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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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有一个演变过程。始于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发展为国民党内部的党权、政权、军权之争,终于“清党”、分共,两者以刀兵相见。国共两党合作,意味着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这一联合中,到底谁听谁的,谁领导谁?开始时这一问题并不明确。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意味着他只想领导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想领导共产党。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声明,宣称中共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政纲,“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奋斗”《李大钊文集》(4),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9。。这个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过,要领导国民党的问题。

然而,根据列宁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掌握领导权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86页。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示,中共如何争取和掌握领导权。事实上,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中,也很难找到妥善的办法。当时,中共采取的基本办法是改造国民党,其具体办法有:批评国民党政治纲领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企图以自己的坚定性去影响国民党;发展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共产党员去充任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为国民党组织省、市和基层党部,等等。但是,这几种办法都引起国民党中部分人士的反感。于是,中共只能改变“包办”方式,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左派,支持左派,扶植左派,企图通过左派去贯彻自己的主张,间接掌握领导权。孙中山逝世以后,汪精卫是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共对国民党的领导部分通过汪精卫,部分则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谭平山等人。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在北伐时机等问题上和苏联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和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发生分歧,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力图摆脱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中山舰事件后,苏共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得不到支持,愤而出国。同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是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扩大的力量和影响,苏共中央再次决定让步,并且帮助蒋介石顺利掌握了军权和党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一阶段,蒋介石取得胜利。

中山舰事件前,黄埔军校内部发生左右两派的分歧和斗争,蒋介石为此感到烦恼。他认为,法国革命由于指挥不统一,因此发生多头政治,彼此冲突,而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党的组织统一,有唯一的领袖指导。1926年5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时公开提出:“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说词》,《蒋校长演讲集》,第83页,1927。此后,他多次演讲,声称革命“只需要一个党,不应有两个党,只要有一个主义,而不应用(有)两个主义”《高级政治训练班训词》,《蒋校长演讲集》,第85页。。为了解决当时两党并存的矛盾,他要求作为“小党”的共产党做出“牺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很强固的党,把中国革命势力和指挥统一起来”。他说:“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党员在团体里面另有所组织活动,这个大党一定是要摇动的,不会坚固的,一定是很容易崩坏下来的。”《六月七日总理纪念周讲话》,《蒋校长演讲集》,第99页。蒋并预言,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共产会“发展”,会“成功”。蒋的要求表现出,他对跨党的共产党员的个人质量、革命精神颇有好感,但他不能容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和他分庭抗礼。蒋的要求遭到鲍罗廷和中共的抵制后,便于1926年11月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以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领导为条件,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两党都要求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有一个。中国没有服从民意,取决于选票的传统;即使有,在北伐过程中也无法付诸实施。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仍然采用老办法,支持和加强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按照自己的意图率军北伐后,鲍罗廷和中共都感到蒋介石的权力过于庞大,力图加以限制。于是,发起迎汪复职运动,召开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会议,通过“左派政纲”,同时企图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将蒋介石从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结果,前者得到实现,但后者却受到国民党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的坚决抵制。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汉,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迁都该地。12月,鲍罗廷和先期到达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以徐谦为首的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职权。这是一个在实际上改变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的措施,事前未和蒋介石商量,未经中央全会讨论,国民党党章中也没有对这一组织层次的规定,因此被蒋介石指责为非法。蒋随即改变主张,要求暂以南昌为首都,从而发生迁都之争。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认为蒋介石出尔反尔,以军权挟制党权,发起提高党权运动,企图以党权限制蒋介石掌握的军权。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不仅将左派的许多政见纳入大会决议,而且以集体领导取代国民党长期实行的党魁制,蒋介石因而失去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地位。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左派取得胜利。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决意向长江下游进军,同时密谋“清党”。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也力图削弱蒋介石的军权,同时密谋通过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桂系的支持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通缉并逮捕共产党人,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归国后,虽然加强了讨蒋的声势和舆论宣传,但是几经权衡,仍然采取了联络冯玉祥,先行北伐的方针。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传入中国后,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广度、烈度都迅速发展,中共内部或认为“必要之举”,或认为“过火”现象,争论不一,但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却普遍认为“过火”。1927年春夏,武汉国民政府曾发表一系列训令,目的都在于纠正“过火”现象。当时,由于工人罢工、列强与南京方面的封锁等多种原因,武汉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地区经济空前恶化,苏联原来答应给予的援助又未能充分兑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遂完全破裂。

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图为会议执行委员合影,前排中为宋庆龄,宋左一为孙科,左二为谭延闿,宋右一为宋子文,右二为陈友仁。二排左二为董必武,左八为毛泽东,左九为林伯渠。

1924年,蒋介石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蒋校长演讲集》,第216页。1927年,蒋介石却说:“如果国民党要成功,非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可。”《蒋总司令在清党后对于时局的演讲》,《革命文献》第9辑,第1319页。短短的几年内,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