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若生在帝王家
现代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形容国家元首的家庭生活时，总有一个通用的名词——第一家庭。无论是对美国的总统，或是法国总统，都是这样称呼。
而不管在哪个西方国家，“第一家庭”的生活，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包括元首的配偶和儿女，总是关注度最高的。绯闻炒作自不必说，甚至连元首的太太用什么化妆品，女儿穿什么衣服，儿子梳了啥发型，有时都会被当作重大新闻炒作一时。
而放在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一家庭”，自然指历代皇室家庭。这些家庭的成员们，也向来是后世“八卦”的重点，比如民间文艺作品里关于“金枝玉叶”和“龙子龙孙”的诸多演绎，诞生了无数经典的作品，至今还传唱不衰。“第一家庭”里家庭成员的生活，既引人关注，又令人艳羡，到今天亦不例外。
然而，这充满诱惑力的“第一家庭”，真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是既“好看”又能“少奋斗”吗？至少，明朝的“第一家庭”未必是。
1.《皇明祖训》惹不起
俗话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放在明朝身上，国法自然是指《大明律》，至于家规，当然就是《皇明祖训》了。
比起《大明律》的如雷贯耳，《皇明祖训》在历史爱好者中显然是知名度不高的。然而，如果放在明朝“第一家庭”的成员们身上，其意义却恰是反过来的——一个普通的明朝凤子龙孙，哪怕是最不务正业的“二世祖”，要跟他提《大明律》，他也许会嗤之以鼻，但要给他搬出《皇明祖训》来，恐怕他会立刻吓得腿肚子发软，个别犯事且胆小的，当场晕过去的可能都有。因为，这是明朝皇室的家法。
家法的制定者，便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只要联想一下这位铁腕强人在位三十年干过的事——严刑峻法惩贪，株连数万人的“洪武四大案”，律令苛刻到残暴的诸多法令——便可想象，这部规定了之后明朝近三百年皇室子孙行为规矩的家法，定然如一块重如泰山的磐石，足以压得后世子孙喘不过气来。
《皇明祖训》，始编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完成于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最早的名字为《祖训录》，由朱元璋亲自主抓且作序。据焦竑的《国朝献徵录》里说，当时为了编定这部家法，朱元璋还特意面向全国举行海选考试，甚至派亲信大臣四处查探，广泛搜罗各地司法人才，优中选优组成了主编团队。之后，朱元璋又于洪武九年（1376年）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两次对家法进行修订，经丰富完善之后，正式定名为《皇明祖训》，由刑部刊刻，分发皇室子孙人手一份，从此成为之后近三百年明朝皇室子孙的行为准则。对于明朝“第一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皇帝本人）来说，这部煌煌法典，仿佛是一张紧密的网，从出生开始就被它紧紧束住，一言一行，都由它管着。
单从目录看，这张“网”显然编得很大。除了首章为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序言《祖训首章》外，其余内容分为十二章，分别为“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可谓范围广阔、内容全面、条令完善、细则精致，堪称中国历代法典中的成熟之作。
若细看内容，更会发现，这张“网”不但编得大，“绳子”还用得粗。每一章都有完备的条令，且主题思想明确，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极其细化。比如“持守”一章，主题思想是教导皇室子孙持身之道，强调节俭。“严祭祀”一章，规定了皇室子孙祭祀祖先的基本礼仪程序，更强调祭祀贵在“敬诚”。“谨出入”一章，主要是针对后世的历代帝王，告诫他们处理国事不能轻举妄动，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要淡定。“慎国政”一章，同样是针对帝王，告诫他们兼听则明，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要有耳目，同时要禁止民间擅自议论大臣，也就是要钳制言论。“礼仪”一章，除了规定了诸如觐见、祭祀等皇室活动的宫廷礼仪外，更重要的是给东宫（太子）以及各亲王（皇子）拟定了二十个名字，规定子孙必须以此为准，顺序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明朝皇室成员姓名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多不认识的生僻字，全是以此顺延下来的。“法律”一章，主要是讲皇室成员犯法后，依据其身份和罪行情节，给出不同的惩罚。“内令”一章，是针对“第一家庭”的女性尤其是皇后，规定不得干政。“内官”一章，讲的是后宫的成员编制、品级划分、职责规定。“职制”一章，一是说册封爵位的程序，二是说皇室子弟的授官规定。“兵卫”一章，是讲各亲王的仪仗规模，以及各藩国军队的调度规定。“营缮”一章，规定各王室成员的宫室格式。“供用”一章，讲朝觐皇帝过程中沿途的花费预算以及开支规定。十二章的内容，可谓事无巨细，上自国家大事，下至吃饭穿衣，无所不包。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这张“粗绳大网”就牢牢罩住明朝皇室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个人，直到这个王朝终结。
所以，每一个生在明朝“第一家庭”的人，都被这张大网牢牢地罩住，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从纵横捭阖的政治风光到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从宅在家里到出门游览观光，事无巨细，都由这部《皇明祖训》牢牢管着。每天的生活有了它，简直处处变成了雷区，吃饭花费多了点，衣服穿得另类了点，拉家常的时候说话随便了点，甚至一不留神打个喷嚏、摔个跤，都有可能不幸犯法。
而犯法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这张“粗绳大网”，每一个绳子打的都是“死扣”，真撞上了，天王老子都没得救。虽然在《皇明祖训》的序章上说，皇室宗亲犯法，如果罪行比较轻，可以由皇帝召集在京城的宗亲商议裁决；如果重了，则要由皇帝召集在外诸王和在家重臣一起商议；犯法的皇亲，只许政府官员揭发，不许司法部门擅自缉拿。看似对皇室很照顾，然而问题在于，“皇亲”的身份本身就敏感，犯在皇亲身上的罪，一不留神，就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甚至一些诸如吃饭穿衣之类的小事也不例外。如果运气不好，生活在皇帝打算整治皇室宗亲、加强集权的年头里，《皇明祖训》更成了皇帝整治家属的最好工具。明成祖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里，便是明朝皇亲宗室，尤其是亲王们获罪的“高峰期”。比如周王朱橚，嫌自己家里的宫室太寒酸，找人翻修了一下，结果被人告发。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他家的宫殿规模因此“越礼”了，属于“僭越”罪，吓得朱橚在朝堂上连连磕头，被明成祖朱棣臭骂一顿后打发回家，削夺了三处护卫，总算捡了条命。朱棣的侄儿隐王朱尚炳，因为生病没有亲自接见朝廷使者，这下触犯了《皇明祖训》里的“礼仪”规定，结果朱棣写诏书斥责，居然把朱尚炳给吓死了。而这几位倒霉的皇亲，在明朝绝不是那个年代的个例，而是贯穿始终，某些犯事的皇亲尤其是藩王，可以说是“躺着也中枪”。
这般的处境，套用一部穿越剧的名称，那真叫“步步惊心”。
当然，朱元璋穷尽一生智慧，制定这样一部严苛的家法，绝不是为了让后人“步步惊心”，相反，却是为了大明王朝的繁荣昌盛。出身草根的他，在总结前朝兴亡教训的时候，把皇室的腐化堕落当作其中重要的一条，所以煞费苦心、严格要求，正是为了让大明朝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导致诸多子孙“中枪”的朱元璋绝想不到，大明王朝到底没有逃过其总结的历史教训。他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规矩，还是被后人开动脑筋陆续破坏，直到大明王朝最终灭亡！
比如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中规定，后世的皇帝不能设置丞相一职，奏请设立丞相的官员将被处以极刑。可明朝第三代皇帝——永乐皇帝朱棣发明了“内阁”这个新机构。内阁主要由“大学士”这种官员组成。大学士的品级只有五品，工作是皇帝的秘书，可就是这帮人，权力越来越大，挂着“五品”的小头衔，却基本都由二品的文官重臣兼任。到了明朝中后期，还出了诸如严嵩、张居正这类的铁腕人物，呼风唤雨、纵横捭阖，能量远超丞相。又比如《皇明祖训》中严禁宦官干政，可后来明朝宦官们的地位节节攀升，从中期到晚期，陆续出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权力煊赫一时。就连朱元璋规定最为细化的“祭祀”一条，后世帝王的遵守程度也不高。在明武宗之前，历代帝王还亲自参与祭祀，到了明武宗，就不常去了。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去得勤快，且铺张浪费，远超朱元璋时候的规矩。到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时期，彼时年幼的万历皇帝好奇，打算亲自去祭祀，结果把持大权的张居正说：“祭祀这种事，本身就是个形式，皇帝没必要亲自去，找个太监代表就行了。”要是朱元璋泉下有知听到这番话，估计能从棺材里气活过来。
如此事与愿违，怕还是应了一句老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朱元璋更料想不到的是，这些“死规矩”，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很多时候给后人“挖了坑”。
掉进坑里的典型人物，就是朱元璋生前最疼爱的亲孙子——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前脚驾崩，他的亲儿子朱棣后脚就扯旗造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反。朱棣的造反檄文里，就有拿《皇明祖训》说事的章节，比如之前朱允炆担忧藩王的威胁，厉行削藩，结果朱棣就在檄文里质问：《皇明祖训》里明文规定，后世子孙不能变更祖宗的法，你削我的藩，就是变更祖宗的法，我就有权来讨伐你。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因此爆发，朱允炆最终被朱棣给“削”了。
还有些坑，后世的皇帝虽然没有掉进去，但诸多子孙却难以幸免。比如《皇明祖训》里规定，皇室的子孙都要由礼部来赐名，有了名字就能享受国家的供应，一生衣食无忧。可明朝后期腐败严重，礼部给皇室取名字，那也是明码标价的。许多“王爷”早已穷困潦倒，哪有钱送？结果有些“王爷”直到七老八十了，还是没有名字，一生贫寒无助。更倒霉的是，朱元璋规定皇室子孙不能出去工作，这下更惨，有些“王爷”既没有国家养，又不许自食其力，甚至活活饿死在家里。
不管是挖坑或是变样，大明“第一家庭”的日子，还是照着这部家法的规定过了三百年。日子过得咋样，还是需要分别来看看。
2.皇族教育真煎熬
有《皇明祖训》的规矩管着，作为“第一家庭”的皇子，生活中要遵守的规矩自然颇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教育的规矩。
朱元璋出身穷苦，没读过多少书，但显然他很明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明朝宫廷教育的规矩，基本都是由他设立的。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对皇帝的日常教育；二是对太子的教育培养。
对于第一个环节——对皇帝的日常教育，朱元璋以身作则。早年他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就很重视日常的学习充电。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按《明史》的说法叫“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即身边的文臣谋士给他讲课，主要讲历史——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目的也很简单，现学现用，什么招数有用学什么。他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刘邦，学得最多的也是刘邦，从待人接物到战策谋略，好多都是有样学样。等到大明朝建国，当年给他讲课的儒生，大多成了明朝开国重臣，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以及大名鼎鼎的军师刘伯温。而这种学习方法，也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下来，变成两种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教育制度——经筵和日讲。
所谓“经筵”，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文史研讨会，即由皇帝召集文臣，探讨读经史子集的心得体会。这项活动并非明朝首创，之前的几个朝代也都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时期，应该是“经筵”活动举行最为频繁的时期。尝到听课甜头的朱元璋，对这种方式钟爱有加。当皇帝之前文化程度低的朱元璋，在课堂上主要听别人讲，而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则喜欢跟人探讨。按照《明史》的记录，刚登基时的朱元璋，几乎天天开“经筵”，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来探讨历代治国的兴亡得失，后来工作虽然忙了，但是“经筵”还是放不下，隔三岔五就要开一次，不但听别人讲，而且更喜欢自己发表意见。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大学》《尚书》《周易》《唐律》，不但探讨学术内容，更古为今用，商讨治国政策。明朝开国后许多律法的制定，乃至教育、军事、外交等制度的确立，都是这么探讨出来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是，一次经筵时，有文臣提出了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引得朱元璋大怒，当场大骂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我肯定砍了他。”孟子本人，当然无法被朱元璋砍了，但孟子的像却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庙，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就这样被朱元璋取消了。
但总的来说，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定，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百废待兴，通过经筵，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还有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公费教育政策乃至国民福利政策，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同时，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官员选拔会”，许多名列《明史》、以治民著称的“循吏”，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从此名留青史的。在朱元璋身后，从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时期，经筵皆是当朝皇帝重要的政治活动，只是，那时候的经筵，在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每年多少场，每场多大规模、在哪里讲，多长时间举行一次，全凭皇帝自觉——当然，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
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经筵，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而这件事情的促成，却是因一起偶然事件。当时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命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谁知诏书刚下，朱瞻基就驾崩了。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虽然身份从太子变成了皇帝，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于是杨士奇就上奏：皇帝接受教育，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应该命礼部详细地制定规则，以“经筵”方式进行。明英宗准奏，于是经筵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每月三场，分别是当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天，地点在文华殿。讲课的讲案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早晨先由司礼监的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书是《大学》，经是《尚书》，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大学》放在御案的东侧，《尚书》放在御案的西侧。每次讲课，设讲官两人，要提前写好讲义，预放在讲案上，是日早朝过后，皇帝亲临经筵，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先给皇帝行叩头礼，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等讲官讲完了，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讲课结束后，皇帝还要赐大臣酒饭，各官员先向皇帝行叩拜礼，然后到左顺门吃饭，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一场经筵才算结束。且不说听课的辛苦，就这套繁文缛节，也已经把人累得够呛。
虽然辛苦，但对参与的官员来说，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参与经筵，首先得够品级：主持经筵的人，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经筵的讲官，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栋梁重臣，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所以，在参加经筵这件事上，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又相当积极。
大臣们有兴趣，可皇帝们却是越发的没兴趣。事实是，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确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是一代不如一代。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以及孙子明孝宗朱祐樘两代执政时期，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但朱见深参加经筵时，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按照《明实录》的记载，他经常无精打采地听，听完了连话都懒得说。如此消极，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御史陈音就曾上奏：“皇上您参加经筵，不能光听我们说，您也得提问题啊。”再到后来，经筵举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进讲之日少，辍讲之日多”，皇上也学会旷课了。
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不但逃课，而且还学会了逃学。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破天荒地规定，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减少为每月一次。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还曾下旨取消经筵。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更过分：他把本来每个月三次的经筵，改成“春讲”和“秋讲”，每年讲两次，意思一下得了。
即使如期举行的经筵，到了明朝中后期，也变成了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发讨厌经筵，不仅因为不爱学习，也因为经筵越发含沙射影：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烈，经筵也变成了战场，文官给皇帝开经筵，表面上是讲学问，其实却是以讲学为名，多讲国家大事和个人的政治主张，甚至不乏借经筵的机会攻击政敌。比如《明史》上就说这是“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也有一些老实巴交的讲官，踏踏实实讲学问，但都是挑着讲，什么好听讲什么，讲出来的内容千篇一律。如此下去，皇帝当然越听越烦，经筵也就越讲越没劲。
与经筵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皇帝教育模式，就是日讲。
日讲，和经筵性质相似，也是学术研讨会。但不同之处在于，经筵规模大，日讲规模小；经筵有固定的制度规定，日讲却是随机的。通常来说，日讲都是在经筵举行完毕后进行，作为经筵的补充。它的规模也是正统初年确立的，比经筵要简单；只要四名讲官，大学士轮流值班；没有经筵那么复杂的礼仪模式，也不用仪仗排场；内容也比经筵要宽泛，包括经史子集。如果说经筵是一种制度化的课程，那么日讲的举行则全凭皇帝的喜好。最早的日讲只是经筵的一种补充，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经筵越来越不给力，日讲的地位也就扶摇直上，皇帝想学习，或者想探讨治国方略，一般都不会去参加礼仪烦琐的经筵，反而会宣召亲近的臣子来给自己单独上小课，这种小课就是日讲。如果说经筵的参加，标志着官员在朝臣中的身份地位，而日讲的参加，则标志着官员在皇帝个人心中的地位——这是一种特殊的荣宠。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大都有自己亲近的文臣，比如明武宗亲近杨廷和，明世宗一度亲近夏言，明穆宗亲近高拱，明神宗亲近申时行。这些大臣们，也都有同一个身份——参加过皇帝的日讲。
历代的明朝皇帝，虽然对自身的教育，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有一个人的教育，他们大多是绝不放松的，那就是皇太子的教育。
明朝皇太子的教育培养制度，最早也是由朱元璋制定的。为了继承人的教育，朱元璋煞费苦心，甚至还为儿子建了个图书馆——大本堂。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各类典籍图书，并遍请各地名儒。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的教育团队是极其强大的，常年负责他日常教育的两位“赞善大夫”，一位是朱元璋的第一智囊刘伯温，另一位则是“浙东四才子”之一的章溢。日常授课的老师，既有李善长这样的开国文臣之首，更有徐达这样的大明第一统帅，按照《明实录》的话讲，就是“群贤毕至”。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却是朱元璋所创立的太子教育体制——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下面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学士、庶子、喻德、中允、赞善、洗马、校书等官职。这构成了明朝皇太子教育体制的雏形。在明朝正统年之前，太子读书并没有明确的礼仪，到正统年间，太子出阁读书的礼仪也正式确立：太子首次出阁读书的当天早上，先由礼部、鸿胪寺执事官在文华殿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寺官为太子行礼，请太子到文华殿读书，皇帝要出席，三师三少以及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礼，然后各官退出，内侍官引着太子在后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读讲官前来，从此，太子的学习生涯开始了。
从课业负担上说，明朝的太子也是很辛苦的。上午主要是文化课，分为三项内容：读书、听字、写字。读书时每学一篇新课文，必须要在三日之内背熟，每三天就要测验一次。写字的量也很大，每年的春天、夏天、秋天三季上课的时候，每天要写一百个字，冬天是每日五十个字。学习细节也抠得严，比如背书，不是简单背过就行，而是要字正腔圆、句读分明；写字，也不是简单会写就完事，要写得横平竖直，方正工整。最辛苦的就是侍讲官，讲书的时候要讲得明白，太子出错了，要大胆纠正，太子不学习，更要敢于批评。以上任何一条没做到，就是不合格。
对于太子的教育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给太子选好老师。《明史》上说，给太子选什么样的老师，也是有学问的。太子刚开始读书的时候，要给太子选择那些精通学问、治学严谨的老师，主要都是一些品行端正、铁面无私的老学究。等太子年长后，要给太子选择一些行政能力强的大臣，帮助太子学会理政。明朝历代太子的老师选拔，基本都沿用了这一原则。
可这条看似合理的原则，到了明朝中后期，却也频现漏洞。我们已经知道，明朝中后期的诸多皇帝在做太子时，经常出现诸如旷课逃学、贪玩享乐等行为，而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对这似乎也无能为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出阁读书的太子，其实还是孩子。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往往容易出现代沟，师生之间年龄差距越大，代沟就有可能越深。主抓太子学习的老师，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且早期教育多以学问精深、治学严格的老学究为主，他们和太子之间基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
到了明朝中后期，宦官的权位日重，陪太子读书的人主要是伺候太子的宦官，在逃课这类事上，他们更是和太子沆瀣一气。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时，因他不爱学习，伺候他的宦官们就经常巧立名目，取消当日的讲课，甚至找借口破坏如期进行的讲课，不是提前下课就是上课捣乱，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证。帮朱厚照太子逃课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后来正德朝时一度权倾朝野的“九千岁”刘瑾。
到了明朝晚期，连皇帝本人对太子的教育也不热心，这其中的典型就是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当时万历皇帝面临的一大朝廷斗争，就是“争国本”，即万历欲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为储君，而恪守礼法的文臣们却坚持要立皇长子，万历索性破罐子破摔：干脆都不立，拖下去，谁怕谁。这一拖，把儿子的教育问题也耽误了——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在八岁之后，几乎五年没受过教育。朱常洛的文化水平极低不说，连其儿子——万历的孙子朱由校也被拖累了，小朱由校常年教育不良，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做木匠活，等到做了皇帝，就成了著名昏君明熹宗。
3.宫廷女子辛酸泪
如果问哪一天可以作为大明王朝的“妇女节”的话，那么最精确的答案，恐怕应该是农历三月初一。
因为在大明王朝建国的那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农历三月初一，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与大明朝的女人们，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女人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命儒生朱升编订《女诫》，并刊刻全国发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录历代贤德后妃的光辉事迹，并在全国推广学习。尤其是对于朱元璋家里的女人们，更要在后宫开设讲堂，由主编朱升亲自主讲，包括皇后以及所有嫔妃都要列席旁听，认真学习。
之所以说朱升是“主编”，而非作者，实在是因这部《女诫》大有来头。它最早出自东汉女文学家班昭之手，内容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其中心思想看名字就能体现出来：教育女人要逆来顺受，伺候老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礼敬公婆，不乱传闲话，不造谣，不随便掺和事，就算自己不愿意也要事事听丈夫的，受了委屈更要忍着，别人说你不好要听着，要谦顺地待人，学会讨丈夫兄弟姐妹的喜爱——这样的女人，才是百分百的好女人。
对班昭的这个评价标准，朱元璋是基本同意的，之所以要朱升重新编纂，是因为在他眼里，做一个百分百好女人，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好女人，还需要一个重要素质——不擅自专权干政。这一条，也被朱升不折不扣地写入了编订版的《女诫》中。
从此之后，《女诫》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明王朝的妇女基本评判守则，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执行的都是这一套标准。而在朱元璋的推广下，不但《女诫》风行全国，还相继诞生了两个“升级版”：一个是朱元璋儿媳妇、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所编的《内训》，另一个是明末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前者认真学习《女诫》中的“后妃不干政”精神，并将其理论观点细化，以单独成书的方式深入解读。后者则继承发扬《女诫》中关于好媳妇的各类评价标准，不仅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剖析，更精选大明朝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人好事，真实记录并热情讴歌。这两部书，加上唐朝宋若莘的《女论语》和班昭原版《女诫》，被后世并称为“女四书”。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它们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专用代表教材。
由此也可知晓，在明朝要当一个好女人，按照《女诫》等主流妇女教科书的规定，恐怕只有一条路——做个老实巴交的受气小媳妇。
但在明朝的“第一家庭”里，要做个好女人，却不仅要做个受气小媳妇。作为皇室成员，本来就有《皇明祖训》管着，偏巧又是个女人，又要受《女诫》的约束，是典型的受“二茬罪”。
朱元璋之所以要苦心打造这部“百分百好女人宝典”，也并非是有意要让家里的女人受二茬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吸取了历朝历代由于后宫干政而导致国势衰弱的教训。他的第一追求就是：保证大明历代帝王身边的女人，从皇后到宫女，都是百分百的好女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朱元璋煞费苦心，除了编《女诫》搞思想宣传外，在制度上也大动脑筋，比如明朝皇室选老婆的程序。
从表面流程上看，明朝皇室选妃的过程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差别不大，都是先从民间四面撒网选拔，然后层层淘汰，以给皇子找到意中人。然而，明朝皇室的选妃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深入群众的，因为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调子：“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拂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皇帝以及亲王的老婆，无论是正房的皇后，还是偏房的妃子，都要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优先选择“良家女”，也就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至于那些主动向皇室“献美人”的，一律不接纳。而这个基调，也被整个明王朝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整个明朝的皇后中，真正出身勋贵世家的只有两人，一位是明成祖的皇后徐氏（中山王徐达之女），另一位是明宪宗的皇后吴氏（怀宁侯孙堂的外甥女），其他的皆出身平民家庭。就这仅有的两位，徐皇后是沾了老公朱棣扯旗造反成功的光（原本是燕王），而吴皇后只过了一个月皇后瘾，就因开罪于明宪宗最宠爱的万贵妃，被打入冷宫，并连带家族爵位被夺。贵族家的女子母仪天下，这种事放在明朝，反而成了低概率。
所谓灰姑娘变王后的童话，放在明朝非但不是童话，相反是一个个的事实。而为了实现这个“童话”，每一个怀有皇后梦的女孩，都要经历艰苦卓绝的选拔过程。
如果说朱元璋的选拔基调已经很深入群众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选拔过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堪比今日综艺节目选秀。
选拔的第一步就是“海选”。每到皇帝或者太子要大婚的时候，皇室都会派太监四处撒网，在全国各地挑选五千名少女，年龄在十三至十六岁，被选中者由皇室出钱，其父母须在规定时间内送女儿至京城参选。这一环节的选拔标准，每一次都不同，归根结底还要看运气了。
至于这一环节中群众的参与热情，那也是依选拔的规则而异的。通常说来，如果仅仅是选秀女，那基本是应者寥寥，逼急了也会发生诸如“拉郎配”之类的事。如果选拔前直接说明是选妃，被选中的都有名分，那就不同了，通常是蜂拥而至。不管是热情参与还是应者寥寥，女生的家长们总免不了要给负责“海选”的宦官塞钱，以至于还发生过诈骗事件——明朝隆庆年间，一个叫张进朝的宦官假传圣旨，在湖北地区为皇室搞“海选”，半个月骗取白银十万两。
海选过后，第二轮选拔则是在京城举行。宦官们会把参选少女集中在一个大场地，按照年龄排序后进行查看，以身材为标准，淘汰其中的一千人。太高的会被淘汰，太矮的也会被淘汰，太胖的当然不能要，太瘦的也不能留。按照明朝宫廷服装等文物参照，明朝皇室选拔皇后的标准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也就是说要身材适中、体形匀称。第二天，依然在同样的场地，要进行第三轮选拔——看五官，包括头发、眉毛、眼睛、鼻子以及说话的音色，任一项不合格立刻淘汰。长得丑的自然会被淘汰，长得漂亮却也未必安全，太漂亮了会被认为太“妖媚”，照样淘汰。这一轮淘汰率高，大约要刷掉两千人。剩下的两千人，会在第三天接受新的测试项目——量脚。封建时代以三寸金莲为美，大脚肯定首先被刷掉，小脚却也未必安全。脚的大小合格后，还要接着测试走路的仪态。这一轮筛选后剩下的一千人，得以晋级入宫。
晋级入宫的这一千人，原则上说，已经拿到了留京指标，至少能留在宫里做宫女，或是成为皇帝的法定老婆。剩下的比拼，主要是争夺做老婆的级别了——是皇后还是普通宫女。首先要过的是体检关，一千名宫女分批进入密室，由老宫女们进行身体检查，身上有疤痕的，或者皮肤不够光滑细腻的，首先要被淘汰。这一轮也是淘汰比率最高的一轮，要淘汰其中的百分之七十——留在宫里干粗活。
剩下百分之三十的幸运儿，也就是三百名“宫女”，要进入一个考验耐力的环节——留宫查看。这三百人，会留在皇宫里考察一个月，由太监观察她们的饮食起居并向皇室汇报，从中再筛选出五十个被认为性情温厚的女子，考评的标准自然以《女诫》为准。得以入选的五十人，等于进了“保险箱”，即使下一轮被淘汰，也能有一个嫔妃的名分。
这五十个“嫔妃”则要进入下一轮，最残酷也最考验运气的环节：由太后或者太妃亲自验看，从五十个女子中选出三个中意的，交给皇帝亲自遴选，这就好比是一场选秀大赛的半决赛。而胜利通过半决赛的三位选手，则要在皇帝面前展开最后一场比拼，由皇帝确认皇后的人选。母仪天下的皇后，就这样诞生了。
而在这整个过程里，其实也不乏暗箱操作。比如从五千人选出一千人的几个环节里，拥有最大话语权的，其实就是负责遴选的太监，因此塞红包是少不了的；而从一千人到三百人的环节，收钱的对象就变成了负责体检的宫女；三百人到五十人的环节，则要上上下下地打点；等到五十选三的环节，却是赌运气和定大局的一环。虽然皇后要由皇上选，但太后中意谁，事情也就基本定下来了，最后的皇帝遴选，其实也是秉承太后的意思，大多情况下，其实是走过场。
这就是明朝皇后的整个选拔过程，比起明朝的科举来，不难发现其难度更大。科举虽然也要凭运气，但更重要的是真才实学，在明清时代，科场舞弊更是难之又难；对比起来，做皇后的难度，基本算是考状元的双倍。
4.公主驸马幸福难
比起皇帝的老婆来，皇帝的女儿——公主们，也着实不容易。做皇室的老婆难，而皇室的闺女要幸福，也同样难。
明朝皇室在家庭子女的地位上，极度重男轻女——公主的名分，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的。就算你是皇帝的亲闺女，也要老老实实地熬时间。明初，通常是刻板到公主出嫁前两天才给名分，后来总算政策灵活掌握，但也大多要到女儿成年之后才会册封。
据《明史》《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朝有公主称号的共有170位。除了朱元璋的两位姐姐——曹国公主、太原公主，和朱元璋的两位侄女——福成公主（父朱兴隆又名朱重五）、庆阳公主（父朱重四），还有3位为朱元璋长子朱标的女儿（最后都被贬为郡主）外，其他均为当朝皇帝的女儿，共有163位。这163位公主，其中夭折19位，早卒19位，活下来的有125位；另有两位早薨，剩下123位。这123位公主中的53位记载有其出嫁的驸马名字，按此算，出嫁率不过刚过43%。而这其中如愿嫁得好郎君的，随着明朝的演进，却越发变得屈指可数。
明朝公主的婚姻，和那年头民间嫁女儿一样，属于包办婚姻。在明朝朱元璋至朱棣三代帝王统治年间，驸马主要是从勋贵子弟中选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朝正统年间，公主选婿也逐渐形成了制度化：一是禁止文武大臣家的子弟参选；二是驸马的选择也要通过海选方式进行，由礼部主持，参选条件是年龄14-16岁且拥有京城户籍的在京普通官员以及良家子弟，要求容貌端正、举止端庄、家世清白、富有教养。如果京城找不到合适的，就把选拔范围扩大到山东、河南、河北三地。通常都是以海选的方式选出三人，再由皇帝相看，确定其中一人。获选的幸运儿也并不是立刻就能娶公主，相反要先参加礼部举行的驸马学习班，学习合格后方能与公主成婚，成为我们通常说的“驸马”。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驸马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明朝的驸马全称是“驸马都尉”，可以居住在国家赠予的豪宅里，享受每年两千石禄米的高薪，每年的计划外收入也多，比如有朝廷的赠田和赏赐。驸马的父亲也因此沾光，可以被授予兵马指挥使的虚职并享受俸禄，儿子也可世袭成为锦衣卫指挥，属于“厅级干部”。当然，从行政级别上说，驸马还是公主的下属，见了老婆的面，依礼要向老婆下跪；公主吃饭的时候，驸马要侍立一旁。也就是说公主吃着，老公看着；公主站着，老公跪着。对比驸马一家的优厚待遇，这些算是“幸福的代价”。
为了这“幸福的代价”，在当时，每到招驸马的时候，各地青年趋之若鹜。从理论上说，以如此严格认真的选拔标准，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条件待遇，给公主选个好驸马，貌似是没问题的。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首先是对驸马的考评，除了要考评驸马本人的条件外，驸马的家庭身世也成为考评的重点。如此一来，有时候好端端的婚姻，就容易“烤”煳了。明世宗朱厚熜的女儿永淳公主，便是个悲剧。当时明世宗为女儿招驸马，本来确定了一个叫陈钊的青年，他一表人才、知书达理，明世宗起初越看越喜欢，拍板就把婚事定下来了。可事后得知，陈钊出身不清白，父亲只是家族的小妾生的，这下明世宗不干了，果断替女儿退婚。但公主婚期已定，只得抓紧时间重新海选，仓促之下就选歪了，好不容易选来一个家世清白的谢昭，可相看以后才知道，这位谢公子貌丑不说，还是个秃头，明世宗有心悔婚，无奈婚期迫在眉睫，皇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只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嫁女儿！
更漏洞百出的是驸马的海选环节。和皇帝选老婆一样，公主选驸马，最初的海选，也都是由太监操办，且中间缺少监督，只要敢塞钱，阿猫阿狗也能蒙混过关。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妹妹永宁公主，就吃了这个亏。当时万历帝大张旗鼓给妹妹选驸马，一来二去，总算挑中了一个，小伙子叫梁邦瑞，富商出身且相貌不凡，外加操办的太监把他夸成一朵花，万历帝也就拍板认可了。可婚礼当天就发现不对劲，这“驸马”穿着婚袍，却当场狂流鼻血，把现场来宾都吓得够呛。关键时刻还是太监会说话，当场奉承说婚礼见血是大红，这吉利啊！万历帝想想也对，于是就没往深处想。谁料结婚才一个月，公主就号啕着回来了。这位梁公子其实是个痨病鬼，参加海选的时候就病入膏肓，全靠给太监塞钱才混进来，送进洞房后，弱得连夫妻生活都过不了，蜜月没过完就一命呜呼了。可怜永宁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是刚嫁人妇，即做寡妇。那时已是明朝中晚期，所谓封建礼教在民间早已不作数，照明代小说合集“三言”中的说法，女子离婚再嫁，那是正常不过，可在皇室，却依旧条令森严。公主守寡，那是一定要守到底。不出几年，守寡到底的永宁公主郁郁而终，一生幸福全被迷信哥哥和财迷太监毁了。
就算是择婿满意，婚姻顺利，公主和驸马的婚后生活依然时刻需付出“幸福的代价”。最典型的幸福代价是：公主和驸马的夫妻生活也不是想过就能过的。
因为虽从家庭关系上说，公主和驸马是夫妻，但从行政关系上说，公主是皇室，驸马是臣子，属于上下级。下级要找上级办事，通常都要申请，夫妻生活这类重大事件，同样也要申请。平日里，公主与驸马也都是分房而居的，公主在内室，驸马在外室。
驸马要申请过一次夫妻生活，那真比闯关还难。倒不是公主本人不乐意，而是公主并非一个人在战斗，陪公主嫁过来的还有诸如保姆、奶娘各色人等，申请一次夫妻生活，就跟进庙烧香一样，得一级一级往里烧。
最难烧的一关，莫过于公主的管家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嬷嬷。在公主与驸马之间，看似地位卑微的嬷嬷却是一道铁门，公主与驸马的夫妻生活过不过，一个月过几次，全是她说了算。
一般说来，公主和驸马要过夫妻生活，流程是这样的：由公主宣召，接到宣召的驸马前来觐见公主，然后夫妻团聚，完事收工。
可有嬷嬷在，事情就不一样了。公主能不能宣召驸马，得看嬷嬷是不是同意。如果没给嬷嬷好处，嬷嬷不会同意；赶上嬷嬷不高兴，也不会同意；个别倒霉的公主，摊上个心理扭曲变态、见不得年轻人恩恩爱爱的嬷嬷，那更是只能认倒霉了。
公主之所以怕嬷嬷，主要是因为嬷嬷是老宫女，在宫里待得时间长、人脉广，尤其和实权太监交好，轻易得罪不得。虽然一个是主，一个是仆，主子却还要看人家的脸色。
接到宣召的驸马，如果不给嬷嬷塞好处，会被嬷嬷铁青着脸挡出去。有些驸马会绕开嬷嬷，趁嬷嬷不在的时候来会公主，可一旦被嬷嬷发现，后果就很悲惨。嬷嬷会像捉奸一样把驸马逮出来，打得驸马这辈子都不敢再偷着来。
绝大多数的驸马和公主，就这样憋屈着过了一辈子。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不过虽然胜利了，代价却很惨重，比如《万历野获编》里所记录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女儿寿宁公主。这位寿宁公主的来头可不简单，她是万历帝最宠爱的贵妃——郑贵妃——的女儿。万历帝有十个公主，夭折了八个，在仅存的两个中，寿宁公主是他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寿宁公主嫁人后，万历皇帝分外想念，特意下旨，命公主每隔五天就要回宫一次。
可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宠爱的公主，结婚后却一直受嬷嬷的欺负。她和驸马冉兴让婚后一直感情和睦，偏偏多出个嬷嬷梁英女，这女人脾气古怪，尤其见不得男欢女爱，公主要宣驸马，她总是想方设法阻拦，即使公主驸马花了不少银子，赔尽了笑脸，这嬷嬷却是该骂还是骂，该不让见还是不让见。
日久天长，小夫妻俩忍无可忍，有一次趁嬷嬷不在，冉兴让干脆摸进公主房间，二人痛痛快快私会了一回，偏巧正卿卿我我的时候，嬷嬷回来了，这下可炸锅了，嬷嬷当场卷袖子打骂。公主也忍够了，和嬷嬷大吵一通，随后夫妻俩豁出去了，分头进宫：驸马去找老丈人万历帝揭发，公主去找母亲郑贵妃哭诉，同心协力和嬷嬷斗到底。
按理说，这小夫妻该是百分百的胜算，一个是皇上和贵妃最疼爱的掌上明珠，一个是掌上明珠的老公，抗争的对象不过是个老宫女，胜负似乎一目了然。
可真斗起来才知道，小两口还是太嫩了，嬷嬷利用相熟的太监跑到公主生母郑贵妃面前颠倒是非，把公主思念驸马、和驸马相会，说成是不守妇道。结果郑贵妃大怒，公主来了三次都被挡在门外。另一厢的驸马更惨，被挡驾见不到万历帝不说，还被嬷嬷的亲信和太监找人暴打了一顿。还没等着冉驸马去告状，万历帝的圣旨反而下来了：斥责驸马乱搞事情，并将他革职。一对合法的夫妻，争取合法的夫妻生活，除了争来一顿暴打和母女反目，便是这么个窝囊结果。
不过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这事情过后，始作俑者梁嬷嬷被调往他处，虽然打人的宦官没有遭到任何处罚，但相信公主和驸马是知足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在整个明朝的近三百年里，他们或许是唯一一对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的公主与驸马，虽然过程惨痛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