保学校内涵提高、特色强校。二是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提出内涵发展战略，聚精会神地抓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夯实基础，提升培养质量：本科教育狠抓“基本知识、基本理念、基本技能”建设，研究生培养重在改善结构，提高质量；在科研方面，按照“入主流、在主流、壮主流、领主流”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水平和质量；在队伍建设上，倡导“事业留人、机制留人、正气留人、感情留人”；在校园建设上，加强硬件建设，创造一流环境；在制度建设上，坚持“民主办学，依法治校”和管理创新。

2．高扬人文社会科学旗帜，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作用。

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营造导向正确、活泼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哲学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大多数学科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有时候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支持和鼓励教师在学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学科优势。在“211工程”一期和二期建设，以及“985工程”一期建设中，均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专项。抓住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契机，实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确保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我校有25位专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或主要成员，成为全国入选人数最多的高校。我校受教育部委托培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推行新版教材起到了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自己组织的“博士生论坛”从一校发展为“人大、北大、清华三校博士生论坛”，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引领学科建设潮流。人民大学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排头兵”，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专业、教材都发端于我校。近年来，学校精心组织力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学术规范，建设精品教材。承担或参与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人文奥运”等重大、特大基础研究项目。“十五”、“十一五”期间，有340部教材纳入国家级教材选题计划。引领风气之先，既倡导弘扬传统文化，成立孔子研究院，发起编纂《儒藏》；成立国学院，举办世界汉学大会，倡议加强国学教育等，又倡导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组织出版《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丛书》等具有国际前沿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和教材。

积极引导教师关注“国计”和“民生”，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十六大以来，我校先后有10位教师受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辅导报告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讲座，一大批教师以讲座、课题研究、学术研讨等形式为中央领导和中央国家机关提供决策咨询；参与了包括《宪法修正案》、《物权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修订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我校教师的意见、建议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3．坚持德育为本，完善全员育人体系，打造“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校形成了以“树国民表率、育社会栋梁”为目标的综合性人才培养支撑体系，打造“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龙头；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组织力量，编写教材，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效果；以青年战略发展计划为载体，着力打造以“形势与政策”课为主线的育人品牌项目；以学生社团为抓手，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青年志愿者协会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等称号。

以素质教育为主体。实施通识教育，重视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推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建立素质拓展分级负责工作体系，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打造高水平的学生艺术团和体育运动队。李岚清同志曾称赞我校学生艺术团为“业余团体、专业水平”。

以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帮扶引导为支撑。构建集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和危机干预为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形成了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网络和工作体系。构筑全方位学生资助工作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以学术实践和职业生涯规划为两翼。开展课外学术活动，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在全国“挑战杯”、北京市“挑战杯”比赛中，我校连年捧杯，成绩居于前列。学生社会实践形成以暑期外出实践为主的稳定的规模和成熟的机制。学校连续9年荣获“全国大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4．抓住“大楼”、“大师”、“大气”三个环节，推进具有人大特色的大学文化建设。

按照“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大师、大楼、大气”的办学思路，重视学校文化建设，改善文化环境，提升文化品位，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建设“大楼”，改善学校文化环境。“大楼”建设、校园环境建设既是一所大学办学的基础条件，也是一所大学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正是认识到所谓“大楼”建设即人民大学改善办学环境的紧迫性，近年来学校把校园规划和建设放到与学科规划和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努力建设一个“绿化、美化、数字化、人文化、现代化”的校园。师生们从学校面貌的变化中看到了新希望、新气象，增强了凝聚力、向心力。同学给校领导写信，为学校面貌的迅速变化感到由衷高兴，爱校荣校的自豪感大大增强。一些校友说，回到母校，感到校园变美了，人文关怀多了，文化品位高了，校园让人留恋的地方多了。

汇聚“大师”，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大学是人类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摇篮，“大师”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重视“大师”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三个方面着手，发挥“大师”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一是学校自身的“大师”。我校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们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学校组织名教授进课堂、上讲坛，让学生与名师面对面交流，聆听教诲，增长知识。二是国内外“大师”。目前，大体上平均每周有一位港、澳、台或国外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访，每20天有一场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每月有一位外国政要、驻华大使或外国著名学者来学校演讲，为学生了解和学习国内外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提供了方便。三是古代和前辈“大师”。我校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并在校园树立了孔子像，建设百家园、百家廊，旨在倡导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氛围。在校园树立吴玉章老校长、成仿吾老校长像，旨在引导师生勿忘前人为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创造的不朽功绩，勿忘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弘扬“大气”，营造浓厚学校文化氛围。学校注重校风、师风和学风建设，发布和规范视觉形象系统，凝练大学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在学校教学科研、学术讲座、舆论导向、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各项活动方面，特别强调以下几方面的传统、精神、风气的孕育和弘扬。一是“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传统。发扬中国人民大学传统优势，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多个学科的专业设置与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发挥着先导和示范作用。二是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为己任，勇于担纲的品格。近年来，学校提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应努力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既坚持“明德、博学、求是、笃行”的学术品格，又具有“忠诚、勤勉、朴实、友爱”的道德人格，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和个性发展，努力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厚感情、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进取、勇于担纲的优秀人才。三是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的特色和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文特色著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专业都发端于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26个博士点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设置；新中国法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第一位博士以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博士都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信息管理、环境经济、知识产权等与现代经济社会紧密相关的专业都肇始于中国人民大学，然后走向全国。四是“实事求是”的校训，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设立“实事求是”校训石，要求师生在思想上求真，在行动上务实，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倡导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并举的治学、治校精神；提倡学生要了解国情，关注民生，服务社会。五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学校建立的百家园、百家廊，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和人民大学在21世纪面向世界开放的胸襟，以及百家争鸣、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胸怀。

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大学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高举“发展、创新、和谐”的旗帜，走“内涵提高、特色强校”之路，正在为创办“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而奋斗。

（本文发表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10期。）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奥运展、家书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12月28日）

尊敬的布赫副委员长、彭珮云副委员长、许嘉璐副委员长、张怀西副主席，

尊敬的各位董事、各位嘉宾，

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隆重举行奥运展和家书展开幕仪式，我谨代表学校对各位领导、各位董事、各位嘉宾不顾严寒，光临学校出席开幕式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行。作为志愿者人数最多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为此也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而特殊的贡献，在人文奥运研究、奥运志愿服务、奥运场馆运行、奥运后勤保障、奥运安全保卫、奥运媒体宣传六条战线上，举全校之力，谱写了服务奥运、奉献奥运的壮美篇章。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受表彰集体中唯一一所高校科研机构。“我们与奥运一起走过——中国人民大学奉献奥运会展”将通过一件件实物和一幅幅图片，生动展示人民大学师生八年来跟随北京申奥、筹备奥运和举办奥运的历程，服务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风采。

“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推出的一个特色展览，也是我国举办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综合性的家书文化陈列，其中所展示的3000余封家书是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所征集的四万封家书中精选出来的，时间跨度长达二百多年，内容涵盖清代以来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珍品，如黄兴、蔡锷、陶铸、邓子恢、沈钧儒、帅孟奇、项南、周扬、林默涵、曾毓隽、任鸿隽、陈衡哲、陈翰笙、谢晋元等人的家书手稿。这些家书堪称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凝结着极其丰富的情感。此次家书展通过十一个部分勾勒出中国家书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通过一封封具有时代特色的家书，折射出道德、伦理、礼仪、教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含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崇尚科学、友爱和谐的理念，闪耀着中华民族美德的光辉。

2009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获得快速发展的一年。先后入藏了四万封家书手稿、三万件徽州文书和陈独秀、梁启超致胡适等人的数十通珍贵信札，又成立了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整体实力和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目前，人大博物馆以校史文物、北方文物、家书手稿、徽州文书、奥运文物、书画艺术品等为馆藏特色，并不断丰富馆藏，最终将实现一馆多展、特色鲜明。人民大学一定要把博物馆办好，办成一家高水准、高品位、功能多样化的博物馆。人民大学博物馆将充分发挥收藏、研究、展示方面的功能，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与学科优势，多渠道、多方式、有重点地征集各类藏品，推出富有特色的展览，充分发掘学校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底蕴，大力加强博物馆的文化服务和对外交流能力，为广大师生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希望各位领导、各位董事和新闻界的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董事和各位嘉宾的光临！预祝奥运展、家书展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放开二胎刻不容缓”——《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2009年6月25日）

纪宝成：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2009年，纪宝成再次提交《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30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等问题，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30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10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二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已超过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60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6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被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3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都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地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原文刊于《南方周末》,2009年4月9日。）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提升国家软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程天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作为国家“软实力”核心元素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论断。2004年，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发挥和体现。但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依然存在若干突出问题和矛盾。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尽管中央从思想认识层面多次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特别是经费投入等方面差距更大。以2008年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总经费约2.4亿元，而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近40万人，每年人均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经费只有600元。

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很好回应和解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新能力不强，预见性、前瞻性研究不够，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即照搬西方的多，自主创新的少；学术成果总量多，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少；书斋里的成果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少。

三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不尊重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照搬“理工科”思维模式，如在高校教学中重知识传授、轻思想道德培养；在科研考核上重数量、轻质量，过于强调统一标准，而忽视多样性、差异性、创新性等等。

四是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学术交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相比，与我国迅速提升的国际地位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交流和影响远远不够。

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我建议必须进一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问题。

一是不仅要从认识层面，而且要切实从政策制度层面落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同样重要”。摒弃目前实际存在的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制度性歧视，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奖项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研究基地，尽快落实文科一级教授岗，恢复文科院士制度；加大“211工程”、“985工程”对文科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学科和课题研究的投入力度。

二是尽快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核心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中长期发展战略。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把文化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三是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队伍建设力度。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造就一大批政治强、学术精、作风正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成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家、思想大师。

四是依托高校建立一批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机构，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回应和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地区组合研究力量，形成机构开放、内外联合、良性竞争、鼓励优胜、有利创新的研究团队。推动高校与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建立紧密的合作联系，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社会、拓宽视野、扩大资源创造条件。要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扶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激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创新能力，提高研究回答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文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后发表于《北京教育（德育）》2009年第4期。）

纪宝成：丹心一点系民魂——加拿大温哥华《枫华杂志》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

【经济学家、教育家、教授、学者、诗人乃至社会活动家……撷取其间任一，冠之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身上，都可谓实至名归；然而，当你有机会与这位儒雅亲和的长者晤对，聆听他睿智深邃、逸兴湍飞的讲话时，或许你会不知不觉产生一丝犹豫——前述的任一称谓，似乎都尚不足以体现出纪先生的特质——因为事实上，纪先生不仅奇妙地集上述多重身份于一身，而且，在他学者的博学谨严之外，还交织着思想家的创见与卓识、实干家的勇气与魄力以及诗人的浪漫与激情，所有这一切，使得纪先生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魅力。

2001年4月，纪宝成在《七律敬奉袁老》诗作中，以“大义八方勤国事，丹心一点系民魂”联语，颂赞人大老校长袁宝华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第六位校长，纪先生自己也很好地承续了人大的这一光荣学统。】

2009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哥斯达黎加大学联合创办的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在哥首都圣何塞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专程到访圣何塞，为孔子学院揭牌。途中，纪校长过境温哥华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是中美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同时也是人民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第十所孔子学院。纪宝成强调，“哥斯达黎加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中哥文化交流的丰富和延续，人大冀望孔子学院未来不仅成为汉语培训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可以拓展成为双方全面学术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于2007年6月建立外交关系，2009年8月，人民大学携手中国国家汉办，在哥斯达黎加建立起中美洲第一家孔子学院，可谓领风气之先。

“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科学为主的大学，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排头兵的作用。”纪宝成说，“近年来，人民大学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努力承传华夏文脉方面，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起到了站立桥头的作用。我们也期望面向世界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为丰富世界文明作出贡献。”

续承文脉厚而高

纪宝成，一个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维基百科全书所收录的“纪宝成”条目下，对其主要成果及社会评价的描述包括“人民大学 ‘中兴’的关键人物”、“创立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成功推动清明、端午与中秋成为中国法定假日”、“呼吁 ‘海外国企回归A股’”以及“大力批评大陆的 ‘教育产业化政策’”的主要人物……可以说，近年来纪先生每一项重要的思想或行为主张，都挺立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风口浪尖，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与热议。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依然是他为弘扬国学、承续文脉的鼓与呼。

2001年，纪宝成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次年，即毅然接受香港孔教学院捐赠的一个孔子像，并树立于校内图书馆旁。由于人民大学特殊的历史背景，此举曾激起中国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2005年3月始，纪宝成陆续以《重估孔子价值》、《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等为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论文，系统阐述自己对弘扬国学的思想主张和现实思考。在各种公开场合，纪宝成也不遗余力地呼吁珍视中华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国学。

“一石激起千层浪”，纪宝成的系列言论，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辩，并在事实上推动了大陆社会儒学思潮的回归。同年5月，纪宝成主导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所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唯实复求真，谈笑风波里

纪宝成说，“积极弘扬传统文化，我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长期以来系统、深入思考后的慎重选择。我对传统文化一向有兴趣；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弘扬国学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今天与未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也呼唤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其价值。”

而令纪宝成疾首忧心的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了解越来越少，对传统文化也产生了疏离感。清末民初以降，中国全盘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中国传统的学科制度被分割，传统文化被肢解，只是零星分散在文史哲等学科中，在教育中无缘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而享有一席之地，其价值自然得不到社会的充分认识。

“在今日中国，不少年轻人对美国等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热烈追捧，而对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却显得相当隔膜，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我们教育的不足。”纪教授坦承，创立国学院，人民大学的确可以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2005年，社会上针对人大开设国学院涌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走到今天，不能说反对的意见没有了，但至少目前公开反对的声音很少听到了。

回首来时路，纪宝成不无感慨，他说，“我们常常强调，大学是 ‘社会的良心’——因此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还要有引领社会的卓识。现在回头来看，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无疑是正确的，国学院确实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了引领潮流的作用。继1928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关闭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已然断裂80余年的国学正规教育传统，今天在人大终于得以重新接续。”

精微汉学风光俏

人大国学院按照“新型国学”的定位来构建学科体系，并采用新的理念和办法，在学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式等诸方面均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人大国学院实行本硕连读的6年学制，教学内容既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经典、元典，也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现代学科以及外语。

同时，国学院强调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国际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与此相适应，人大国学院积极寻求借鉴国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加强比较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以求充分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从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方式效果很好，很受学生欢迎。

明年，人大国学院将输出首届毕业生。谈及国学院的首批“弟子”，纪宝成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培养的是一批国学领域的专业人才；假如未来就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中国现代国学大师，我们将毫不惊讶。因为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一批接受正规的、系统的国学教育的人才。”

著名学者南怀瑾曾经对纪宝成说，人大国学院“应以培养出将入相的人才为己任”，而纪宝成则满怀深情地冀望：“学生们未来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他们自身的努力。”

目前，人大正在向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积极建言，争取设置“国学学位”。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架构，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学习，恢复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并回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理念躬行铸校魂

如果说，为弘扬国学而奔走呼号，更多体现了纪宝成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他在执掌中国人民大学9年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则充分显示了其教育家的战略与胆识，以及实干家的智慧与魄力。

2000年9月，纪宝成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也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无论是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还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人民大学都是一所具有特殊地位的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滞缓，甚至一度被边缘化。

纪宝成上任伊始，即大力呼吁“重视人文科学”，强调人民大学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旗帜”的地位不可动摇，并将其总体工作思路概括为“1231”——“1”系指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2”是抓好学科规划与建设、校园规划与建设；“3”是抓实改革、抓实调整、抓实管理，在改革中发展，在调整中前进，在管理中提高；最后一个“1”，就是千方百计筹集经费，空前规模加大投入。按照这一思路，人大进一步确立了“人民、人本、人文，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的十八字发展真经。

当时，摆在纪宝成和他的新的领导班子成员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人大的办学条件举步维艰，在仅有的906亩主校园面积中，全校教学科研用地只有520亩，学校没有一座独立的学院大楼；各院系教研室没有活动场所；教师包括一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均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此外，学校长期以来无体育馆、无礼堂、无游泳池、无风雨操场。

同时，人大教职工的住房标准在教育部71所高校中排名位居末位。一些教师因住房困难被其他高校“挖”走。黄达、萧前教授等全国著名的学术大师住在几十平方米的陈旧楼房中，109名副教授在简陋的“筒子楼”或一居室居住；98名教授和5名校领导干部住在逼仄狭小的旧式两居室中。

豪气冲天起，挽袖写华章

纪宝成说，他一方面为人民大学这样一所著名大学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取得的学识成就和社会贡献而自豪，一方面又为有如此声誉的大学简陋的办学条件而感到震惊。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环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需要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人民大学寻求发展有着两大关键要素——校园规划与建设、学科规划与建设。两相比较，人大的学科建设基础较为雄厚，因此，纪宝成和他的领导班子成员将校园规划与建设列为人民大学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决心“带着感情来解决”。

经过系统而周密的市场调研，纪宝成和他的领导班子独辟蹊径，找到了一种富有创意的模式，这就是立足以“校园置换”的方式，实现办学空间的拓展和教师住房条件的改善。纪宝成说：“校园的规划发展不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办法，得用新的思路。我们采用了商品化、社会化、货币化的新办法，用的是老师搬出去、学生住进来的逆向思维。”

2001年初，人民大学正式启动住房改革工作，由集体组织购买低价房或个人单独购买商品房，学校为职工提供住房补贴，在普遍解决住房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无房职工，未达标职工和教学、科研、管理骨干的住房问题。鼓励教职工到校外购房。在购房支出负担中体现了国家、学校和个人三者合理分担的原则，三者的比例分别是：19%、38%、43%；购房的过程严格遵循自愿原则，教职工在校外购房完全自愿和个性化，在全市任何地方买房，支出都按三者比例的原则。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共有600多套、5万多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和180多亩土地腾退出来。腾退的住房调整为研究生、博士后或留学生宿舍。截至2005年夏天，人大已成功实现每位教授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副教授2人一间，讲师3人一间的目标。

人民大学的校园建设成绩卓著，目前人大拥有多项全国高校之最：最先进的体育馆、最新的现代化游泳馆、功能最完善的多媒体教学楼、国内首家文化科技园。

风景这边犹看好

除了学校硬件建设之外，近年来人民大学的学术文化建设亦卓有成效。2006年9月，纪宝成在《七绝·履职人大六周年抒怀》诗中曾以“无有惊天摇地事”自谦。事实上，纪宝成执掌人大9年，使人民大学重新焕发其一流人文大学的光彩。在中国教育界，纪宝成有着“人大当代复兴（或云 ‘人大中兴’）的顶梁柱”之美誉。在人民大学校内，年轻的学生更饱含深情地将这位享有极高威望的校长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2009年1月，中国教育部学位中心公布2007—2009年全国81个一级学科排名，中国人民大学一举摘取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21个一级学科的7块“金牌”，获得第一名的学科总数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共有21个一级学科，中国人民大学获得7个第一，占三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位。

“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人大全面领先于全国高校。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所达到的学科建设最高水平。”纪宝成表示。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拥有8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33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居全国第一。从2004年开始，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该校论文数量连续5年均保持全国第一；通过竞标取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项目的数量自2004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在迄今十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人大累计有24篇入选，遥居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培养单位的第一位。

击水正中流，扬帆更上游

在国家经费投入上，人民大学得到的并不是很多，但人大在短短数年间在“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办学效益，其奥秘何在？

纪宝成说，人民大学在新世纪初就实施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定位。“人民大学的特色首先是学科结构特色，在学科布局上，我们有效防止了 ‘学科结构趋同’、‘千校一面’的情况。其次就是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特色、办学理念特色、校园文化特色。”纪宝成强调，“人民大学虽然是综合性大学，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丢。在巩固传统优势学科上下工夫、做文章，同时发展社会应用学科，扶持交叉学科、新兴学科。”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也受到这一现象的影响。2000年9月，纪宝成履新人大之初，倍感压力。因为人大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上不去，人大就上不去，不过，纪宝成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因此，我回到人民大学后组织的第一个会议，主题就是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我来到人大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叫《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举办的第一个学术论坛是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纪宝成回忆说，“这些举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关注。并在新世纪呼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起了排头兵的作用。”而继续坚守人大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的地位，将人大办成世界一流的人文大学，将是人大未来努力的目标。

潜心作育后来人

在纪宝成心中，教育是最高的善。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就在于大学的根本使命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大学的基本精神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大学必须以培养人才、创新知识为神圣使命，必须以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为价值导向。

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而一度严重泛滥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恶劣影响，使大学校园不再宁静，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弥漫校园，有时甚至让人感到大学里的话题已经与市井谈论没有多少区别。纪宝成说：“如果大学师生对股票和金钱的关注胜过对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求索，那么大学还怎么能担负自身的使命，彰显大学的精神呢？”

因此，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纪宝成大力呼吁抵制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号召并鼓励全体师生员工消除一度不同程度存在的“商气”，努力坚持学术本位，坚守大学使命，守护大学精神，营造宁静校园，静下心来读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方净土。

纪宝成的办学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使大学真正成为“知识的殿堂、人才的摇篮、社会的良心、精神的家园”。诗以言志。纪宝成在《诉衷情·赴哥伦比亚大学》诗中吐露了自己的干云豪气：“此生当信，位或寒微，业在人为”。

的确，纪宝成，他术业专攻于经济学，以人民大学“中兴”之成就彰显教育家本色，以儒学回归之思想主张而名动海内外，更以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赤子之心焕发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异彩，因此，归根到底，纪宝成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所孕育的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代表着这一群体“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品格，以及不趋流俗、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

注：本文标题、小标题及文中诗句，均引自《岁月诗痕——纪宝成诗词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原载加拿大温哥华《枫华杂志》,2009年9月第89期。）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圆满结束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不断深化教职工住房制度改革，于2003年4月起正式实施“校园置换”战略，1000多名教职工购买了世纪城三期住宅，共腾退校内职工住宅600多套，校园置换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实现中国人民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适应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需要，配合校园东北区改造，学校于2006年5月26日启动校园置换第二阶段——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经过三年多繁杂、细致的工作，2009年9月，以国学馆建设范围内的最后一名平房住户搬迁、平房迅速拆除为标志，学校圆满完成了集并区域234户居民及商户搬迁、建筑物拆除、渣土清运、场地平整等工作，最终完成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为学校启动校园东北区建设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一、调整集并工作的基本情况

学校决定进行调整集并的区域内共有建筑物16栋，总建设面积为29817.3平方米。其中住宅楼7栋、办公楼及综合服务建筑2座、危旧平房7排，其中大部分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调整集并区域内住宅楼包括林园5～11楼和“一处”平房，涉迁正式住户共234户。在7栋楼房中，成套住房303套，建筑面积20882.89平方米，其中一居室8套，两居室188套，三居室83套，四居室24套；涉迁户住房170套，其中两居室99套，三居室59套，四居室12套，其余均为校园置换后的空房和周转房；名为“一处”的平房共7排（4、5、6、7、8、9、10排），房屋92间，使用面积1781平方米，共有正式住户64户，其中职工39户，社会住户25户；调整集并区域内还涉及办公及综合服务建筑2座，涉迁商户包括服务楼内邮局、新华书店、汇贤居餐厅，以及林园9楼前平房内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大学储蓄所、居委会。调整集并工作涉及住户数量大、情况复杂、牵涉面广，开展工作存在很大难度。

二、严密论证，通盘考虑

学校领导班子经反复研究，决定开展调整集并工作。2005年12月26日，纪宝成校长主持召开校长办公会，决定启动校园置换第二阶段即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并责成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求学校相关部门做好宣传、配合工作，为全面启动校园东北区建设工程创造条件。

自2006年1月起，资产与后勤管理处组织相关人员，对校内住户、空置房源、涉迁楼房、住户进行摸底调查，建立校内住房、住户、空置房源数据库和调整集并区域住房、人员情况数据库，并以该数据为基础，按照不同方案，对所需资金、房源作出测算，为学校决策提供详细数据支持。同时，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和收集涉迁住户的初步调整意向，并邀请相关房地产专家、法律专家对调整集并的不同方案进行评估论证，向中央国家机关房改管理部门、建设部等进行咨询。在经过充分摸底调查和论证分析后，资产与后勤管理处组织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方案》，详细阐述了调整集并工作的项目内容、时间安排。

2006年4月11日，纪宝成校长主持召开校长办公会，决定成立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领导小组，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牛维麟任组长，副校长陈一兵、党委副书记马俊杰、王新清任副组长，全面领导协调相关工作，并设立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调整集并办公室”），挂靠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具体组织和实施调整集并工作。

2006年4月12日，调整集并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对调整集并区域内住房、居民、校内外空房源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对有关搬迁方案进行研究，对234户涉迁住户的住房情况和调整意愿进行逐户分析，对调整搬迁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相应的预案进行讨论。调整集并办公室经多次讨论，起草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实施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实施细则》。2006年5月8日，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关于认真实施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决定的意见》。5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实施办法》正式出台。8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实施细则》正式印发。至此，调整集并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思路、项目内容、时间安排基本明确。

2006年3月8日、3月11日，牛维麟常务副书记、陈一兵副校长先后两次召集学校相关部门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专题工作会议，研究讨论调整集并工作实施原则、方案和具体办法。6月19日，牛维麟常务副书记、陈一兵副校长召开调整集并专题办公会议，对调整集并实施方案中所涉及的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对实施细则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7月24日，纪宝成校长主持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专题办公会，校领导程天权、牛维麟、马俊杰、王新清、陈一兵出席会议，讨论调整集并实施阶段工作预案和工作安排，要求调整集并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相关部门全力以赴，确保实施阶段工作顺利推进。2006年9月14日，牛维麟常务副书记、陈一兵副校长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从学校大局出发，兼顾住户实际困难，讲清情况、政策，认真做好未签约住户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先后多次主持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会同有关校领导，听取调整集并办公室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讨论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2006年5月26日，学校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组织工作会议，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就调整集并工作进行全校动员，陈一兵副校长就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组织工作做全面部署。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三、广泛宣传，耐心咨询

校内住宅调整集并涉及的住户多达234户，其中在职职工29户，离休48户，退休92户，社会户65户，大多数是对学校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为消除这些老同志对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的疑虑，让所有涉迁住户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学校相关政策，支持学校的发展大局，贯彻落实学校领导“把道理讲明白、把政策讲透彻、把情况讲清楚”的要求，在调整集并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调整集并办公室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式，广泛动员，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咨询工作。

（一）发放政策宣传手册

2006年6月6日，调整集并办公室工作人员造访涉迁住户，发放《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置换第二阶段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宣传手册》，详细介绍调整集并工作的实施办法。

（二）开通网站、编发简报

2006年6月15日，调整集并办公室召开第八次工作会议，决定正式开通调整集并工作网站，并安排专人负责网页内容更新，及时公布学校调整集并的文件、政策。为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调整集并办公室还安排专人负责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简报》，加强调整集并领导办公室与学校领导、各部门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三）召开住户代表座谈会

2006年6月16日，陈一兵副校长主持召开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座谈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调整集并区域涉迁住户代表参加座谈。陈一兵副校长向参加座谈会的调整集并住户代表阐释了调整集并工作的重要意义，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要求相关工作部门要广泛征集、采纳涉迁住户的意见和建议，精心设计搬迁工作具体操作细节。此后，陈一兵副校长到离退休工作处与涉迁住户中的部分离退休职工代表座谈，一方面征求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积极动员他们响应学校号召，在此次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

（四）入户宣讲与调查意愿

2006年6月20日起，学校开展了调整集并区域内涉迁住户入户访谈工作。校领导牛维麟、林岗、马俊杰、陈一兵等率先走访了李震中、力康泰、徐庆、刘佩弦等涉迁老领导、老教授。调整集并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逐个走访住户，讲解学校政策、实施办法；同时，向住户发放《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意向表》，了解、收集涉迁住户具体意愿和要求。对于部分在国外或经常不在家的住户，工作人员通过学院、部处、住户同事或亲友等多种渠道进行联系，或通过张贴公告、电子信箱等方式，及时向这些住户宣讲学校的政策，并想方设法了解他们的意愿。

（五）接待住户来电、来访

自2006年8月9日起，调整集并办公室开始接待住户的来电、来访，在调整集并实施的前期过程中，共接来电500多个，接待来访住户200多人次。通过接待住户来电、来访，宣传和解释学校有关政策，解答住户关心的细节问题，消除住户的偏见和抵触情绪，赢得了许多住户对调整集并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经过大量调查、访谈、沟通，调整集并办公室认真收集、整理和分析住户的意愿，将住户分为四类：一类住户，基本同意参加调整集并，占13.77%；二类住户，有条件参加调整集并，占51.57%；三类住户，提出苛刻条件参加调整集并，占32.44%；四类住户，完全拒绝参加调整集并，占2.22%。针对调查统计情况，提出“巩固一类住户、稳定二类住户、争取三类住户、攻关四类住户”的工作策略，对不同住户制定不同工作方案，责任到人，逐户上门做工作。在开展三类、四类住户的工作中，工作人员反复上门动员，通过多渠道收集信息，与住户反复沟通、协商，努力寻找工作突破口。

四、以人为本，有序搬迁

为让参与调整集并的住户理解学校政策，做到学校和住户利益双赢，顺利进行搬迁工作，学校领导多次指示集并工作要“以住户为本”，确保“所有参加调整集并的住户居住条件都有所改善”。按此要求，调整集并办公室制定了科学的置换和腾退方案，把学校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一）公布房源，消除顾虑

2006年6月20日，调整集并办公室召集多个相关部处和学院负责人召开校内职工住宅可用房源调整工作协调会议，研究制定调整空置房源工作的原则、实施办法和具体工作步骤。与此同时，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调整集并办公室制定方案对所有空置房源进行修缮粉刷，并实施林园1～4号楼下水改造工程。调整集并办公室及时公布了所有校内外空置房源，并于2006年8日上旬组织涉迁住户近300人次现场察看房源，让涉迁住户拥有较大的选择机会和余地，消除涉迁住户的顾虑，增加参与调整集并的信心。

（二）组织搬迁，细致服务

在具体组织住户搬迁上，调整集并办公室把工作细化为摇号排序、挑选房号、签约公证、发放钥匙、发放补贴等具体工作环节。在住户搬迁过程中，从选择房源、房屋修缮、联系搬家公司直至搬家结束、结算水电，调整集并办公室提供全程服务，把学校对住户的关怀送到每个搬迁住户。专门印制《搬迁服务指南》，详细介绍有线电视、电话、水电气的过户、结算流程及注意事项；协调有关部门，在办理有线电视、电话、水电气的过户、结算等方面为住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装修、搬家、设备移机等方面，为住户提供部分服务较好、信誉较高的商业服务公司及其联系方式，方便住户自愿选择；对于年纪大、行动不便的住户，组织人员，多次往返校内外，帮助办理相关手续；协调校团委，安排青年志愿者帮助住户整理、打包物品，解决了一些住户尤其是一些年纪较长且子女不在身边住户在搬家过程中缺乏人手的困难。调整集并办公室自2006年9月26日全面展开房屋粉刷和修缮工作。住户挑房后，根据房屋情况填写《房源修缮登记表》，列出需要维修项目，经调整集并办公室对维修项目确认后，由后勤集团组织人力、物力，实施维修。细致、周到的服务也得到了许多住户的信任和称赞。

（三）积极磋商，妥善安置

调整集并区域内共有工商银行人大储蓄所、居委会、新华书店、汇贤超市、邮局、汇贤居餐厅等六家涉迁商户，调整集并办公室根据学校安排、学生及居民的需求和涉迁商户的实际情况，经与有关商户磋商，对学生、居民生活必要的银行、居委会、超市、邮局等单位，妥善安排周转经营场所，对新华书店等非必需的商户，实行腾退。经反复解释，涉迁商户充分理解学校的战略决策，积极配合调整集并工作，至2008年2月，邮局、新华书店、居委会、储蓄所等涉迁商户全部腾退。

（四）反复沟通，促成搬迁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调整集并得到了大多数涉迁住户的理解、支持、配合。2007年1月30日，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区域234户住户中，222户住户已经和学校签订调整协议，并基本搬家完毕，调整集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仍然有12户住户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迟迟不愿签订协议进行搬迁。

为促成这部分住户的签约和搬迁，调整集并办公室先后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分阶段部署相关工作，对这部分住户的意愿和要求逐个进行分析，制定相关预案，同时，安排人员多次上门逐个进行拜访，耐心细致解释、动员和协商。针对经政策宣讲和反复沟通动员，表示同意学校政策、准备签约的住户，进一步加强沟通，提供各种便利，积极促成其与学校签约并搬迁，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针对经政策宣讲和沟通动员后，态度有所松动，表示愿意支持学校的工作，但提出其本人及家庭存在实际困难，希望学校适当放宽政策予以解决的部分住户，认真分析其要求是否符合现行政策、是否合理，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力争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帮助解决困难，促成其与学校签约和搬迁；针对尽管做了大量工作，仍然拒不配合的个别住户，则继续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协商和动员，争取最终签约、搬迁。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林园5楼和11楼东楼最后两位住户分别于2008年1月14日、2月2日与学校达成搬迁协议。2009年9月，在国学馆建设范围内的最后一名平房住户搬迁，调整集并工作完成。

五、周密部署，分批拆除

（一）清理整顿非法出租、经营，拆除便民市场

为给调整集并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自2006年初开始，学校相关部门启动对调整集并区域的清理整顿工作。1月5日，陈一兵副校长主持召开会议，部署清理整顿“一处”平房非法出租、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工作。会议结束后，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牵头，会同学校办公室、保卫处、后勤集团、人大社区居委会等相关部门，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高校保卫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工商所、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海淀派出所等政府相关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执法临时指挥部，对“一处”平房区内非法出租、非法经营和私拉电线三大问题进行现场查处。同时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人民大学“一处”平房违章建筑进行排查，于2006年5月23日在《法制晚报》发布《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关于拆除违法建设的公告》，要求“一处”平房限期拆除。后勤集团按照学校工作要求，启动便民市场拆除工作。在海淀工商所大力支持下，2006年5月30日贴出布告和书面通知每个经营商户，5月31日起开始对商户进行全面引导说服工作。6月30日起开始拆除便民市场建筑物，并很快完成拆除工作。

（二）拆除4、5、7排平房，启动建筑物拆除工程

2007年1月18日，学校召开调整集并区域建筑物拆除工程开标评标会，完成建筑物拆除工程招标工作。2007年2月7日，学校召开调整集并区域内建筑物拆除工作会议，对拆除建筑、安全保障等进行部属，要求确保七十周年校庆时新图书馆和国学馆奠基典礼的顺利进行。2007年2月9日，学校在“一处”平房举行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区域建筑物拆除工程启动仪式，校领导纪宝成、程天权、林岗、马俊杰、陈一兵出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工商所、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海淀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参加仪式。纪宝成校长发表讲话，程天权书记宣布启动建筑物拆除工程。此项工程拆除了“一处”平房4、5、7排，启动了调整集并区域建筑物拆除工程。

（三）拆除林园部分楼房，保障校庆重大活动举行

2007年，为保证建校七十周年庆典重大活动之一的新图书馆和国学馆奠基仪式顺利举行，牛维麟常务副书记、陈一兵副校长多次召开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敦促加快动迁进程，要求调整集并办公室全力投入部分剩余住户最后动员搬迁工作。调整集并办公室及时调整工作模式，将工作人员分为谈判小组、搬迁工作协调保障小组和拆除工作指挥协调小组，加快落实调整集并的后期攻坚工作。谈判小组通过上门拜访、办公室约谈、电话沟通等各种方式，反复与尚未搬迁的住户沟通。在2007年10月20日前，先后完成了林园6～11楼西栋所有住户搬迁工作，为调整集并区域建筑物的拆除工作铺平了道路。在拆除楼房工期紧、任务重，且时值十七大召开期间，切断燃气和渣土清运工作开展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学校积极协调水、电、燃气切除、建筑物拆除、渣土清运等多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得到了燃气输配公司、城管、交通等部门的大力配合，在2007年10月27日前拆除了六幢楼宇建筑物，共清运近3000车渣土。同时，协调拆除公司，在短短两天内平整场地10000多平方米，并碾压成硬地，为新图书馆和国学馆奠基仪式提供了场地，同时也缓解了校庆期间校内停车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

（四）加紧拆除剩余楼房，为开工建设奠定基础

2008年寒假期间，最后两户住户签署搬迁协议，完成了调整集并区内所有楼房住户的搬迁工作，调整集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08年1月25日至2月1日，对林园5楼进行拆除，并在几天时间内完成了渣土清运与场地平整。2008年4月5日对林园11楼东栋进行拆除。2009年3月，对办公楼及综合服务楼进行拆除。至此，完成了集并区所有楼房的拆除和场地平整工作。2009年3月，新图书馆开工建设。

根据国学馆建设工程施工需要，2009年1月，启动了“一处”剩余平房拆迁工作。2009年4月3日，通过邀标程序，与北京市环地拆迁公司签订委托书。2009年9月，影响国学馆工程建设的最后一名平房住户搬迁，平房迅速得到拆除。至此，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圆满结束。2009年9月，国学馆开工建设。

为表彰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调整集并办公室）在调整集并工作中作出的突出成绩，学校授予其“校长特别奖（集体奖）”（2009—2010学年校长字62号文件）。

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是学校实施校园置换战略的第二个阶段，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顺利实施并圆满结束。参与调整集并的职工离开原来低矮破旧的平房、狭小的居室，居住面积得到很大改善，平均每户涉迁住户居住面积增加36%。其中平房住户居住面积增幅最大，由平房一间升迁为一居室，增幅达128%，由平房二间升迁为二居室，增幅达85%；楼房住户居住面积也得到较大改善，平均增幅为28.2%。一些住户通过学校补贴，购买了校外更新、更宽敞的住房。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不仅达到了充分改善校内职工住房条件的目的，同时调整集并区域50多亩住宅用地变成教学科研用地，校园东北部的结构功能和原有布局发生巨大变化，学校办学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新的图书馆、国学馆很快将矗立于这片土地，校园东北区将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中国人民大学即将迎来新的校园建设蓝图。

（根据资产与后勤管理处《校内职工住宅调整集并工作总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