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获选党魁

决定参与竞选

在媒体对基思·约瑟夫大肆攻击、发表负面报道的一个月里，玛格丽特·撒切尔静静等待着自己时机到来。约瑟夫的尴尬处境给特德·希思十足的信心，让他可以放心准备改组影子内阁。但是议会对希思新任命的内阁成员的态度反倒削弱了这位党魁对自己领导地位的坚定信心。

如果希思能够从保守党右派分子中挑选一些新议员进入影子内阁，或者直接提拔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许他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平息大家对他的不满议论。爱德华·杜卡恩时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影响力越来越大，却拒绝加入影子内阁。影子内阁仅有的两名新成员尼克·斯科特和提姆·雷森都被认为是左倾分子。这两名左倾分子当选内阁大臣立即引起右派分子的强烈不满。

内阁改组前，媒体一直猜测玛格丽特·撒切尔会出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但希思根本不想对玛格丽特委以如此重任。为了挫挫她的锐气，希思没有任命玛格丽特为内阁大臣，而是让她做了罗伯特·卡尔的副手。罗伯特·卡尔是个平淡无奇的人物，任内政大臣期间表现不错，但没有什么建树。卡尔与他的新任副手不同，在辩论方面绝对不是工党大臣丹尼士·希利的对手。这无疑给玛格丽特·撒切尔大放异彩提供了绝佳机会。

和八年前她担任伊恩·麦克劳德的副手后第一次演讲一模一样，玛格丽特第一次出席议会，代表反对党发表演讲，就是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她在发言中不断拿工党财政部官员开玩笑，赢得了保守党后座议员的阵阵欢呼支持。工党财政部首席大臣、出身富裕之家的百万富翁哈罗德·利弗恭贺玛格丽特新官上任后，玛格丽特即刻回答说，她的财政知识永远不可能比得上卡尔，因为“获取金钱的四种方法：造钱、挣钱、与有钱人联姻和借钱，他似乎在这四个方面都经验丰富”。[1]

发言的后半部，玛格丽特又当场和丹尼士·希利产生了争执。她引用报纸上一则关于希利在苏塞克斯新购房子的报道奚落希利。新闻里报道希利的话说，“我从来不存钱。一有钱我就出去给家里买些东西”。[2]希利不仅出于谨慎，严正抗议新闻报道失实，损毁自己的声誉，而且还故意避而不提自己在乡间买别墅的事。对此，玛格丽特反驳道：“我很高兴我们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财政大臣是位乐于存钱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张在保守党员集中居住的好地方购置房产”。[3]

在唇枪舌剑中战胜希利这个工党政府最炙手可热的辩手，对参与财政预算案关键辩论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始。同时，在保守党议员士气低下之际，她那富有攻击性的发言一下振奋了党内后座议员的士气。一些后座议员议论纷纷，认为应该更认真地考虑把玛格丽特当成保守党党魁的候选人。就这样，玛格丽特再一次利用议会辩论的机会表现自己，抓住了机遇。同时，玛格丽特还在议会委员会讨论“财政法案”的初期会议上表现出色，巩固了自己党魁候选人的地位。

几天以后，玛格丽特再次抓住一次更加重要的时机。11月21日，玛格丽特正在下院办公室埋头研究“财政法案”，突然饱受困扰的基思·约瑟夫来办公室找她。“很抱歉，我真的不能参加竞选了，”他说，“自从那次演讲后，媒体就一直围在我家房子外面。他们一点儿也不讲情面。海伦（他的太太）受不了了，所以我真的不能做候选人了。”[4]

玛格丽特·撒切尔回答说，“如果你不参与竞选，那就我来吧，总得要有一个代表我们观点的人出来竞选”。[5]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她回到福拉德街的家里，对丈夫说自己打算竞选党魁。“你一定是疯了”，她回忆丈夫当时说的话，“你根本没戏的。”[6]丹尼斯却回忆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希思会杀了你的”。[7]

各种版本的故事都值得怀疑。撒切尔夫妇当时对玛格丽特在保守党内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都信心满满，根本不像两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保守党议员早在好几个星期前就怀疑玛格丽特可能成为党魁候选人。自从基思·约瑟夫发表演讲导致他在同事心中的地位下降后，大家突然开始关注玛格丽特。而在财政预算案讲话后，她的呼声就更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然很清楚大家对她越来越看好。她还知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方面自己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权贵对撒切尔的支持以及其他惊喜

最早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党魁表示支持的，并非像当时误传的那样，是党内“农民起义”[8]的普通议员。玛格丽特的第一批支持者反而是党内的有钱人、乡绅和财政部专家。

我第一次听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被当作党魁候选人提起，是在1974年6月。当时我在下院的球场刚刚和切斯特选区的议员、29岁的彼得·莫里森打完壁球（我俩是好朋友）。

那是个与众不同的早晨，他表现得很自大。“我刚刚见过玛格丽特·撒切尔，”他透露，“我跟她说她应该出来竞选，我可以帮她拉到不少选票。”我听到这里表示很吃惊，并问他玛格丽特当时什么反应。

“她说，我是1974年新进的保守党议员里第一个跟她说这话的人，”彼得·莫里森回答，“然后她说自己没多少希望。但是紧接着她问我觉得有多少人支持她。我回答说，‘嗯，放山居肯定能帮你拉到票的。我父亲一直说他相信你就是我们下一任领袖。’”[9]这则消息很诱人。彼得的父亲约翰·莫里森玛加岱尔勋爵是个传奇人物，在保守党内很有影响力。约翰·莫里森少校是议会议员，连续多年担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他是行将消失的后座议员重要组成部分“郡骑士”成员之一。同时大家普遍认为是他扶持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于1963年当选保守党党魁并帮助特德·希思在1965年大选获胜。他也因此得了个“精明少校”的绰号。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现任议员，小儿子就是彼得，大儿子名叫查利，是迪韦齐斯选区的议员。

玛加岱尔勋爵巨大的影响力还得益于他在自己位于威尔特郡的乡间别墅“放山居”举办的聚会，这个聚会定期在周末举行，吸引了很多政要参加。如果“放山居拉票”真的能够帮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确是很不错。不过我当时对彼得·莫里森说，他可能完全搞错了情况。

“那行，咱们就拭目以待吧！”他激动地回答道，“当然，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已经有权贵准备支持撒切尔了。”

这次交谈过后三个月，在经历了夏季的休整和10月大选后，我们果然拭目等到了结果。但是回溯到新一届议会会期开始时的壁球场，我们虽然谈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仔细讨论了她，但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希望渺茫的党魁竞选人。

“我已经加入了怀特俱乐部，现在我就类似她的议会督导”，彼得透露说。怀特俱乐部的大名在保守党高层圈子里有着重要含义。20世纪70年代，仍有一批大约40名守旧派议员参加了圣詹姆斯街的各种绅士俱乐部，包括怀特俱乐部、布德尔俱乐部、布鲁克斯俱乐部、普拉特俱乐部和卡尔顿俱乐部。保守党议会督导里交际比较广泛的一位督导（那时是斯宾塞·勒马钱特）一般都会被要求晚上去这些俱乐部执行任务，即和那里的会员一同吃饭，趁机拉选票。所以我很能理解彼得·莫里森所说的他的角色的重要性，但我还是认为在这样的俱乐部圈子想帮玛格丽特·撒切尔拉到选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这事儿可不好办吧”，我说。

“哎呀，你这家伙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回答说，“我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想加入玛格丽特的阵营呢。”

“比如？”我问。

“比如罗宾·库克、艾伦·克拉克、比尔·贝尼昂、迈克尔·安克拉姆、马库斯·金博尔、朱利安·埃默里、莫里斯·麦克米伦，还有斯蒂芬·黑斯廷斯。我父亲也在帮她跟这些人说好话呢。”[10]

听到这儿我就更加吃惊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来自玛格丽特·撒切尔自己的选区。玛格丽特是市镇选区的女议员，不是集中于郊区的郡选区议员。前面提到的所谓支持者都是些家财万贯、喜欢住在郊区大宅、和老校友交往的守旧派。

“肯定有问题”，我引用了《私眼》杂志里一个著名的句子。

“绝对不可能！”彼得坚持己见。他非常了解这些和他相交匪浅的显贵和俱乐部会员。趁着我俩在壁球场的更衣室擦干身子换衣服的间隙，他成功地使我相信，一些居住在著名府邸的社会名流，比如亚森汉普顿大宅的罗宾·库克、海格洛夫庄园的莫里斯·麦克米伦、恩格尔费尔德庄园的比尔·贝农、邵特伍德古堡的艾伦·克拉克、洛锡安大宅的迈克尔·安克拉姆、弥尔顿大宅的斯蒂芬·黑斯廷斯和放山居的莫里森家族都打算支持撒切尔。

“但是为什么要支持她呢？”

“因为我们认为她是唯一还有希望获胜的人，不过她是个年轻女人，也不算是理想候选人”，他回答说，“而且现在她的呼声很高，完全有可能获胜。”

那时候的彼得·莫里森非常干练、富有活力又热情洋溢，所以在说服人方面很有一套办法。他在保守党议会团的上层社会名流里居然拉到了大约30张甚至更多的选票。撒切尔后来的支持者（包括艾瑞·尼夫在内）正在踌躇不决之际，彼得早已经全力以赴地为她奔忙开了。彼得那时的重要作用被大家低估了，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并没有轻视他，甚至她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亲信，比如戈登·里斯[11]和表面保持中立的保守党首席党鞭汉弗莱·阿特金斯也从来没有轻视过彼得。

彼得·莫里森早年的殷勤奉献最终赢得了党魁候选人玛格丽特对他持久的信任。1979年玛格丽特当上首相后，立刻任命彼得为就业大臣，后来的11年里又让他担任其他职务。彼得担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糟糕的职务是在1990年保守党决定性的党魁选举中出任玛格丽特的议会私人秘书。彼得在为玛格丽特任职最后时期的失败遮蔽了他最初为玛格丽特奔波拉票的成功。彼得的成功始于16年前“为撒切尔向权贵拉票”。他是玛格丽特第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玛格丽特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彼得的支持。

除了权贵的帮助外，玛格丽特还得到保守党一批聪明议员更为精明地支持。这些议员大都精通财政事务，这群人以约翰·诺特为首。1974年2月保守党大选失利后，他在伯麦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上遇到了丹尼斯·撒切尔。“你太太可能会接替特德·希思”，诺特说。“天啊，我希望你说的是错的”，丹尼斯答道。[12]

约翰·诺特是“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创办人之一。这个小组由对财政事务感兴趣的保守党议员组成，他们每个月在彼此伦敦的家中一起边吃饭边讨论财政问题。小组成员还包括尼古拉斯·里德利、乔克·布鲁斯-加戴恩、伊诺克·鲍威尔、彼得·霍登和约翰·比芬。玛格丽特·撒切尔受邀参加过聚餐小组的几次晚餐聚会后，就被提名为该小组20世纪70年代的组员候选人。“但最后有人反对她加入因为她讲话太啰唆”，诺特回忆说。[13]

1974年3月，终于没有人再反对玛格丽特进入小组，所以这位未来的党魁终于得以定期参加经济问题聚餐小组聚会。玛格丽特非常认同小组成员主张的自由市场、浮动汇率和货币主义政策。所以玛格丽特开始着手准备竞选时，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成员们自然对她全力支持。

随后，保守党财政部的经济专家也在1974年财政法案辩论会上对玛格丽特表示了支持。这些支持者主要是下院的后座议员。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辩论会上表现出色，既专业地揭露工党政府的真实面目，又一举否定了政府修正案，所以这些人纷纷给玛格丽特提出宝贵建议。这其中就有财政法案辩论中出现的优秀新人，即两位未来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和奈杰尔·劳森。

前座议员里，一位新任的克罗伊登议员约翰·摩尔同样也对玛格丽特参与党魁竞选表示强烈支持。这位未来的财政大臣自告奋勇地做了撒切尔的第一个竞选助选人。另一位支持者彼得·里斯也在财政法案辩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来自多佛和迪尔选区，是我的邻座议员。彼得也是税收法方面的皇家大律师，后来做了财政部首席秘书。同时他鼓励我和东肯特选区的议员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党魁，因为她“就算是在情况如此复杂、对专业技术要求如此高的修正案辩论中都能有出众的表现”。[14]

因为财政法案是新一届下院议会头几个星期的重头戏，所以保守党内最出色的辩手都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加赞赏，这样一来整个保守党内就产生了连锁效应。然而，党内大多数后座议员包括我在内，对自己在有可能出现的党魁选举中到底选谁做党魁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尽管如此，党内权贵、财政部的经济专家，还有痛恨特德·希思的议员虽然没能成功地直接将玛格丽特·撒切尔推举为党魁，但至少为她的竞选造了势。

与爱德华·杜坎的协议

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对特德·希思表态，说自己打算竞选党魁，但她那时并没有多少获胜的把握。1974年秋，只有很小一部分保守党议员，比如彼得·莫里森，认为玛格丽特有望获胜。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则是两面下注，一面嘴上说支持希思留任党魁，一面却暗自等待党内出现一位强有力的竞选人。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除了断然拒绝竞选党魁的威利·怀特洛和中途临时决定退出竞选的基思·约瑟夫外，还有其他一些人迅速被提名为竞选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些保守过时的显贵，比如克里斯托弗·塞姆斯、理查德·伍德、休·弗雷泽，还有朱利安·埃默里。希思非常自信，认为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内的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但有一位候选人令希思非常紧张。这个人就是爱德华·杜坎，时任1922年委员会主席，历任保守党党魁和财政部经济事务秘书。杜坎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对特德·希思怀有强烈的不满，并且坚决想要希思下台。

11月初，在重新选举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后座议员时，爱德华·杜坎和其他17名成员都全部重新当选。对极力想挫败委员会的希思而言，这无疑是致命一击。因为保守党领袖希思和1922年委员会的争议之一就是，希思不希望重新选举党魁，而委员会决意一定要尽早进行党魁选举。

两方之间争执的激烈程度完全可以从1974年11月12日在保守党领袖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窥见一斑。保守党首席党鞭汉弗莱·阿特金斯邀请了6位资深同事一起讨论竞选党魁的问题，他们清楚这个问题将会成为1922年委员会下周四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必然讨论的热点话题。与会同事包括威利·怀特洛、吉姆·普赖尔、弗朗西斯·皮姆、约翰·佩顿、黑尔什姆勋爵以及卡林顿勋爵。

黑尔什姆勋爵负责会议记录，这些记录后来被保存在他的文件里。记录显示，所有与会人员均认为，1922年委员会应举行保守党领袖信任投票或党魁选举。吉姆·普赖尔和特德·希思的观点一致，所以对两种提议都表示反对。而其他人则认为普赖尔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威利表达了他的担忧，担心杜坎在第二次选举中获胜”，[15]黑尔什姆在记录里写道。他在这话后面用了句号，说明委员们认为杜坎可能在第二次选举中会获胜成为党魁。后座议员也持同样观点。

尽管杜坎正在成为党魁的有力竞选人，但是卡林顿、黑尔什姆和怀特洛都说自己无法与杜坎共事。卡林顿趁午饭时间向哈罗德·麦克米伦汇报了会议情况。麦克米伦这位前首相显然看不上杜坎，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蒂尼·罗兰呢？”这话是在讽刺罗兰·蒂尼·罗兰和杜坎在商业上微妙的关系。他俩在罗得西亚矿业和地产公司分别任董事会主席和执行总裁，该公司在非洲从事投机贸易，利润巨大。

黑尔什姆在11月12日所做的会议记录说明了很多问题。首先，这份记录中只字未提玛格丽特·撒切尔，说明参加讨论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做党魁竞选人。这也表明，保守党高层人士还是认为杜坎是希思的头号劲敌。杜坎不仅是党魁竞选可能的获胜者，也是确定是否举行选举的最终裁决人。

于是，杜坎朝党魁竞选的目标迅速迈进。他极力要求提早进行选举，并赢得了众人的支持。选举的日期定在1975年2月4日，竞选人提名则相应地提前两个星期完成。

但是，除了信心满满的特德，谁还会被提名为竞选人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曾经公开表示愿意参加竞选，但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事实上，她对自己参选的前景很没有把握，所以早在12月初便主动提出要退出竞选，以帮助杜坎更好地参选。玛格丽特向瑟比顿选区议员、1922年委员会委员奈杰尔·费希尔提出退选请求。费希尔性格温和，是个奉行中庸之道的后座议员，对希思却非常反感。这种反感要追溯到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次宴会，宴会上希思对费希尔极端粗鲁无礼。当时这位首相对费希尔说，和其他客人相比，他“相当无知”。[16]希思经常喜欢莫名其妙地贬损伤害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和的同事。曾受希思挖苦伤害的人现在积极地想把希思弄下台，也可谓是合情合理了。

11月底，奈杰尔·费希尔着手组织同事写联名信，请求爱德华·杜坎站出来参加党魁竞选。两天后，包括艾瑞·尼夫在内的25名议员在联名信上签字，另外还有30名议员也有意向加入。在准备联名信的过程中，费希尔遇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玛格丽特那时潜在的支持者绝对不可能超过50名，而且她也根本没有什么竞选经理人，没法帮她计算支持者人数。当她听到奈杰尔·费希尔描述，帮杜坎拉票进展相当顺利时，就说，“请一定帮我转告杜坎，如果他决定要竞选的话，我一定退出”。[17]

听上去玛格丽特·撒切尔似乎遇上困难就想退缩，尽管这非常不符合她的个性。但是爱德华·杜坎听了奈杰尔·费希尔的汇报后却一点也不吃惊。“我觉得她这么说就是精心计算的结果，”他回忆说，“我有人投票支持，但她没有。”[18]

爱德华·杜坎绝对是议会这个大鸟笼里与众不同的一只鸟，但是他能一路飞进唐宁街10号吗？他的履历不错，以前做过财政部大臣和保守党主席；同时，他演讲才华出众，擅长主持各种会议。但是杜坎也有政敌，他们正在密谋设计反对杜坎。这些政敌包括威利·怀特洛，他已经明确表态绝不会在杜坎政府任职；还有杜坎曾经的生意合作伙伴彼得·沃克，他一直偷偷跟别人说杜坎在伦敦的声誉不佳；最关键的政敌是特德·希思，希思曾把杜坎从保守党主席的位置赶下台，并且坚决不让他加入1970年至1974年的政府内阁。

议会里的人都清楚，希思和杜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个生性粗鲁，另一个性格温和。杜坎还善于赞美同事。“杜坎夸人”的许多故事里有一则说的是他夸奖议会新成员皇家海军司令官约翰·克仁斯[19]。他对克仁斯说：“我知道你在潜艇里工作，多么英勇啊！”[20]另一则故事显然有点假，有人问杜坎几点了，杜坎回答说：“你希望现在几点呢？”[21]

杜坎赞美别人惯用夸张精致的词语，这被同事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风格而绝不是严重的缺陷。或许并非所有党员都会选杜坎做领袖，但是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比，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要高很多。玛格丽特是唯一一个公开表示要参加党魁竞选的人。即便杜坎尚未公开表态要参选，大家也都认为他最有可能击败希思。持这种观点的资深议员绝不止奈杰尔·费希尔一个。阿宾登选区的议员艾瑞·尼夫[22]也以杜坎竞选经理人的身份在帮助杜坎。年轻议员里，彼得·塔普塞尔也在帮杜坎拉票。杜坎的势头日渐兴盛强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多数保守党议员还是认为党领袖理应由男性担当。爱德华·杜坎似乎是最具实力的男性人选，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他的呼声才会那么高。

整个11月和12月，杜坎面对各方提议他做党魁竞选人一直态度暧昧。对此，他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身为1922年委员会主席，他拥有是否进行党魁选举的最终裁决权。所以他不想因为随便表态而对自己的职位造成负面影响。他担心，如果自己贸然变成现任党魁希思的竞选对手，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滥用职权。

大选最终定在2月4日举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杜坎的这些担忧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1975年年初，奈杰尔·费希尔亲自到杜坎在萨默塞特的家里劝说他参选时，杜坎虽然有些犹豫，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不过随即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杜坎的妻子萨莉·杜坎对丈夫竞选党魁的态度。他们夫妻婚姻当时已经出现危机，后来离了婚。两人的矛盾争执之一就是家庭未来的发展方向。奈杰尔·费希尔拿出所有杜坎支持者署名的环形签名请愿书后，这位党魁候选人最重要的支持者、他的妻子却极力反对丈夫参选。“萨莉邀请奈杰尔一块儿出去散步，并跟他说自己一点儿也都不赞成参与竞选的主意，”爱德华·杜坎回忆说，“既然她这么说了，我只好全盘接受。妻子的反对是我要求奈杰尔立即放弃帮我竞选党魁的最主要原因。”[23]

在奈杰尔·费希尔完全放弃帮助杜坎竞选之前，他安排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爱德华·杜坎见面。这次神秘的会面目的主要是在于达成全新的协议——必须由杜坎亲自向玛格丽特保证。玛格丽特希望杜坎向自己担保，他绝不参加竞选。

会面在位于威斯敏斯特自治市罗德诺斯街14号杜坎的家里进行，丹尼斯·撒切尔陪同妻子参加了会面。爱德华·杜坎回忆说：

这次绝对是我们三个人的私人会面。我记得会面刚开始气氛非常紧张。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一起坐在客厅沙发的边上，他俩看上去紧张得像是来求职的保姆和管家。我跟他们表态说自己肯定不会参加竞选以后，他俩顿时放松了下来。如果我最终决定放弃竞选，那么玛格丽特肯定会参加竞选。她这个心思当时根本没人知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丹尼斯是唯一知道玛格丽特心里秘密的人。他俩得知我退出竞选，当时就高兴坏了。[24]

爱德华·杜坎的印象正确无误。自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特德·希思说自己打算竞选党魁后，就不断地受到希思的阻挠，有好几次事件都意图暗中打击玛格丽特。对玛格丽特声誉造成最大伤害的，是彼得·沃克借助玛格丽特在竞选前接受一家名为“退休前的选择”的小杂志采访大做文章，恶意中伤玛格丽特。采访中玛格丽特向读者建议要囤积罐装食品，特别是听装的“价格昂贵、富含蛋白质的食品：火腿、口条、三文鱼、青花鱼、沙丁鱼”，免得这些食物将来价格上涨再去买就不划算了。[25]

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被刻意曲解，污蔑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个“囤积食物的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二战后实行“定量供应”那些不愉快的日子。这番攻击也让大众回想起“抢奶贼撒切尔”的往事，只是更多了些讽刺意味。这无疑是在暗示，格兰瑟姆小杂货商的女儿就是在暗自囤积食物，“全然不顾公众利益”。这段指责是由前保守党首席党鞭、时任哈罗斯百货商店副董事长的马丁·雷德梅因在电视采访里单独提出的。[26]

为了回应这些指责，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英国伦敦新闻界的大批记者去她位于福拉德街的家里拍摄，请他们向公众展示自己家食品柜里仅存了有限的一些食物。这期电视新闻报道中还着重提到，玛格丽特参选党魁无疑导致了保守党高层的恐惧和仇恨。

经过一到两周的媒体大战，这种愤恨之情才渐渐地消失。尽管这次新闻大战对党魁选举的投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当时着实惹怒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那时确实很难过”，她回忆说，“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我浑身发抖。”[27]

“囤积食物”事件对撒切尔一家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们那年的圣诞节过得很不愉快。同时，丹尼斯也在为他自己的生意发愁，因为伯麦石油公司董事会遇上了大麻烦。不过好迹象也还是有的。议员里一小群支持者紧随彼得·莫里森的脚步，一起跑去探望撒切尔夫人，并表示会投票支持她做党魁。这些前期的支持者包括杰弗里·金斯伯格、罗宾·库克、比尔·谢尔顿、约翰·戈斯特、大卫·克劳奇、休·罗西和威廉·里斯-戴维斯。这些人都不是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也根本没人把他们放在心上。但他们作为先驱，开创了支持玛格丽特的活动。这进一步表明自发组建的撒切尔阵营正逐渐运转起来。

相反，尽管希思阵营在“囤积食物”一事中表现相当强势、狠毒，但他们的表现也说明希思阵营没法拉拢到新的支持者。1974年2月和10月两次大选，新进的年轻议员大都对党内现状表示强烈不满。希思就像一件破损过于严重的货物，根本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他之所以还能继续把持党内重要位置，部分是因为那些想要竞选党魁的对手缺点太多，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希思仍掌控着党内大权。这赋予了希思有利条件，帮助他组建了自己独有的竞选团队，队员都是他的同事，这些人非常擅长开展有效的竞选宣传活动。然而这种状况也改变了艾瑞·尼夫，使得他终于决定做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竞选经理人。至于艾瑞·尼夫为什么能做上竞选经理，他又是如何帮助玛格丽特展开竞选宣传的，这些都很有趣，也让他成为下院的神秘人物。

艾瑞·尼夫的加入

很多与艾瑞·尼夫共事过的保守党议员都对他感到困惑。大家对艾瑞·尼夫的称呼各种各样，“一个健壮的人”、“影子一般的神秘人物”，还有“优质操作员”。[28]对他健壮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他的二战记录，他曾先后获得军功十字勋章、金十字英勇勋章和法国英勇十字勋章。他也是第一个从德国科尔迪茨集中营成功“逃回家”的英国军官。

尼夫的神秘莫测主要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他在战后一直为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和情报部门关系密切。这可能也是尼夫本人想给别人造成的印象。他应该能很好地诠释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笔下的“圆场”里的人，尼夫即便是走路、说话也都有种隐身的感觉。他在下院的走廊里走过，就仿佛一只螃蟹沿着墙边的缝隙行走一般令人难以察觉。他讲话多用省略句，喜欢小声嘟囔而不是大声吐字。想弄清楚他的观点就像想抓住一束月光那样困难。

尼夫到底是保守党左翼还是右翼分子？是支持还是反对欧共体？他到底支持参加党魁竞选的哪位候选人？所有这些答案都不甚明了。

关于艾瑞·尼夫，唯有一件事确凿无疑：他非常讨厌特德·希思。据传两人发生过争执（后来被希思否认），虽然此事不能说明他们意见不和，但到底还是无中生有地诽谤了保守党领袖希思。吸烟室里流传的故事（受伤的尼夫一直谨慎地点头眨眼吸引大家转述这个故事）说，尼夫1959年患上心脏病，他跑去向保守党首席党鞭希思解释说因为健康原因自己不能继续出任麦克米伦政府的政务次官。“那你的事业就算到此为止了，”希思非常冷酷地对他说。[29]

不管当时那种场合希思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措辞，这两个人从此结下了仇怨。另一个更深的原因是尼夫认为自己被剥夺获爵士称号的机会，有失公允，其他几名非“郡骑士”也有同样的不满。因此有人认为，艾瑞·尼夫想尽办法设计陷害希思更多地是出于私怨而不是政治考虑。

事实上，艾瑞·尼夫先后找过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和爱德华·杜坎，要求做他们的竞选经理。这些党魁候选人均持不同政见，可见尼夫主动提出帮助他们竞选根本不是出于政见考虑，他的首要目的就是把希思赶下台。

尼夫扮演的竞选经理发挥相当出色，并且他还得到奈杰尔·费希尔[30]的帮助，顺利为杜坎拉到将近70名支持者。不过很多议员口是心非，这些数据并不那么可靠。即便如此，尼夫拉到的支持者人数也远比玛格丽特·撒切尔手下那位不切实际、效率低下的政务次官费格斯·蒙哥马利所宣布的，为玛格丽特拉到的支持者人数要多上两倍。

1975年1月中旬，因为爱德华·杜坎突然退出竞选，所有的谣言、数字、胜算和候选人一下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但是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丹尼斯·撒切尔和爱德华·杜坎知道杜坎退出选举的消息。在对外公布杜坎退出竞选消息的几小时前，尼夫和负责为撒切尔夫人计算支持者人数的斯特立汉选区议员比尔·谢尔顿交谈了一次。谈话中尼夫暗示，他俩应该达成“某种协议”，这样原先支持杜坎的人可以转而支持玛格丽特。这个协议很容易就达成了，谢尔顿也做出让步，成为尼夫的副手，尼夫则成为帮助玛格丽特竞选的第一经理人。这所有的一切只要得到候选人玛格丽特的许可就都可以实现了。

1月15日当晚，下院开会一直开到半夜。第二天艾瑞·尼夫跑去见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以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人物乔治·斯迈利独特的方式询问玛格丽特，谁在帮她组织竞选活动。玛格丽特装模作样地回答，自己根本没有参加竞选。一问一答道底哪个更虚伪，很难说得清。但根据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叙述，接下来“艾瑞说：‘我看最好由我来替你做这件事。’我很热情地同意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他会尽可能把杜坎的支持者都拉到我这边来。”[31]

艾瑞·尼夫之前曾经向其他党魁候选人毛遂自荐过，玛格丽特这么快就相信他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不过早在1950—1951年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协会的几次会议上，玛格丽特就已经和尼夫相识并对其深表赞赏。他俩还在法律界相同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况且玛格丽特一生都对战斗英雄和情报特工怀有浪漫的看法。对玛格丽特来说，尼夫就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的正确的人。

艾瑞·尼夫上任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组织竞选活动后，玛格丽特获选的希望大大增加。从此，她再也无须遮遮掩掩，拥有大批可靠的支持者、竞选活动组织者和选民的帮助，转而成为一名正式的党魁竞选人。虽然没人清楚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如果有第二轮的话）的结果究竟会如何，但随着竞选拉开帷幕，投票结果的难以预测反而让玛格丽特一跃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名候选人。

第一轮投票结果惊人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事情进展神速。艾瑞·尼夫组织的竞选活动相当细致和顺利。这主要得益于尼夫开展了细致耐心的游说和精确的计票，安排举棋不定的议员与玛格丽特单独见面谈话，还精心策划了各种假消息。相反，希思从来没有安排自己与那些举棋不定的议员单独见面，因为他觉得这样低声下气地拉票有失身份。圣诞节前夕，他去布罗德斯泰斯听圣诞颂歌音乐会，我恰巧有机会跟他单独待一会儿，所以趁机建议他亲自和1974年新进入议会的保守党议员好好谈谈。“事实上，我可不这么想，”他回答我说，“这些人都清楚我的立场。”[32]

音乐会结束后他又反悔了，于是让自己的私人秘书提姆·基特森于1月份在巴克斯俱乐部一个包间陆续组织了一系列午餐会，和议员谈话。这些午餐会不过徒有其表，每次参会都只有二十来人，议员们碍于情面提的问题大都比较客气，而希思的回答官腔太重。所以午餐会仅有一点儿甚至根本没有改善大家长期以来对希思的厌恨。

在竞选提名结束前夕，休·弗雷泽突然也报名参加选举。弗雷泽此举一度对撒切尔阵营造成打击，因为撒切尔的支持者们担心选票会被弗雷泽抢走。但这种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尽管弗雷泽在麦克米伦政府任内阁大臣时表现出色，但他绝对不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弗雷泽来自苏格兰高地，生性浪漫，是洛瓦特勋爵的弟弟，他富有创见，好高骛远，手上一握有王牌就喜欢立即出牌打败对手。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手上根本没有牌，更别说什么王牌了。

休·弗雷泽看不起希思，但暗中却很敬重撒切尔。可他依旧认为英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女首相作为领袖，尤其是这位女首相对外交事务不太热心——很多人也经常这么批评玛格丽特。不过弗雷泽同时也觉得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时机或许已经来临，在未来由威利·怀特洛主持的政府里她适合做一名出色的财政大臣。

弗雷泽的最后一个观点同样也被那些一直聆听玛格丽特·撒切尔财政法案辩论发言的保守党议员逐渐认可。玛格丽特最出色的一次发言是在1月22日那天，当时她正代表反对党针对工党提出的征收“资本转移税”展开攻击。

辩论刚开始，她攻击丹尼士·希利，并举例人们有权一代代地继承家产，坚决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为什么大臣阁下要如此费力地反对别人的孩子继承家产呢？”她问，“有人认为继承家产根本就是公民的责任和特权。”[33]

为了回应玛格丽特在辩论结束时说的这番话，希利第二天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反驳玛格丽特所用的“特权”一词。他把玛格丽特·撒切尔比作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传奇女英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讽刺玛格丽特是“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还说玛格丽特“要让站在她那一方的人被看成是非常富有的极少数人”。[34]

在条理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论点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最后使出撒手锏。“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个廉价货。”[35]

保守党后座议员立即欢呼起来，冲着尴尬的希利大声喊道“廉价货，廉价货，廉价货”。而此时的希利垂头丧气，看上去像是个刚刚在学校被女生狠狠摔倒在地的恶霸男孩。

顷刻间的情绪激昂立即让保守党议员士气大振。玛格丽特·撒切尔顺势把辩论推向高潮，接着针对“资本转移税”发表了最后一通暴风雨般地猛烈攻击，批评该税“不但会影响他（希利）提到的千分之一的人，更会影响到所有人，包括那些和我一样生来并不富有、没法享受继承特权的人。该税不仅会影响我们，也会影响信奉社会主义的那群百万富翁”。玛格丽特最后总结陈词是：

“资本转移税”必将破坏私有企业、农场、林场以及船运，而且实行这项税法会将原本属于私人的权力和财产集中到国家手里，从而彻底破坏我们社会的本质……我们相信，未来的自由必将与公民私有财产的广泛分配密不可分……我们无法同意这项税法。该税法提案理应撤回。[36]

最后这句简短有力、热情昂扬的结尾一定会令玛格丽特以前在牛津的演讲导师盖特豪斯夫人备感欣慰。

在场的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听到这样充满斗志的演讲，都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借此契机抓住了竞选党魁的先机。在此之前，整个竞选活动都开展得非常单调乏味，不是攻击对手的性格缺陷就是游说拉票失败，计算选票还要弄虚作假。突然之间，这位富有激情的候选人一下子将竞选大战升格到有关信仰和原则的更高层次之争。

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党深陷失败主义的泥沼。由于一连串事件的打击以及与工会交战的失利，都使保守党逐渐失去了自信。而就在那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下院仿佛给保守党打了一剂强心针。她勇战希利的事迹立刻成为接下来几个小时茶水间里闲谈的主题。同样被广为谈论的，还有玛格丽特对财产继承、家族生意和私有财产的拥护，这些都是她所谓的“自由主义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记得格拉斯哥-卡斯卡特选区的议员特迪·泰勒当时说“我们今天听到了领袖的声音”，他也在顺便暗示自己将会投票给玛格丽特，这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特迪·泰勒一直被认为是希思的忠诚支持者，尽管他之前因为希思政府权力下放的问题被迫辞去政务次官的职务。泰勒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都说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辩论发言为她自己拉到了不少选票。议会新闻记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保守党内全新的动向。《泰晤士报》报道说，“与半个月前她（玛格丽特）刚刚宣布参选党魁相比，议员里反对女人做党魁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小了”。[37]

距离第一次投票还剩不到两周时，艾瑞·尼夫带领着他的核心竞选团队里六七名玛格丽特的忠实支持者，积极有效地开展各项竞选游说活动。对于一位精通谍报技术、善于迷惑敌人的情报员而言，竞选活动组织者这个角色再合适尼夫不过了。他的最基本策略是，对外假称玛格丽特没有拉到足够的选票，并对所有人宣传说“特德一定会赢”。[38]这个预测让很大一部分保守党议员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虽然不看好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希望威利·怀特洛、吉姆·普赖尔、弗朗西斯·皮姆或者其他人能做上党魁。尼夫的副手之一诺曼·特比特则专门负责悄悄联络其他议员，说服他们投票给撒切尔，确保能让玛格丽特进入第二轮投票。“我跟好多同事都谈了话，并用上述理由说服他们投票给玛格丽特”，他回忆说。按照特比特回忆，被说服的议员中有一位就是迈克尔·赫塞尔坦。[39]

最阴险狡猾的游说任务全部由艾瑞·尼夫自己承担。有一次他对我说，玛格丽特“表现不错，但还不够出色”。因为知道我和休·弗雷泽关系很好，他就问我是否能说服休“把他的一张或两张选票转送给玛格丽特”。[40]尼夫极力想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的竞选人支持率不高，难以获胜。

我也亲眼看见艾瑞·尼夫和约翰·罗杰斯爵士在半夜交谈。后者当时微醉，一直不断重复地说他“忠于特德，但也受够了特德……那家伙一定要受点儿打击，好让他知道不能太怠慢我们”。

“那就把票投给玛格丽特给他点儿打击吧。玛格丽特赢不了，但是可以狠狠吓唬他一下”，尼夫说。

说这番话的时候，尼夫早就反复再三核对过拉票的反馈情况：承诺要投票给撒切尔的已达120人，而希思只有80人。可惜罗杰斯不幸中计，后悔万分。票选之后好几个月，他一直抱怨自己因为“被骗”才没有投票给特德。[41]

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底是否清楚尼夫使用了卑鄙欺诈的手段，值得怀疑。但是她非常聪明地刻意远离这些不公平交易。任何同事提出要求想与她见面交谈，她都会答应。除此以外，她还接受了几次新闻采访。玛格丽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财政法案辩论上，并且只肯对丈夫丹尼斯一人袒露心扉。

与不知疲倦大搞暗箱操作的艾瑞·尼夫相比，特德·希思的竞选活动组织人（他的议会私人秘书提姆·基特森和肯尼思·贝克）则显得过分自大、骄傲蛮横。他们和自己的领袖一样，根本不相信曾经的首相会被一个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女人打败。同时，尼夫散布假消息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选票不足，需要费尽心思地为她拉票。希思的两位副手信以为真，觉得希思当选完全不成问题。由于认为希思会稳操胜券，他的竞选团队在正式投票前最后那段时间根本没做任何额外的努力。投票前夕又有消息表明希思的支持率非常高，所以特德·希思和他的手下都非常有信心能够获胜，他们抱着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静静等待最后的投票结果。

第一轮投票当天，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约了午餐会。这次午餐会由就职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年仅32岁的诺曼·拉蒙特议员安排。“我们一起去投票吧，投完票再一起去你银行”，玛格丽特对诺曼·拉蒙特说。她想趁着两人一起去保守党委员会第14号办公室填写选票的机会，让对方觉得她很想弄清楚到底拉蒙特在选票上画去了谁的名字。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午餐会进展得并不顺利。除了伊夫林·罗斯柴尔德以外，罗斯柴尔德的其他家族成员都借故缺席午餐会。而出席午餐会的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高管对玛格丽特提倡的经济政策都“相当无礼”。“下次再也不要带我来这个红色的银行了”，玛格丽特对拉蒙特说。在回下院的路上，玛格丽特又看见《旗帜晚报》的海报上写着“各选区共同支持希思”。“又是特德在利用媒体针对我”，她抱怨说，声音里有些许紧张的味道。[42]

第一轮投票于2月5日下午3点30分结束。10分钟后票选数据才出来，结果出人意料。艾瑞·尼夫找到了焦急等待着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轻声告诉她：“好消息。你的票数领先了。你得了130票，特德119票。”休·弗雷泽只有16票。[43]

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惊又喜。她从来不敢相信自己能赢，就算赢她也绝不会料到自己居然会胜出这么多票数。希思很快宣布辞去反对党领袖的职务。虽然按照规定应该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但是大多数参加投票的议员都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党魁势在必行，因为她只要再得31张票就可以最终获胜了。

尽管玛格丽特暗中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可是这位胜利在望的候选人依旧谨言慎行，避免过早流露出必胜的神色。虽然支持者们纷纷向玛格丽特举杯祝贺，她还是平静地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敬我们未来的领袖——她去哪儿了？”玛格丽特的支持者在吸烟室打开香槟，举起银酒杯想要庆祝时，却发现玛格丽特不见了，不由得惊呼起来。[44]

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明白原来玛格丽特又回去继续参加财政法案辩论，准备三读了。玛格丽特那天在财政法委员会办公室针对各项复杂的财政修正案发言辩论、投票表决，一直忙到深夜。就算是胜利前夕，胜利对玛格丽特来说也不过是一件寻常事——第二轮投票已经确定于2月11日举行。

注释：

[1]Ibid.

[2]Ibid.

[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66.

[4]Ibid.

[5]Ibid.

[6]Interview with Sir Denis Thatcher,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75.

[7]AC: Peter Morrison, 28 October 1974.

[8]“农民起义”是朱利安·克里奇利专门为1975年党魁竞选所起的绰号。他于1970—1997年间任保守党奥尔德肖特选区议员。朱利安·克里奇利是个记者，为人机智，注重生活享受，喜欢用幽默的词汇来描述一些历史事件。

[9]Ibid., Peter Morrison, 29 October 1974.

[10]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283.

[11]AC: Interview with Sir John Nott.

[12]Ibid.

[13]Ibid.: Peter Rees, January 1975.

[14]CAC: Hailsham Papers, Diary, 12 November 1974.

[15]AC: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16]Ibid.

[17]Ibid.

[18]Ibid.: Commander John Kerans RN to author, 1975.

[19]皇家海军指挥官约翰·克仁斯（1915—1985），1949—1964年担任哈特尔普尔区保守党议员。作为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舰长，他带领全舰于1949年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长江上逃脱。这段历史被好莱坞改编为电影《扬子江事件》。

[20]Ibid.: Interview with Lord Tebbit.

[21]Ibid.: Interview with Sir Edward du Cann.

[22]艾瑞·尼夫（1916—1979），金十字英勇勋章获得者，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1940—1942年成为战俘。他是第一个从德军科尔迪茨集中营成功出逃的英国军官。1953—1979年任阿宾登选区保守党议员。1975年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党魁竞选经理，1975—1979年任玛格丽特首相办公室主任。1979年3月，被爱尔兰国民军暗杀。

[23]Ibid.

[24]The Times, 28 November 1974.

[25]Daily Telegraph, 12 October 2005.

[2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69.

[27]AC: Author's conversations, 1975.

[28]Ibid.: Author's recollection, anecdote frequently retold in 1974.

[29]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72.

[30]奈杰尔·费希尔（1913—1996），1950—1955年任保守党希钦选区议员，1955—1983年任瑟比顿选区议员。1972—1979年任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委员。

[31]AC: Conversation wiThedward Heath, 17 December 1974.

[32]Hansard, HC Deb 21 January 1975.

[33]Ibid., 22 January 1975.

[34]Ibid.

[35]Ibid.

[36]The Times, 28 January 1975.

[37]Ziegler, Edward Heath, p. 485.

[38]AC: Interview with Lord Tebbit.

[39]Ibid.: Author's recollection, January 1975.

[40]Ibid.: Conversations with Sir John Rodgers, 1975.

[41]AC: Interview with Lord Lamont.

[42]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277.

[43]AC: Author's recollection, House of Commons, 5 February 1975.

[44]AC: Author's recollection, 9 February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