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班顿的社会文化背景

2.1.1 马来传统社会是班顿的社会基础

古代马来社会是班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西方殖民者到达马来世界（Nusantara Melayu），即1511年葡萄牙军队攻占马六甲之前的马来社会进行一番审视和梳理，以便了解班顿这一文学体裁的社会基础。

马来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甘榜”（马来文kampung，指村社）。古代马来人以甘榜为单位聚居在一起，甘榜的位置和大小则由自然因素所决定，包括地形地貌、土地肥沃程度、与海洋和河流的距离等。甘榜对于马来人的意义不只是居住地或者构成“村”的社区那么简单。雷蒙德·弗斯说，乡村的马来人是小聚居而不是独立居住。甘榜从数目上表示一个组或集合，通常应用于村庄或部落，它不仅包括一系列建筑物，还包括大量的椰子树、其他果树以及定居点的其他附属物。一个甘榜通常不是一个行政或宗教单位，而是一个有某种程度的团结与邻居般亲切之感的社会单位（Firth,1975:4）。古力克在《西马来亚的本土政治制度》中指出，甘榜首先是指一个共同居住的单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亲属单位和经济合作单位；只有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是一个政治控制单位。他认为甘榜是马来亚政治体系中最小的政治单位。（Gullick,1958:22）瑞贝克则认为甘榜相当于“村庄”（village），甘榜之间存在着被认可的地理上的边界，但甘榜里的成员身份更实际地由互动模式所决定。甘榜在很大程度上为马来人提供了安全感（Raybeck,1974）。珍妮特·卡斯腾（Jenet Carsten）充分挖掘出甘榜的四种意思：①指一整个村庄；②可以指那些有自己的礼拜屋（surau），有名字和边界区分的亚村庄或部落，是一个更大的村子的组成部分；③指位于一块没有从法律上分割开的土地上的一组房屋，相当于英语中的compound（围地）; ④可能意味着已经被清理好用于盖房子的土地，不管房屋是否已经盖好。她说，甘榜也有解释宽泛的更含糊的意思。其中包括共同体的意思：人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区域和地理空间，尽管他们的准确关系并不清楚，但至少在观念上都是亲戚。卡斯腾认为，甘榜一词通过它的一般性表达了人们不愿彼此分开，从而强调了社区的团结统一（Carsten,1997:161-162）。

马来传统社会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农业社会”（masyarakat agrarian）。如同所有其他地区的同类型社会一样，天气和季节因素决定了人们在耕地和海洋中收获的多寡，即“靠天吃饭”。每个马来村社的男女劳动分工基本上是一致的：播种、收割和舂米等工作一般由妇女们集体完成。其他工作则由男性完成，如耕地、打稻子（即将稻谷与禾秆分离的工作）和搬运粮食等。而出海或下河捕鱼则纯粹由男性来完成。千百年来传统马来社会的这种劳动方式基本变化不大。

传统的马来人社会组织带有封建制的色彩，贵族平民之间界限分明。每个马来村社都有一位主事的村长（penghulu），依照传统习俗来照料和管理整个村子的各项事务。村长是由村中的长者们推选产生的。村长和村中长者一起来决定村中的重要事务。村中另外的领导层则包括清真寺的阿訇（imam）和教司（lebai）。

尽管在马来社会中存在这种以乡规民约为准则的情况，但是这并不牵扯到社会阶层问题，这一点与印度传统种姓社会完全不同。总体而言马来传统社会只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统治阶层即苏丹王室贵族，以及下层被统治阶层即平民。前文所述的村社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属于平民阶层。从社会管理来看，14～16世纪期间，马来土邦中存在三个政治权力阶层：其一，以拉惹（raja）或者苏丹（sultan）为核心，由高级官员所辅佐的中央政权；其二，由拉惹或苏丹任命的官员治理的地方政权；其三，由村长领导的村社组织。

马来人以农为主，居住在乡村。在传统马来社会中，除了与农业和渔业有关的技能，其他的技能只存在于某些特定场所，主要是统治阶层所在行政中心中。这些技能包括铁艺、木匠活、造船术、纺织术和其他手工艺，也包括钱币和度量衡的使用。大部分的商业活动规模都极其细小。

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职业分工和物质交换活动都不明显，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传统马来社会不是一种竞争社会而是一种合作社会。

2.1.2 马来传统文化是班顿的文化土壤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方水土也能孕育出一方文化。环境可以造就某种文化，文化反过来也可以改变人文环境。班顿是马来民族文化的结晶，是由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形成的马来文化特质的一种投射，具有极强的个性、生命力和传承性，融入了马来民族历史演变、生命传承、思想进化和审美追求等种种信息。班顿植根于马来文化，因此对马来文化特质的剖析可以为其种种表象符号追根溯源。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无论民族性格或者民族精神，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那些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活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的。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社会存在又有几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自然环境，其上还有经济层次和社会组织层次等。所以，要准确地把握马来文化的特质，就必须对马来文化的生成机制开展多层次的研究。古代马来文化的生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1）稻作文化：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重要的稻米产区。东南亚民族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稻作文化习俗，马来民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马来民族在历史上先后经历过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稻作农业的传统经济里，稻作文化始终是马来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关于生活在海岛东南亚地区的马来人从何时开始种植稻谷，学界并无定论。人类学家认为，马来人的祖先是从中国大陆云南省一带南迁至马来群岛的古蒙古人后裔。新西兰考古学家赫尔曼认为，在距今4000年前，“东南亚各个地区已种植了水稻”。确切地说是在距今4000年前中南半岛各地已种植了水稻。此后，水稻种植又由中南半岛逐步传播到东南亚海岛地区。最先传入东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的是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旱稻，而在水田里种植水稻的技术则要到很久以后才传入。据记载，公元前300年左右，古代马来人已经会使用铁器进行耕作。居住在马来群岛的古代马来人一般选择海岸线附近和内陆河边地区作为栖息地，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比较肥沃，容易进行农业生产。在这些地区，马来人开垦稻田和果园。除了种植稻谷作为粮食，他们还培育多种热带水果和农作物，如榴梿、红毛丹、榔色果、臭豆等。可以说是马来民族将这些热带水果和作物推向了全世界。

由于马来半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尽管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但马来人的生活总体而言还是富足和安宁的。一个马来家族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居住在靠近森林、河流的自建干栏式高脚木屋中；全家人一起分工合作种植水稻、蔬菜、木瓜、香蕉等作物；饲养鸡鸭等家禽；在森林中狩猎并采集树藤、野果等林产品；自己伐木做船、织网捕鱼。

稻作文化是村社文化的物质基础，村社文化是稻作文化的社会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关系。关于稻作文化与村社文化的关系，贺圣达有过如此论述：

古代东南亚的村社，大多以稻作业为经济基础，村社的长期存在、巩固以及村社文化，与稻作业有不解之缘。谷神崇拜一直是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关谷神的神话，也是东南亚神话中类型最全、数量极多的神话。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稻作业在许多方面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东南亚古代居民特别是低地（大河流域和沿海平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包括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关于古代东南亚地区的村社文化，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克罗伯（1876～1960）曾把它归纳为26种，即刀耕、火种、梯田、献祭取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干栏）、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用火管、独柄风箱、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头、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种信仰。克罗伯认为，这些文化特质综合起来，组成了东南亚古代文化。这其中一大部分都与古代马来群岛地区马来人的生存状态相契合。

在马来群岛地区，存在着多种与稻作文化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比如在开始收割稻谷的前夕要举行祭祀稻谷女神的仪式，将稻谷视为有灵之物加以崇拜，使用特定的工具——割稻小刀（ani-ani）收割稻穗，收割之后要举行宗教仪式以示将稻谷的“灵魂”带回家，丰收之后举行盛大的庆丰宴等。总之从开荒播种到收割的整个过程当中都要严格遵守各种习俗和禁忌。

有关稻作文化在道德观念方面的反映，突出表现在古代马来群岛的神话传说和谚语（peribahasa）当中。例如，在许友年所搜集整理的约8000条马来谚语中，以“稻谷”（padi）作比的谚语多达81条，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各种寓意深刻的教诲。如：

Seperti buah padi，

要像稻穗那样，

makin berisi makin rendah；

越饱满就越低垂；

Jangan seperti lalang，

莫像茅草那样，

makin lama makin tinggi.

越长头越往上仰。

Baik membawa rasmi padi，

要学稻子的涵养，

jangan membawa rasmi lalang.

莫学茅草的恶习。

Baik berjagung-jagung, sementara padi belum masak.

在稻谷成熟之前，暂且吃玉米充饥。

这些反映稻作文化的谚语与班顿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正是马来班顿的前身，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慢慢发展、演变成为班顿的内容。

（2）海洋文化和海岛文化：

马来人所居住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始终与河口、海岛和海洋密不可分。与海洋的亲近，造就了马来人的海洋个性和海岛个性，也浸染了马来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这与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陆地聚居、重农轻商、崇尚大一统的内陆文化大异其趣。东南亚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周边地区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多元文化（语言、文学、习俗），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此地交汇。从文化溯源上来看，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学意义上来看，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从文化特征来看，海洋文化的表现尤为复杂，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海洋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从海洋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来看，海洋文化主要体现了“外向性”“开放性”“重商性”；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则体现在“多元性”“兼容性”；从人类海洋文明史的角度出发，则主要是“多元性”“开放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探寻海洋文化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其运作机制具有对外辐射与交流性，或者说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处于海洋文化体系中的马来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海岛文化则是太平洋海洋文化的重要特色。在广阔的海洋中，由北向南众多的海岛跨越不同的气候带，经受来自不同陆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与艺术活动等方面各有特色，马来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岛文化具有倚海繁衍、安居、自力更生的特色，与海洋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相对应，海岛文化又呈现出自给自足、分割、保守的特色，这成为马来文化中矛盾的统一体。

河流和海洋不仅是马来人获取鱼类和海产的地方，更是他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根据历史记载，与现今马来民族表现为温和、内省的性格形象不同，古代马来民族并非个性内向的人群，恰恰相反，他们曾经一度具有一种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勇敢、外向的民族性格。他们具有很强的航海知识和能力，能够跨海远航，足迹遍布西达马达加斯加岛，东至复活节岛，北到中国的台湾岛，南及新几内亚的广阔海洋。

根据史料记载，从7世纪开始，海上交通的扩展和马来群岛产品价值的日益上升，创造了新的经济机遇。马来半岛东部、婆罗洲西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港口，如位于柔佛的罗越（Loyue）、彭亨对面海中的潮满岛（Pulau Tioman，又译“刁曼岛”）、婆罗洲西部的毗诸耶补罗（Vijayapura，又译“佛室亚普罗”）等。当地马来居民凭借这些港口，与外部世界如中国、印度进行着大量的海上贸易活动。

在室利佛逝（Sri Vijaya）时期，马来群岛地区的“海人”（Orang Laut）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强大到室利佛逝王国必须与之相互依存才能维持其统治。“海人”实际上就是当时生活在马来群岛的海洋民族。这些“海人”非常熟悉浅滩和沙洲的位置，了解当地季风的特点，他们保护室利佛逝海路交通线路不受其他劫掠者袭扰，因此提高了室利佛逝对外国商人的吸引力。“海人”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高超的划桨技术理所当然地使他们被选择充任舰队水手，构成室利佛逝海军的中坚力量。“海人”生活在巨港和占卑外部的群岛和海岸地带，乐于在危急关头听从统治者的召唤。据说，“当面对敌人和殊死战斗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同他们相比肩”。当室利佛逝的王公自称为“海洋国土之王”时，这并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名美誉。到十七八世纪时，“海人”的后裔成为马来柔佛王国的酋长，支配着整个新加坡周围水域的海上居民。

实际上，在马来民族休养生息的整个马来群岛地区，其地理特征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是真正远离海洋和河流，这种情况与印度和中国大不一样，因而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马来民族文化。千百年来马来人就是依靠海洋和河流来生活，这使得农业和渔业成为整个马来群岛地区马来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在马来班顿中，存在大量以海洋为意象、以海洋作比兴的作品，在哈伦·马特·皮亚主持编辑的《马来班顿——宝石献礼》中，作者列举了马来班顿中出现的与海洋有关的一百多个词汇：

——海洋、海岸、海角、海湾、海岛、海流；

——礁石、海浪、浪花、船尾高台（舵手座位）、海潮、海风、微风、风暴、台风；

——小船（无动力，比舢板大）、大船、舢板、驳船、中国帆船、运输用小舟、巴德拉大船、桅杆、船帆、船舵、锚、船桨、船首、桅索、甲板、船尾；

——测量海深的船员、舵手、副舵手、捕鱼高手、水手、船长、大副；

——航行、停泊、逗留、顺流航行、逆流航行、沉没（失事）、从水底冒出来、下沉；

——涨潮、落潮、风平浪静、炎热、凉爽、寒冷、急流、快速、高浪、凶暴、昏暗、浑浊；

——石头、老鸦企、班兰树、喷流、沼泽、泥潭、沙子、海盐、咸味；

——码头、锚地、防波堤、河口、堤岸；

——做生意、漂泊异乡、卖、买、盈、亏；

——商人、渔民、钓鱼者、（用拖网捕鱼的）渔夫、（用投网捕鱼的）渔夫；

——拖网、（捕鱼用的）长形阱笼、鱼钩、钓竿、鱼饵；

——（用钓竿）钓鱼、用拖网捕鱼、用投网捕鱼、（用钓线）钓鱼、收鱼、搬运鱼、晒鱼；——（各种）鱼、虾、螃蟹、牡蛎（蚝）、小海螺、石蟹等。

以上这一百多个与海洋生活、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经常出现在马来班顿当中，这充分说明了海洋文化在马来民族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非同小可，而班顿作为最典型的马来传统诗歌则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极为生动、丰富的马来民族海洋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