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宗法制度
西方人习惯于误会和曲解中国的一切事物，这已然成为了一条规律。如果说这种误解在种种方面都是不可原谅的话，那么涉及对这个帝国政府的理解，应当对西方人多多谅解。
对于现代政治制度背景下的西方学者来说，政府权威应当或多或少、或者完全建立在公众投票选举之上；政府要实行分权制衡，并建立与之相关的权力制衡机构；政府还应实行政务公开，让自己的行为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中。然而，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政治制度看起来是个毫无希望、难以理解的谜团。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就像是一个复杂的、纠缠不清的、而且互相冲突的权力的混合体。他们试图解开这一团乱麻，然而这只是徒劳，他们自己深陷其中，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纷纷放弃。他们不明白，如此的政府体制怎么能够一直存在至今？他们更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下生存？不得已，西方学者给中国政府贴上了“专制政治”的标签，随后便不再去深究了。
西方人能得出如此的结论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们游离于中国之外，并没有深入中国的内部进行调查研究，而是仅仅以观察者的身份从外部进行考察。中国人拥有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些西方人看来极其重要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些权利的强烈渴望。在中国，审判没有法庭，他们从来都不曾知晓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中国的大多数原告都宁愿相信父母官一个人，也不愿意信赖由十二个人组成的陪审团。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中国百姓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人身保护”等类似的词语，他们更不了解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权力保护神”和“大宪章”。虽然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制度感到好奇，但并非真正感兴趣，更不以为然。
在选择统治者和组成立法机构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发言权，也起不到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法律是简单的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由单个案例堆砌而成的。当然，中国也有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那是许多世纪以来历朝皇帝政令的累积和有序排列。它是从无数的案例中搜集整理出来的，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各种案件及其可能的所有细微情节。中国人普遍对律师持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态度。在西方司法审判程序中，中国最强烈的反对就是我们允许律师的存在，并且在法庭上雇用他们。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曾经对我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依靠常识去发现每件案子的关键点，作出公正的判决。我们并不需要雇用别人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西方国民，尤其是美国人对这句话非常熟悉，也越来越赞同。而中国人却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理论，更不要说让他们去评价与权衡了。恰恰相反，我们在一本许多中国人都读过的古书中找到了他们有关政权的理论，他们篡改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词语：“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上天的授权。”无论时间消逝还是存在，无论统治者贤明还是平庸，中国人都执著于信奉和坚持这样的政治权利理念。漫长的时间隧道中，王朝兴衰，风云变幻，中国人逐渐将这一观念演变成了神话和传说。我们发现，中国的政府制度始终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样，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做出过任何重大的、根本性的变革。迄今为止，历史记录显示，在政治制度方面，现在的中国和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修订或变革政府体制的呼声和努力。这种制度不仅代代相传，而且被统治者也都乐天安道，对此习以为常。周边的一些弱小国家也深受这一体制的影响，争相效仿。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政权制度都要长久；它不仅成功地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人民，而且还为它的臣民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安定和繁荣。数千年后的今天，在它的统治下，中国人依然心满意足。必须承认，这种政权制度一定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能够吸引、唤醒人类善良本性的东西。
不管如何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都不能因为仅仅发现中国人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一面，而说他们缺乏反抗压迫的勇气。在外人看来，其他激进、富有侵略性的民族早就在这样的压力下揭竿而起，推翻压迫了。中国人小心谨慎，行动迟缓，温和保守，但同时他们却又独立坚定，会由衷地热爱他们的正当权利并努力去维护。像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也会毫不含糊、迅速而积极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或许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维护权利的目的是相同的。中国人反抗当地统治者的事例举不胜举，只是他们从不反抗政府，更不会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政治制度本身。他们也曾经用最民主也最无礼的方式来对待地方官员，比如县令之类的。他们甚至会揪官员的辫子、掴官员的耳光，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官员正当地行使职权，而是因为官员的所作所为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中国人常常会给父母官起绰号，生动形象地描述他们的个性和执政风格。他们甚至还将皇帝称为“老头子”，当然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正敢用这一称呼。
从理论上来讲，将中国的政府制度归类为“绝对专制”或许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其他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个结论非但不够准确，甚至有失公正，容易引起误解。事实上，这种制度是简单而纯粹的家长制统治。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不是每个个人，而是每个家庭。中国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是家长制，而这种家长制是建立在对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的尊崇的古代宗法观念之上的。事实上，这种制度中唯一的专制成分就是在古老的宗法制度下，父母对其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当今中国，家长制依然盛行，与其他法律和条规相比，它甚至还得到了超乎一般的强化。这种理论本身非常简单，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儿子对父亲百依百顺，尽忠尽孝；而父亲是儿子的绝对主人，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拥有这种专制权力。在我们看来，儿子似乎根本不可能变成长辈，只要父亲还在人世，儿子就不能完全独立。父亲在世上活着一天，儿子就要服侍一天，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和子女的利益。在父亲过世之后，儿子还要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为死者增光显荣。此外，儿子还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不能生育，并且在他在世期间，每年都要去父亲的坟上祭奠两次。
中国的法律规定，辱骂他人的父母或者祖辈、妻子辱骂丈夫的父母或者祖辈都是严重的以下犯上罪行，将被处以绞刑。违反孝道的任何罪行都将遭到相应的严厉惩罚。在中国，这类相关的法令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相比之下，其他法规就望尘莫及了。另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父亲在被赋予了对儿子无上权威的同时，还必须对儿子的行为负责任。假如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若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还在世的话，那么祖孙三代都将会一并治罪。这种做法的理论根据是父母和祖父母没有尽到管教的职责，没能使其子孙成为忠臣顺民。
1873年北京城发生的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正好向我们很好地说明了上述理论。一个中国人被控盗掘了一位亲王的坟墓，并偷走了有价值的陪葬品。很快，这一指控得到了证实，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亲属中有人参与了整个案件，或者有人对其中的点滴有所察觉。然而，整个家族，跨越了上下五代的十三口人一律被判处了死刑，其中还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家和一位不满两个月的婴儿。罪犯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的男子全被斩首，女子则被绞死。
我们有必要牢牢记住中国的家长制，因为中国政府的整个体系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家庭只不过是庞大却毫无变化的帝国权力结构的细化而已。每个家庭连同它的独裁家长就是一个基本单位。紧接着的层次是村落生活中最简单的组合，它们构成了权力结构的第二个基本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地方自治的作用。在这里，年长者具有相当的控制管理权，因此他们也必须对培养年轻人的良好品行、灌输正确的行为准则负起责任。这种由年长者组成的半官方的权力机构可以不受干涉地独立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当然，在处理重要事务时，他们的意见也有着相当的分量。这些村落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完全的认可。不但是高级官僚，就是登基的每一位皇帝都承认这种权力。以两百年前中国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康熙皇帝为例。他曾亲自著述并颁行了16道谕旨，内容主要涉及了每位百姓应尽的职责、如何处理与其他人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地村庄中年长者的职责等方面。他还下令要求各地村落的年长者每逢初一、十五都应召集年轻人，当众宣读和讲解这些谕旨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这些村落一步步扩大再组合，便形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单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个行省。这些省份相当于美国的州。最初中国政府设立了18个行省，组成了整个中华帝国。
在整个体系中，中心人物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中国人很自豪地自称为龙的传人，而皇帝便是真龙天子，是臣民的衣食父母。皇帝的权威秉承于天，与天共存。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他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帝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份财富都是他的个人财产，他对此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根据这样的理论，中国政府不会也不可能会存在任何内债。帝国内的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如果以皇帝为首的政府需要财富的话，无须借贷，只要直接拿走便是。皇帝拥有对帝国境内所有人力和物力的自由支配权，他可以下令所有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的臣民为他服劳役。
此外，皇帝还有着另一项神圣的职责。这项神圣的职责增添了臣民对他的敬畏，加重了他身上的神化色彩，也导致了他被重重宫殿所隔离。他是天子，是上天派遣来到人间的大牧师。只有他才能代表天下百姓，在雄伟的天坛向上天祭祀、供奉祭品。在举行祭天仪式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他，他也不可以带任何随从。于是，他孤零零地屹立在他的臣民和上天之间。在臣民眼中，他是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手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公正完美、扬善抑恶的大法官。同时，他又是上天的儿子与仆人，屹立于天地之间，是上天与人间的沟通纽带。对中国人来说，皇帝就是他们的上天，就是他们的祖宗。
如此看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绝对的，是毫无约束的，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与中国家庭中专制的家长相比，皇帝的权力并大不了多少。两者在内容形式和权力实施的程度上都非常接近。皇帝就是他臣民的专制家长。他在那个幅员辽阔、被称为“中华帝国”的国家中行使的权力，和一位居住在荒凉贫瘠地区的家长行使的权力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必要的时候，皇帝还会将一部分的权力下放给官吏。不同程度的权力授予给不同等级和范围的官吏。每一位官吏便成了他所管辖区域的百姓父母官。家长制是中国政府制度的基本理论根据，因此只有掌握和理解了家长制，才能真正地理解整套的政府制度，才能解释这一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它对臣民所造成的永久性的影响。
地方官吏在很大程度上被授予了自由决断的权力，因此实际上每个行政区域都如同村落一样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官吏们只要对政务和政策的结果负实际责任，而具体的政策以及执行则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维护社会秩序和主持正义，至少不能让百姓的不满传到京城。此外，他们还必须按时向中国政府交纳征收的税收或者传递百姓申请减免赋税的要求。然而对于朝廷的其他谕令，他们则是有选择性地执行。
官吏拥有自主行事权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允许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可以照顾当地百姓的意愿；另一方面，这也给贪官污吏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结果使得百姓只会将指责的矛头对准当地的官员，而不会追溯到皇帝身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很严密，在具体的政府运作方面还很松散。当中国老百姓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便会发泄出来。不过他们并不是抱怨政府的专制干预，也不是抱怨政府对他们干涉过多，而是抱怨政府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很少实质性地实行专制统治，他们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君王而已。
整体来说，中国的法律还是温和人道的，比亚洲其他国家的法律要高明得多。乔治·斯坦顿爵士曾经翻译过《大清律例》，他评论道：“当我们从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圣书《阿维斯陀》以及印度史诗走过来，考察这部正规的、精密的中国法典时，就像是从黑暗走向了光明，从愚昧走向了科学。尽管这部法律的许多细节有些冗长、累赘，然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哪部法律像它一样内容丰富、逻辑严谨，而且也没有哪部法律像它那样摆脱了错综复杂、主观臆断和虚构假设。”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满足于他们的统治者和生活中的政治制度，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为了预防和制止腐败渎职的现象，中国采取了种种措施。通往北京城的控告伸冤大门总是向百姓敞开的。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到北京申诉的一切费用都应由官府支出。虽然帝国政府很少干预地方政府的事务，但是它却拥有非常完善的侦察刺探系统，监督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而且京城还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考察稽核和记录境内所有官员的行为。
官员的提升和贬黜、奖励和惩罚都会严格记录在案。除此之外，就如同学校的记录考核制度一般，每位官员的日常表现和所管辖区内的政务也都有着详细的记录。所有这些记录常常会对官员们的仕途产生或利或弊的影响。在西方人看来，有些记录条目实际上是荒唐至极的。很多事件显然不是某些官员力所能及的，已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范围，然而一旦失控或者发生意外，地方官员甚至是朝中大臣都必须尽快上书请求处分。闻名遐迩的斗士和政治家李鸿章也曾不止一次向皇帝请求惩罚，因为在他治理辖区内的一条河流因连天暴雨而河水泛滥，决堤成灾。还有一位地方官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管辖的省份发生了大旱和饥荒，饿殍遍野，于是他便向皇帝自请解职。这位官员认为这些天灾完全是他个人造成的。
中国政府规定，对于那些勤政爱民、政绩卓越的官员会有一系列的奖赏。其中一类是按照政绩的大小，赏戴官员花翎：无眼花翎、单眼花翎、双眼花翎或三眼花翎；一类是特别恩准官员可以在紫禁城骑马；一类是赏赐貂皮长袍；最后一类，也是最为荣耀优厚的奖励，就是赏赐一件黄马褂。这些皇家御赐的奖赏可以随时赐予，也可以随时收回，但这并不会影响得到或失去赏赐的官员的实际地位和身份。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员才可能得到后两类赏赐。有时候，皇帝也会给一些值得褒奖的官员的祖先追封谥号或者授予荣誉称号——华而不实、毫无实际意义的赐号，作为对那些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臣子的间接奖励。
中国政治制度历经数个世纪的时间，获得了各个阶层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它的永恒持久性是由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造成的，我们需要对这两个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
这种政治制度建立在家长制的观念之上，被描述成纯粹的家长式统治。学者在研究这种制度的时候可能会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可能将这种政治制度认为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或者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认为这是早期人类历史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完全归功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正是这种教育体系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使人们从心理上适应整套政治制度。不管学者持哪一种观点，结论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判断和感情倾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的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孝道便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它被看做是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是道德的主动力和荣耀的总源泉。
可以说，孝道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每一所学堂的每一本书上都可以看到有关孝道的内容。孝道也被传授着，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古至今，实践孝道的突出事例都要按例呈报给皇帝。皇帝会对这些杰出的人和事例授予特别奖赏。帝国内的所有孩子无论男女从小都要学习和接受这些感人的事例和优秀人物，作为教育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杰出的人物和事例被学校、家长和社会反复讲述，世代相传，于是它们便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在这些事例和人物中有24个最著名的典型。
在“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一章教导人们要克尽忠孝。除了上述的24个著名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提倡尽孝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克尽孝道的因果报应。这个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常州地区有户姓陈的人家，家族数代同堂，共有七百多口人。全家人坚持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此外，他们还养了大约115条到120条狗，它们也都一起进食。倘若哪条狗没能及时赶过来进食，其他的狗都会耐心地在食物旁等待，没有自顾自先吃的。英明可敬的康熙皇帝意味深长地教导说：“你看，这户陈姓人家生活和谐美满，步调一致，甚至将狗都感化了啊！”
或许没有必要去实地调查陈家是否真的喂养了那么一群神奇的狗，抑或康熙老皇帝是否被别人的虚假信息欺骗。然而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朝廷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向人们灌输孝道的思想，直至将它变成所有美德的同义词，变成宗教的最高追求。孔夫子发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存在，并在自己有关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著作中对孝道一再强调和具体化，增强孝道的力量。孔夫子认为孝道是所有道德和智慧的根源和最高境界，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孔夫子的著述和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方针。上至皇帝、皇子，下至农民、乞丐，他的论述都会被引用。孔夫子语录或著述中的话语甚至可以平息许多争吵和纷争，裁决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中国这种长期、持久的教育方式与形成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因此，在维持制度的持久性上，这种教育方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牢牢控制住了帝国统治下的人民。
中国政治制度保持长存不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员大多数是从民众中选拔出来的。整个皇室，除了皇帝外，没有多少人在朝中为官，也没有多少人对国家事务感兴趣。与此同时，皇帝也不会给他所有的亲属加官晋爵，以使他们能够永久享用国家俸禄。因此，在皇室里并不存在皇室成员占据显要职位、名利双收的情况。通常皇帝所赐封的一些爵位都是徒有虚名，仅仅带着荣耀的光辉；它们仅仅是对个人杰出成就的褒奖和鼓励，并不能作为升官提职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是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因为朝廷规定，这些爵位每传一代人，就要依次降低一个等级，即使是皇室成员也不例外。我曾经多次雇用同一个中国人，一个与皇帝有着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他曾经还被恩赐佩带黄腰带，但是现在他却是一名每天只能赚六美分的泥瓦匠。
对皇帝和平民来说，那些拥有特殊荣誉的人和自己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拿皇位继承来说吧。按理说，皇位的继承是世袭制的，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皇长子不一定是当然的继承人。在挑选继任者时，皇帝要煞费苦心地考察每一位皇子的性格和特点，然后挑选出一位他认为最能担当治国平天下重任的皇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皇长子往往最容易受到冷落而被搁置一旁。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便是先皇的第十四子。当然，皇帝也可以走出皇族圈子，从臣民的家族中挑选继任者，但是这种事情至今还未发生过。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体制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是帝国数以百万计百姓的衣食父母。无数“君王的耳目”——即不同领域的各级官员，都是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严密的规章制度从民间仔细挑选出来的。步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着，帝国的每一位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朝中大臣。不过，每个人都必须从最低级别的官阶开始，一步步往上爬，而他所能达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抱负以及对皇帝的忠诚度。这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依有据的事实。数个世纪以来，朝中的大多数元老级重臣都是落魄失意的贫民子弟出身，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他们过去的贫困状态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文祥，曾多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处大臣等要职，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的父亲仅靠租种不到十亩的田地来养活全家人；另外要说的是文祥的同事及继任者沈桂芬，他的父亲则是一名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倘若他的父亲每天能够赚到十美分，那就算是再幸运不过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形成了突出的政治现象。
暂且抛开西方的选举制度不论，单就中国的政府官员并非由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这一点来看，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与我们美国所实行的选举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是直接由总统任命的。和美国一样，中国政府都是由民间的官员组成。倘若有一个人有志于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那么没有任何障碍会阻碍他，而他往往也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政府职位被认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因此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积极争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谋取一官半职。在批评官员的行为方面，民众拥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纯粹的专制政治，这种普遍的民主思想就是典型的畸形物。他们完全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谜团的钥匙。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完全理解这种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并运行的政府体制。他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态度评论各级官员，上至最高级别的官员，下至最低官吏，指责和抨击官员们在政务上的失职以及私生活的不检点，同时还奉送给他们不同的绰号。实际上，这些行为一般都是善意的，他们将这些官吏当成自己人来看待。然而一旦谈及皇帝的时候，他们的言论就变得谨小慎微，十分讲究分寸，语气和态度也变得毕恭毕敬了。
对于这种使中国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力量，对于这种中国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加强政治持久性的制度，我们不能够作过高的评价。我们可以宽恕和遗忘政务的废弛或者相反的集权专制，是因为那都可以被认为是当权者的错误所造成的，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帝国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或者都能设法找到一两个或亲或疏的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拥有一官半职。因此，对于各种敲诈勒索、毁坏纲纪、歪曲争议以及所有能够想象的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的行为，老百姓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如果官僚阶层不是来自民间，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构成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么老百姓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官场腐败现象的存在。
对于中国官员的选举制度，我们将在另外一章作详细的论述。这种制度对于维护中国政府以及其政治制度的长盛不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