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与中国的发展现实

发展传播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形成自己的经典学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传播与发展”关系研究中，始终被忽略。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主要有二。一是因为在发展传播学方兴未艾之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简单地将中国划入“苏联阵营”，仅仅用“苏联式”的传播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的传播现象，带有浓重的偏见，没有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考察。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以及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看待，因此发展传播学赖以建立的大部分实证资料都来自这些国家。第二个原因是，近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虽然十分迅猛，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西方学术界仍然以“冷战心态”和老眼光看待中国特有的大众传播现象，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持有偏见，将中国的大众传媒置于政府与市场对立的框架内来进行考察，从而再次忽略了传播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本文作者提出，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关系是国际上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实验室，其中正在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可以丰富现有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同时，现有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也有一些合理的内核，在加以改造之后，适应中国国情，即可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西方关于传播与发展关系的主要观点对中国现实的意义

指导西方发展传播学的三大思想体系：因果关系观点，实利主义观点以及结构主义观点。在这些大的框架内，有3种模式：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解放”模式。

（1）“因果关系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发展传播学界占据主流。观点很简单：传播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以美国的发展模式作为范本，认为其他国家也必然走同样的道路，大众传播媒介取代传统的传播方式，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的现代化也就相应实现。

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之一勒纳（Daniel Lerner）提出社会发展的3个阶段理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现代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型态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其中，转型时期的社会的民众能够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较发达的、并非自己现有家园的社会，并对这种社会产生向往，努力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这就是著名的“移情”观念。

事实证明，盲目地使用“移情”观念对某些时期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有害的。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人们的期望值。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大众传媒一味地提倡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无限度地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期望值，那么，一旦社会的发展水平跟不上民众期望的增长，社会的稳定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国的媒体应该妥善处理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毕竟，在现阶段，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是必需的。因此，大众传媒需要力避过度的“期望设置”。

（2）实利主义观点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包括创新的扩散理论、大众动员理论和技术转移理论。其中，“创新的扩散”理论影响最大，到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对其进行验证。这种理论忽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组成与社会结构，片面地认为传播本身能带来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这个大实验室里，这一理论显然被“证伪”了。须知，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技术的创新不是中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创新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还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因素。

在目前的中国，传统的传播方式结合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技术，可以产生最大的正面效应，并把发展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中国人口多，人口密度高，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补充大众传媒的不足，有助于城镇社区的建设。我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起来的严密的组织传播体系也应该继续发挥作用。就以“战非典”和“抗洪救灾”为例，如果不是层层到位的严密的组织传播体系，单靠大众传播媒体，无法完成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的任务。

传播与发展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模式，起源于“十月革命”时代，强调宣传、鼓动、组织、动员等为传播渠道的主要功能。这种模式强调个人对革命的热情与负责精神。“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传媒”。的确，在转型期的中国，特别有必要注意传媒的性质，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

（3）结构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和文化体制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这就比“唯传播论”前进了一步，不再认为传播能为发展中国家成就一切变革。

也许是因为学者们也感受到了不合理的传播结构和信息秩序对人的精神压迫，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传播与发展关系的“解放”模式（emancipation）。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对上文所提到的两种模式的反应和反动，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解放”（liberation），也就是使人获得外在人身自由的解放，而是内在的、精神的解放。将这个模式的命题作一点延伸，笔者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是释放一个社会中所蕴涵的文化能量。对个人而言，发展意味着个人潜能的解放。传播则从单向的灌输转变为双向的沟通。就这点来说，目前中国的传播事业发展的方向是有先进性的。

二、中国的发展现实对发展传播学的启示

诚如文章开头指出的那样，目前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国发展现实的发展传播学理论模式。理论的基石是概念。“发展”的概念应该有一个严密的定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有衡量指标而没有定义。发展是一个过程，在此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达到最优化的调配，实现对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最富有建设性的利用，逐步实现个人和群体的理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个人的潜能和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正面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的组合。

那么，“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也就有了相应的新定义：通过启动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源，调动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实现对物质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从而实现国家的综合发展。

应该说，现在提出的定义比起过去其他学者固守的“传播促使经济发展”的命题，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

理论的主要构成是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中国本土的发展传播学理论模式应该侧重于解释和处理以下各种关系：

一是保存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这点在“西部大开发”的宣传中有明确体现。媒体着力宣传西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优势，必须与呼吁经济发展相平衡，否则误导大众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西部急需发展的事实。传统的发展传播学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往往以失去传统文化的优势为代价。

二是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精神与建设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不能只顾“市场”成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是保护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参与经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关系。大众传播媒体是外来文化力量影响中国社会民众的主要渠道，必须严防“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袭。西方学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开始警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

四是坚持正面宣传、鼓舞人心与客观地报道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经济发展和下岗失业现象的并存是中国社会发展特定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媒体要发挥作用，在理想与现实常有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可以调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盛境中的人警醒，给逆境中的人希望。

此文原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传播学》，载《新闻春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