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课堂里的名医

从1982年到1991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一读就是9年。毕业之后，我又留校当了三年老师。也就是说，在我的人生中有整整12年是在二医大度过的。它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在我读书那时候，二医大内可谓是星光璀璨，大师如云。无数在上海医学界叱咤风云的权威、名家都是我们的指导教师。能够在课堂里欣赏到那么多名师的风采，对我而言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当时二医大的老师基本上分为两波：一波是“美系”的，1952年二医大合并前都是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另一波是“法系”的，来自合并前的另外一个分支震旦大学医学院。这些老师在给我们授课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与临床经验，都是上海医学界鼎鼎有名的医学专家，其中有不少老教授在教完我们这一届之后没几年都陆陆续续退休了。所以，能得到他们的指导，我们这一批学生是非常幸运的。

在我的任课老师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老师—王振义。王振义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经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内分泌血液学的权威。

每次王振义老师带着我们查房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因为他每走过一个病床，就会要求你报出该名患者的所有化验指标。如果你背不出来，那他就会告诉你—他提前一天就会来病房了解情况，全部记在脑子里。然后，他的教育都是启发式的，不是告诉你这是什么病、该怎么治，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来引导你说出答案。如果你没说对，他就逐一指正，非常认真。

此外，陈竺部长的母亲，中国内分泌血专家许曼音教授，是我内分泌课程的老师。和王振义教授一样，许曼音教授也是出自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法系”医学专家。曾有一次我见到陈竺部长，他很热情地拉着我说：“哎呀，我妈妈一直很骄傲地说，曹可凡是我的学生！正儿八经的学生呢！”就在前不久，90高龄的许教授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与世长辞。回想起她给我们上课的点点滴滴，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名誉外籍院士、瑞金医院的老院长傅培彬，也是我们的老师。我第一次外科手术见习，指导教师就是傅培彬教授。大外科专家不愧是大外科专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疝气手术，但他每切开一层组织都会给我们做分析，局部解剖结构非常细致。

另外，还有个“美系”的教授董方中，中国血管外科的权威。周恩来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手术，就是由他担任主刀医师。因而他在当时的医学界非常有名，还担任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高级医学顾问。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80年代的时候，就开着红色跑车来学校上课，同学们看得都啧啧称奇。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他竟然是中国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的小舅舅，连周小燕的婚礼都是在董教授家办的。这么说来，董教授那么“洋气”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肝胆外科专家张圣道教授。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手术，就是成功挽救了原教育部副部长、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教授的生命。那是在1999年，当时年仅40出头的吴启迪突发高血脂诱发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抢救过程中连续8次心脏停止跳动。张圣道教授历经整整146天抢救、治疗，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记得有一次，他来给我们上课，走进课堂很和蔼地与我们打招呼：“同学们好！”我们全班都懒洋洋地回答：“老师好……”声音稀稀疏疏、懒懒洋洋。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了。四节课上完，同学们一听他说“下课”，立刻拿起饭盒打算去食堂吃饭。他忽然说：“等一下。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和你们打招呼，你们非常不认真，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说什么师道尊严，但是说‘老师好’的时候你们应该全体起立，这是对老师最基本的尊重。将来你们进了医院，也要对病人有足够的尊重，懂了吗？”大家依然稀稀拉拉地应付道：“懂了……”没想到他竟然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来一遍！”然后便径直走出教室，又重新走进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好！”这次我们都不敢怠慢，很认真地起身回答：“老师好！”这才算是下课。

大学时代和同学

后来，我成为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有一次节目刚好请来了张圣道教授。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特意提起了这件事情。虽然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张教授对待教育、对待患者的这份严谨、这份尊重，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触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