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传播学创新研究：实证篇
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西方报界如何发现并报道毛泽东的一篇内部讲话
根据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考证，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后来永载史册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长达4小时，当时在场的听众包括18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们分组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
。另外一些从事政治学传统研究的中国专家在回顾了相关的史实之后认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为当时全国的“大鸣大放”运动的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并且讲话的中心论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上与苏联共产党所持的观点有明显分歧。但是，这篇重要讲话当时并没有对公众公开。将近4个月后，1957年6月1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将其记者所得来的《讲话》的主要论点和内容全部呈现在世界面前。几天以后，中国官方出版了经过大幅度修改的《讲话》文本。根据海外中国学者的细心研究和分析，官方文本的内容与《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有根本性的差别。
“文革”期间，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家被查抄，毛泽东原来的《讲话》的录音和笔记也因此流传到海外，几经辗转，落到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专家（包括华裔高级图书馆员）手里。经过他们多年的核对、考证、分析，这批材料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1957—1958年间的一些重要讲话的原稿被汇编成书，于1989年在美国出版，其时引起了学术界和报界的关注。其中，就有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记录稿。经过系统的学术分析，书中记录稿的内容与当年《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一致。
至此，仍然有一个疑问悬在我们心头：1957年，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也不互派留学生或交换其他人员，可以说正处在东西方冷战的极端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在对外保密期间是如何“泄密”的？再追问下去：秘密如何泄露得这么彻底？其中是什么传播渠道发挥了作用？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今的传播学史乃至传播学理论有何意义和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并分析了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11家大报纸和重要新闻杂志的相关报道，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纽约时报》彻底披露之前，已经有多家英美新闻报刊从不同侧面报道了《讲话》的内容及其微妙的时代背景和语境。除了几篇报道是由路透社记者发自北京以外，外报的其他报道均由英美驻外记者发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大城市——香港，伦敦，华沙，莫斯科等地。
西方历史学家在他们有关“红色中国”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篇报道，并认为，这些报道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篇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意义。具体地说，《讲话》原稿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和群众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共和苏共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分歧，被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解释为中共偏离苏共思想控制的开端。而这一偏离在当时的国际社会自然被认为是有广泛的影响力的。
下文将通过对史实的逐步分析，揭示事件的全过程，并回答上文中提出的问题。
一、背景：冷战期间的西方记者在“大墙之间”寻找新闻
冷战的背景和过程很复杂，其他学者对此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冷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新闻传播媒介在此冲突中首当其冲。换言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筑起了无形的壁垒。西方的新闻记者就在这“大墙之间”寻找新闻和报道新闻。当时中国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能否向外界，特别是西方流通，借用拉斯韦尔关于传播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来解释，这流通渠道中存在着“人为的障碍”。中国与美国尚未建交，双方没有教育或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否则这些都可能成为双方信息流通的潜在渠道。但是，目前我们研究的这个个案恰好说明，有人以某种方式逾越了这些“人为的障碍”，以致中国官方在对国内民众正式发表毛泽东《讲话》修改稿之前，西方的主流新闻媒介就得以拼凑出讲话原稿的内容并予以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西方新闻记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新闻来源获知这些重要信息的？在当时的国内，有关《讲话》信息的传播必定处于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严密严格控制之下，如果《讲话》内容的泄密与国内的信息流通渠道有关，那些“人为的障碍”是如何被克服的呢？
二、文献综述与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何讲述新闻界的历史故事
研究这一个案时，研究者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史实必须与过去20多年里流行的“世界信息流通新秩序”研究，严格区分开来。通常，后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新闻流，其基本衡量指标是每一种类新闻量的多寡，特别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的新闻流量。美国学者莫拉那的著作对过去几十年中学者们做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概括。这些业已存在的研究很少涉及信息源头和信息最后归宿的问题，也未曾关注相关国家在冷战期间对外国记者新闻行为的控制。该类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忽略了信息流通渠道中的诸多结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不同解读。
现代西方的新闻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的是“新闻价值”的规律，即通过判断每条信息是否有新闻价值来决定取舍。本文分析的个案则提供了一种特殊情况：在新闻源所在国——中国严密封锁信息的前提下，西方新闻记者是如何拼凑出《讲话》的内容和意义的？
本文着重分析新闻的信息来源，这种取材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比较少见。新闻来源是“被报道的新闻”与“现实”中的事件的接触点。接触点也可能同时是偏离点。从逻辑上说，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著名的“把关人”理论，但该理论一向比较注重观察媒介内部的把关现象而非媒介以外的关口，如本文所关注的信息源。在这里，往昔的媒介内容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要从内容推断出当时记者采写新闻的全过程是十分困难的。当代人所掌握的材料是历史“保存”下来的新闻。但是，由于西方新闻价值观念强调新闻来源的重要性，除非有特殊原因，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完整地指出新闻来源，因此，通过保留下来的新闻的来源，可以对新闻生产流程作一些分析。
行文至此，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在冷战时期的众多个案中选择了本文所研究的个案。首先，所选的例子必须符合西方新闻价值观念中的一项或多项，唯此才会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报道。选择有关《讲话》的报道，是因为历史学家们已经认定这篇讲话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它对当时中国国内局势的指导性影响则在中国共产党于改革开放时期发表的文件中得到了印证和定位。由此推理，《讲话》的揭秘对当时的美国对外政策有产生影响的可能，因此按西方观念来看，是有新闻价值的，而新闻是匆忙之中写就的历史。
个案起始于1957年2月，结束于1957年7月底，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产生转折的时候。历史遗留的材料表明，到7月底，西方媒介对《讲话》的官方文本的报道已经结束，而中国国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人们正在党的引领下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选择的新闻报刊有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和《远东经济评论》3家当时较多报道中国的报刊；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根据两位研究国际新闻传播的美国专家的分类，《洛杉矶时报》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虽然不能和美国东部的各家大报相比，但也在世界报界50强之列，因为它是美国西海岸的主要大报，而洛杉矶是远东人进入美国的大口岸。因此，《洛杉矶时报》用比较多的篇幅报道国际新闻，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新闻。
选定上述11种新闻报刊后，每一份报纸/刊物于1957年2月到1957年7月底对《讲话》及其影响的所有相关报道和评论都被仔细地挑选出来，以便分析新闻从源头到目的地的流通过程。
本个案的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中国学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性群众运动通常采取由上而下的组织方式，而领导层的决策经常以决议、讲话或指示形式往下层层传达。每通过一个领导层，信息就会被过滤一次。当群众运动或宣传战役进入组织阶段，中国的各大党报会发表相关的评论。这些举措在当时都可以被视为运动/战役发展变化的信号。当运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基层的民众获得参与学习讨论的机会，普通人也可以掌握一些相应的信息。在此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信息都可能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渗透”到境外乃至国外。
鉴于信息在国内和国外流通的交织过程，本个案研究将外国记者从《讲话》中“淘金”的经过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讲话》原稿开始，到《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首次涉及《讲话》的主题为止；第二阶段延续到《纽约时报》刊登有关《讲话》原稿的长篇报道为止；第三阶段则延续到中国政府发表《讲话》的官方文本；第四阶段，主要考察西方报界如何报道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讲话》的反应。
三、第一阶段（1957年2月27日—4月中旬）初步报道涉及相关信息
在第一阶段，由于西方记者没有机会搜集第一手材料，西方报界相关报道的数量和深度都受到限制。资料分析结果与研究当时国际新闻报道的专家的发现一致：西方国家派出的驻外记者以他们所在国的正式出版物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有一位学者甚至具体地指出，负责报道中国的西方记者中有许多人驻扎在香港，他们依靠翻阅中国内地出版的报刊来获取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经过系统严密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关于《讲话》的最早报道刊载于1957年3月17日的《华盛顿邮报》，电讯电头是“路透社发自北京”。报道中提到了《讲话》的最初时间和当时的听众，信息是正确的。新闻的来源是1957年3月政府有关人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那些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提到毛泽东的《讲话》，与会者还对《讲话》内容做了讨论。但就目前能够掌握的史料来看，无从推断西方记者是如何得到这些消息的。当时的中国传媒对《讲话》只字未提，而一般来说，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严格禁止外国记者直接参与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
在此第一阶段，英美报界只有另一篇报道触及《讲话》的内容，所用的消息来源是中国的媒介。《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表明，作者掌握了《讲话》中提到的许多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性信息。这篇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是《中国青年》杂志和《学习》杂志，还有薄一波副总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篇重要讲话。合作社问题是毛泽东《讲话》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四、第二阶段（1957年4月中旬—6月13日）揭秘
驻波兰华沙和苏联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几乎垄断了这一阶段与《讲话》相关的报道。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已经从上层人士的讨论过渡到大众参与。
在这个“揭秘”阶段，西方记者仍然以中国、波兰和莫斯科的官方媒介为主要的新闻来源。只有极少数的记者有幸亲自观察到《讲话》之要旨在基层的贯彻过程。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在众多官方新闻来源之外，非官方的，乃至个人的信息渠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史料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和波兰政府高层官员的交往成为有关信息的“另类”流通渠道，致使消息渗透到国外，最终被美国记者获取。
这个阶段的第一篇相关报道刊载于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发自莫斯科，资料来源是《真理报》所转载的《人民日报》4月15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矛盾冲突的主要方法应该是说服而非压服，而这一观点正是《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这篇评论没有明确地提到《讲话》。
一系列的报道紧随其后。在1957年5月15日之前，《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全部使用波兰的新闻来源。5月1日的一篇报道指明其主要的消息提供者是4月份随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一位政府官员。他为波兰的《政治》杂志撰写文章，指明信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提供的。但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对《讲话》的时间和听众做了错误的指认，但几天以后又做了更正。总的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都认为《讲话》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波兰共产党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另一位于1957年4月访华的波兰政府官员布洛德茨基（Brodzki）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公开表示拥护毛泽东《讲话》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观点。另外，还有一组由波兰访华团随团记者撰写的文章没有明确地指出消息来源，只是含糊其词地指称“其他来源”——可能是波兰政府官员。
两篇发自北京的报道表明外国记者通过很有限的机会接触了中国官方的信息来源。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提到中国政府“最近的新指示”，《讲话》原稿在“高层人士”间的讨论，以及由上而下派到基层的宣传队。从当时的中国形势来看，这位记者很有可能是从中国的新闻报刊获得消息，因为当时国内对“上级指示”及其贯彻情况的报道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另一篇报道声称其来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举行的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纽约时报》派驻伦敦的记者在这段时间里只发表了一篇稿子，其内容实际上是对此前其他记者从香港、莫斯科和华沙发回的报道的综述。报道宣称，“权威人士”和“自由主义的波兰共产党人”在波兰新闻媒介发表了对毛泽东的《讲话》的反应，而根据这些反应，报道得出了以下结论：中共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之间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值得一提的是，这篇由美国记者撰写的报道说，“毛泽东的讲话很长，是他亲自用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宣读的”。至于这种说法是基于美国记者原有的对毛泽东的了解，还是“泄密”者提供的信息，我们无从得知。
在同一阶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刊载了一篇发自华沙的报道。经过核对，两篇报道虽然内容相似，但出自不同记者之手。一篇是署名的，另一篇则标明“美联社电讯”的字样。两篇报道犯有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它们都指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为《讲话》原稿的听众。至于消息来源，两篇报道都归功于“在波兰政府官员中流传的《讲话》缩写稿”。同时，两篇报道都说“那些看了《讲话》稿的官员将其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讲话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得到《时代》周刊的响应。《时代》是在中国政府公开《讲话》修改稿之前提及《讲话》原稿的唯一一家美国新闻杂志。
这段时间里，只有很少量的电讯发自莫斯科。从1957年4月中旬开始第二阶段的报道以来，直到6月才出现第二篇以莫斯科为电头的电讯。背景如下：有一位《真理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西北部地区报道当地的一场宣传战役，而这场战役正是响应毛泽东《讲话》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而展开的。《真理报》报道的内容大致上是关于苏联记者与中国官员就《讲话》内容展开的对话。就是这样一篇报道给西方记者提供了素材，可以说，西方报刊的新闻是“关于新闻的新闻”。
其他美国报刊的报道，不论在数量还是范围方面都比不上《纽约时报》，但在对《讲话》内容的分析和背景推测方面却与《纽约时报》相似。
与依靠东欧消息来源的美国新闻报刊相对照，英国的新闻刊物如《经济学家》和《远东经济评论》主要是利用中国内地的新闻媒介作为消息来源，时常引用《人民日报》评论和其他相关报刊的文章。但一论及《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英国报刊与美国主流报刊的观点和阐释是惊人的一致在1957年5—6月，中国的政治运动达到大众参与的层面时，外报刊用的发自香港的报道对《讲话》的国际意义做了更进一步的大胆阐述，表现最突出的当属《经济学家》杂志，1957年5月11日出版的一期公然打出这样的标题“毛泽东的赫鲁晓夫讲话”。这种说法相当严重，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讲话在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国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震动，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文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杂志这篇文章的信息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报界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关党员干部讨论《讲话》内容的报道。另外一篇报道名为“中国的烦恼”甚至揭示了毛泽东《讲话》中论述的“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关于报道的消息来源，《经济学家》是这样说的，“本文在这里提供的一切细节均来自中共的官方报道，包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介报道”。
有趣的是，就在西方主流媒介不遗余力地对《讲话》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挖掘并取得成效时，中国的受众才刚刚开始对《讲话》有些了解。1957年5月下旬，国营企业的大多数领导听到了《讲话》内容的口头传达，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讨论。
行文至此，有一点是肯定的：有关《讲话》的某些信息被“泄露”到波兰，随后又“渗透”到西方新闻媒介。过程是怎样的呢？除了“中国媒介→苏联媒介→波兰媒介→西方媒介”这样一条多层转载的官方途径，还有哪些非官方的消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两篇分别发自香港和巴黎的报道在有限的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们对信息源的指向是一致的：波兰是西方记者获取有关信息的“突破口”。发自巴黎的消息写道，“波兰总理从北京访问归来，带回来一份大致上完整的《讲话》原稿”。与此同时，《远东经济评论》于1957年5月底的一期承认，消息是从华沙的波兰当局泄露出来的，但该杂志的编辑和记者已经与波兰外交官核对过，得知他们在华沙的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当然，仅凭这些资料就下结论，为时尚早。
追寻当年的信息流通线路绝非易事，但有了以上的背景分析，“泄密”的高潮，即《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撰写的详细报道得以发表，就不再那么令人吃惊了。在流传到波兰的一份《讲话》摘要的基础上，《纽约时报》的报道广泛引用《讲话》内容的原文，穿插着记者对这份重要文件的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的阐述。由于消息来源较有分量，这篇报道比其他报道更全面，并且有深度。30多年后，在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时，当年这篇报道的作者、《纽约时报》50年代中期驻波兰华沙的记者格鲁森（Sydney Gruson）首次对外界透露：他是通过与波兰共产党某些官员的友好关系而拿到一份《讲话》摘要的。由于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较多了解，他当即意识到这份文件的重大意义，抢先报道。
这一阶段的西方媒介报道与第一阶段有明显的区别。无论是英国报刊还是美国报刊，都依靠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的信息来源，因此对于《讲话》在中国国内意义的报道较少。确切地说，多数报道聚焦于《讲话》的国际影响，而推测这种影响的根据无非就是苏联和波兰新闻报刊的反应。在《纽约时报》大揭秘之前，对《讲话》进行报道的美国报刊纷纷预言这份讲话稿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和苏联——“两个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有心的读者会问：波兰当局为什么要对西方报界透露《讲话》的内容？根据西方记者和观察家的分析，波兰领导人对于在他们看来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认定中国的做法可以为波兰脱离苏联的思想控制提供经验和依据。这种说法有多少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类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理解当时的西方记者在报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时，面对的是多么复杂的信息环境。
本文文后所附的图1显示：《讲话》内容在中国国内的逐步公开与其在国外的逐步扩散有直接的相关。《人民日报》论述了《讲话》要点之后，引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媒介的反响。这时西方媒介的相关报道数量猛然增加，且这类报道的信息来源都是中国的官方媒介。
五、第三阶段（1957年6月14日—18日）揭示《讲话》的国际意义
从《纽约时报》的详细报道出现以后，到中国官方出版《讲话》修改稿的几天里，只有《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讲话》的内容和意义做了跟踪报道。但是，它们对具体细节的报道有互相矛盾之处。这几家报纸的有关文章纷纷以格鲁森的报道为基础。6月14日《洛杉矶时报》在头版刊发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台湾当局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官员的话。该官员估计1949年以来被中国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总数比毛泽东《讲话》中提到的数目的两倍还多。据该官员声称，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新闻杂志中公布的数字，以及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官员向中央政府上交的数据和报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则扩大覆盖面，论及《讲话》提到的国内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这些评论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来源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的一篇由美联社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实际上只是对《纽约时报》记者格鲁森长篇报道内容的概括。
《纽约时报》这一阶段的相关报道主要发挥了一种作用——将《讲话》的内容置于中国国内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通过中国和东欧国家报界的反应来推测《讲话》的意义。波兰新闻源仍然占主导地位，一名波兰记者从中国大陆的官方新闻媒介报道推测出这样的结论：在《讲话》引导下出现的群众“鸣放”过度了；当下的形势令中共领导人担忧。这一结论转而又被美国记者格鲁森引用。至于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反应，格鲁森主要依据波兰领导人之间的讨论和波兰报纸对《讲话》内容的报道。此外，《纽约时报》的专家分析专栏文章主要依据该报所掌握的《讲话》原始稿内容。但在这一阶段，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中苏分裂”的话题转移到“中国的烦恼”，并且附上从中国报刊搜集来的事实和数据。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相关报道主要由美国报纸提供，新闻的重要来源在波兰，多亏了《纽约时报》在波兰驻有记者格鲁森。虽然格鲁森当时还负责报道波兰以外的东欧国家的情况，但到这一阶段为止，其他国家的媒介和政界尚未对《讲话》作出值得注意的反应。
六、第四阶段（1957年6月19日—7月底）确认《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义
中国政府于1957年6月18日公开出版《讲话》的修改稿之后，西方记者搜集和报道相关事实的方式方法变得比较简单了。在西方中国学家看来，这份官方文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已经有些突破合理边际的“大鸣大放大批评”，而这种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又多少与贯彻《讲话》原稿的精神有关。在此，有必要提及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舍恩哈尔斯对《讲话》的原稿和修改后的官方文本做了比较分析。英国著名的毛泽东著作文本研究专家施拉姆在他相关著作的绪论中，挑明了《讲话》对中国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深刻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政党体制的角度研究《讲话》的修改，并转而列举了包括“反右”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戈德曼等人提供了有关这场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视角。沙利文则从当时中国的领导模式和权威模式的角度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意义。
西方报纸在这一阶段的相关报道是从《讲话》修改稿的发表开始的。《泰晤士报》在前一段的揭秘过程中一直保持静默，现在终于刊载了一篇《讲话》官方正式文本的内容概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方式值得一提。其消息主要来源于驻香港美联社记者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中搜集的材料，是有关修改稿的，但报道见报时，已经附上了对西方记者掌握的原稿和中国官方发行的修改稿的比较分析。3篇不同的报道都强调指出，修改稿隐去了原稿中提到的“镇压反革命”的相关数字，以及原稿中对斯大林的批判。
在对《讲话》的正式出版做例行报道之后，东欧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讲话》的反应成了报道的主题和消息来源。这种反应主要通过东欧国家的报纸表现出来。《华盛顿邮报》系列报道的标题突出体现了其报道重心：“《真理报》全文刊载毛泽东讲话”，“红色国家赞扬毛泽东提倡有限自由的讲话”，“毛泽东点明红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拒绝阵营化”（法国前总理埃德加·福尔撰写；他当时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论矛盾的讲话被苏联人认为有意义。”
苏联报纸对《讲话》的第一篇评论一出现，就被《纽约时报》捕捉到了。在此之前，《真理报》只是转载中国报纸的相关评论。虽然《真理报》的口气是小心翼翼的，《纽约时报》却根据其评论，以确认的口吻论及《讲话》（包括原稿和修改稿）的历史意义，并且进一步推断，《真理报》的文章表明苏联官方对中国局势的发展持“肯定”的态度。
同时，《纽约时报》也对《讲话》的原稿和修改稿内容做了比较。报道提到了事实和数据的改动，但对改动的理由只能做一些猜测。其中，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只引用了讲话修改稿的内容，而一篇由驻伦敦的记者撰写的报道含糊其词地引用“英国专家”和“其他消息来源”的话。来自北京的报道认为《讲话》之所以被修改，是出于对政治运动过热的担心，而来自伦敦的报道则推测，修改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和苏联以及西方关系的考虑《讲话》原稿提到1949—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具体数目，而在公开出版的修改稿中被隐去了。如何核对这些数字呢？《纽约时报》说，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来源，是通过以下各类信息源的综合得出的结论：“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几个月内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提供的数字；1949年以后由中国大陆赴香港定居的人提供的信息；以及中国地方报纸报道的审判和镇压反革命的有关消息。”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分析认为，中国国内的官僚主义和经济问题是促使毛泽东发表《讲话》的主要动因。该报刊登的分析文章对《讲话》修改稿内容做了逐条论述，通过对“字里行间”含义的推敲得出以上结论，同时也结合了此前对中国局势发展的相关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报道来得慢一些，但在消息来源方面，同样是结合了美国其他报刊的报道与记者自身掌握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某些常识。
此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仍然在变化，来自知识界的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似乎渐渐地超越了政府能够容忍的界限。在1957年6月下旬到7月底这段时间里，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的转折期间，《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北京和香港的有关报道，几乎全部聚焦于当时中国大陆媒介对“鸣放运动”中“过火”的人士的批评和批判。应该说，《纽约时报》基本上正确把握了局势的变化方向。其报道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呢？说来有点底气不足：是“一个可靠的共产党新闻来源”《新闻周刊》的报道是根据中国大陆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拼凑而成的，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报道。但在关于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问题上，有一则报道采用了特殊的手法，没有点明消息来源，只说“有消息传到西方，说……”。
伦敦《泰晤士报》“交代”的消息来源显得更加神秘。有几则消息提到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应对《讲话》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它们的消息来源又是什么呢？“根据来自北京的报道”“一名法国驻外记者引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毛泽东说……”，诸多此类辞令，不一而足。报道中充斥着“据说”“人们相信”以及“据称”等字眼其他的相关分析很少超越对《讲话》修改稿连篇累牍的引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预言，《讲话》将在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引起某种后果。这些分析似乎认同毛泽东的观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预言这一观点将成为“共产党的经典教义”。《经济学家》杂志给《讲话》贴上了“政治炸弹”的标签，声称其内容会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爆炸性的轰动，从而引发对共产党的广泛批评。《新闻周刊》的评论编辑显然附和这一观点，进而宣称毛泽东的新理论是“对共产党领导人奉为最神圣的教义的挑战”，同时称《讲话》为“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讲话还重要得多的文件”。也许《远东经济评论》的以下评论是最登峰造极的，不仅对《讲话》的现实意义做了超越国界的评价，而且预言了它的历史意义，“这是共产党的一份文件，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最非凡的文件之一”。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介对《讲话》的反应。
在结束这部分的分析之前，我们面对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讲话》（包括原稿和修改稿）的国际意义真的像西方报界宣称的那样深远吗？这个问题却不是我们能回答的，必须交给通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去研究。但是，当时有两个牵涉到传媒的小插曲，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苏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敏感。1957年6月2日，在中国官方正式出版《讲话》之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专访。访谈进行期间，当记者问到他对毛泽东关于“矛盾”理论的看法，赫鲁晓夫一口否认这种矛盾在苏联社会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国内和国际广播电台在播出这次专访的“全部内容”时，把赫鲁晓夫的这段话删去了。几天以后，中国新华通讯社关于这次访谈的一篇报道发表于《人民日报》，同样没有提到上文所说的有关“矛盾”的问答。这两个插曲不是偶然的新闻事故。中苏媒介的正式报道文本之所以隐去这段问答，并不是因为《讲话》不重要，恰恰有可能是因为《讲话》将直接牵涉到具体的相关政策，而将中苏两党之间的这种观念分歧公开化还未到时候。
七、历史故事以外的话：本项研究的意义及成果的应用
本项研究的起始意图是回溯历史，“揭秘”西方报界对毛泽东《讲话》前前后后的报道。但行文至此，我们发现，研究的结果所提供的启示可以上升到传播学理论的高度进行论述，对当今的新闻实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相关史实的进一步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西方报界发现《讲话》“秘密”的全过程与有关信息在中国国内流通的过程呈现相关。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难以断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应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对这一过程做理论化的表述：谁（政府）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百姓/官员）说了什么（《讲话》的内容），达到什么效果（指导政治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国内环境中，有关的原始信息通过两条平行的渠道下传：一是顺着党政机构的组织体系，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在官员中逐层扩散；二是通过传播媒介将过滤了的内容传达给大众。
在这相对保密和封闭的体系中，加上当时美国报界没有记者驻在中国大陆，西方舆论界要准确地报道《讲话》困难重重。事实表明，处在中国外围的西方记者不得不遵循这样的逻辑：外边有这么多烟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报界对《讲话》有这么强烈的反应），里边（中国）一定有一场“大火”。依据这种推理来预言《讲话》的国际冲击力是危险的，正像上文分析所显示的，有耸人听闻之嫌。史实告诉我们，《讲话》在西方报界成为受重视的新闻，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邻国已经做出反应之后，而西方主流报刊的主要消息来源正是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介和政府官员。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看来是“意外”的因素：《讲话》原稿的内容提要“流”到了波兰，而且据波兰官员说，是北京方面通过非正式渠道提供的。倘若这份提要不曾“泄密”，西方记者就少了一次“揭秘”的机会。
当然，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进程中，这样一个特殊史实的分量在后人眼里是必须“打折扣”的，不能夸大其影响力。但是，应该看到，在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美尚未建交，苏联阵营的国家是中国在外交关系上的主要盟友，相互之间频繁往来，任何有可能影响中苏关系和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事件/变故一般都会“顽强”地穿过层层人为的信息流通障碍，“渗透”到相关国家，而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记者恰好驻在这些国家。因此，他们就获得了关于中国局势的“第二手”新闻。在此，我们可以逆向应用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表述相应的过程：“谁（哪个记者，驻在哪个国家）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官方/非官方）从谁（消息来源）那里获得什么信息，有什么意义（解读信息）”（根据拉氏理论模式改编）。
至少我们可以说，西方报界对中苏关系裂变的初始演化过程的报道，是典型的“第二手新闻”，几乎完全没有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使报道过程更加复杂化，那就是它们的报道对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抽象存在，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太符合西方新闻界注重“事实为主体”的新闻价值观念。这对西方报界的报道能力是一种挑战。到了后期，记者面临的是一种理念（有关“矛盾”的理论）的“意义”，尚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就要给出定见，并且他们所使用的消息来源都是“非官方”的，缺陷十分明显。除此以外，就是西方记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内容中拼凑而成的报道，并在此基础上推测。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第一现实”，没有机会见证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的实况，便不得不处处采用“推理”的分析方法。在当时的特定困难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他们的报道后来成为西方历史学家引用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学术界对当时中国政局的研究结果。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段新闻史实并对之进行分析的动因。
本文对所选的11家报刊消息来源的分析是把这些报刊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现在，在分析行将完成之际，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各类新闻来源在不同报刊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比较的结果很简单，除了《纽约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消息来源比较有特色并且出人意料外，其他各家报刊的新闻来源种类大同小异，有时跟着两家大报的口径，有时利用它们的驻外记者占据的地理位置（如中国的香港）而获得一些二手新闻。《纽约时报》在华沙和莫斯科都派驻了记者，因而该报提供的报道都是波兰和苏联方面折射出来的消息。如果有中国的消息，也是苏联报纸“处理”过的。30多年后，一位西方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以对美国驻苏联记者的多年观察所得，证实了这种说法：由于苏联官方严格控制西方记者在苏联的新闻采访活动范围，那些驻在“社会主义中心”（莫斯科）以外的记者反而能够得到比较有份量的消息，而这些通常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来的。
与此不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主要采用美联社发自香港的消息和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这两个来源又转而依靠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信息源，包括报刊和当时香港的某些新闻机构可以收听到的短波广播。这一点与长驻远东的西方记者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事实相符合
。
八、尾声
以上所说的是一个近乎完整的历史故事。这一个案研究是结束了，但新闻史还在继续。两位老资格的美国驻外记者曾著书说，如果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30年代最关注的新闻是罗斯福的新政，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西方的政治冲突就是“最大的新闻”。在这种冲突中，有许多复杂因素，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史实的中苏关系的裂变。从本文分析的个案来看，这种裂变在20世纪50年代就初见端倪了，而且后来不断地有西方的中国史学家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关注最早的新闻报道是建立在什么新闻来源基础上的？有多少可信度？西方报纸在此个案中表现出的“循果求因”的报道方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当时东西方国家之间缺乏交流和往来造成的，而史实也证明这种信息流通渠道中的人为障碍妨碍了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理解。感谢信息时代的到来，虽然世界依然很不太平，但至少记者无需在“夹缝”之间寻觅新闻了。同时，反思历史，我们也认识到，新闻来源的不足和不可靠也会促使记者在事实欠缺的基础上做过分扭曲的推断。这一教训对现在的新闻界和宣传工作者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主要的理论收获可能在于“发现”了拉斯韦尔5W模式的逆向应用。如上所述，“谁说了什么”与“谁获得什么”是两个并存的传播过程，而多年来传播学研究者只关注前一个过程，往往忽略了逆向的过程。正是这两个过程时常错位，“一方所听的不是对方所说的”，才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如图1所示，可以令人对此道理一目了然。
图1 《讲话》信息在国内外流通的交织过程
原文《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西方报界如何发现并报道毛泽东的一篇秘密讲话》刊载于《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
注释
[54-1] 800，000 liquidated in 4 year/1, /2ao admits. （1957，June 13）. The Washington Pos/1, /2.5A.
Mao's hybrid. （1957，June 1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1, /2.7.
Times reports Mao admits liquidation. （1957，13 Jun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1, /2.4.
[56-1] Mao and Moscow. （1957，June 16）. New York Times. p. 4.
Schwart/1, /2. （1957，June 16）. Inside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rest. New York Time/1, /2.3.
[62-1] Mao bares red China contradictions. （1957，June 18）.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1, /2.6.
Peking's rulers severely jolted by Hungarian revolt. （1957，June 19）.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1, /2.6.
Robertso/1, /2. （1957，June 22）. Mao speech called significant for re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1,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