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穷”“弱”“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能进行合作，首先在于两党都渴望改变这种状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且都不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为满足，而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应视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时的策略。但是，无可否认，两党的思想、理论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后来发展为两党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孙中山认为，资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资本主义还没有出世。这样，他就在力图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余地。《实业计划》宣称，国家只经营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大工业，至于此外的事业，则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经营，国家以法律保护并奖励之。20世纪20年代，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更加强了孙中山的一种认识，连苏联这样的国家都没有资格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更何况中国！当时，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探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出现了若干为当年马克思所不曾见到的情况，例如工时缩短，工人的工资、福利有较大增长等。孙中山据此判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活力，从而对是否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疑问。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更清楚。”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构成，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图为孙中山题写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蒋介石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坊间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也接受过日本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认为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看，他对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均无好感，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其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上，蒋介石早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三民主义范围广大，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之一部分”；第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为革命主义，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时期上“有分别”，可以“互相为用而不相悖”；第三，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第四，中国人大多数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将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因此，根据“现在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基于上述认识，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又表示，“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透过这些两面兼顾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话语，可以发现，蒋介石推崇和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三民主义。1925年9月，他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唯一的中心”，“唯一的主义”。12月，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中称，三民主义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次年1月，又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主义”，“苏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们施行共产主义，而且崇信三民主义”，“苏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清党”时，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这种三民主义“唯一”说和“根本”说。和国民党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决而明确的。中共认为，由于中国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进步意义，可以在适当时期适当范围内容许其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有朝一日，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毛泽东在比较两党的革命目标后认为，国共两党的“最低纲领”大致相同，但是，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之外，还有“最高纲领”，而国民党则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纲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共产党最担心的是，“国民革命”之后，中国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时就提醒自己，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因此，中共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总是力图确保这一革命要向“共产革命”转化。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共两党都曾有人作过“两步走”的设想。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还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一年之后，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也在向苏方提交的备忘录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但是，两党对“第一步”所需时间的长短却大有差异。1927年3月，国民党的吴稚晖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有过一次谈话。吴稚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需要200年以上时间，陈独秀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只需要20年，吴稚晖坚决表示不可能，声称即使建成了，也一定是“赝品”。他说，按照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说法，国民党的生命不是只有19年了吗？陈独秀的说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一时估计，未必经过深思熟虑，但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内的普遍愿望。

孙中山在进行“国民革命”时主张采取暴力形式，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但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时，却坚决反对暴力。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因此，他重视“调和”的作用，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促成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早年，孙中山曾经明确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但是，在设计“平均地权”理论时，孙中山却主张由地主自报地价，当地价提高时，原价为地主所有，增价则由国家征收，为全民造福。这一理论剥夺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但是，也照顾到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显示出他准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孙中山所考虑的，也还是“和平解决”，即使农民得益，而又使地主“不受损失”的方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调和”思想，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蒋介石明确声称：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1925年11月，蒋介石读《泰戈尔传》，赞许泰戈尔“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批评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后来，又进一步批评马克思“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显然，他也是阶级“调和”论者。

在革命屡遭挫折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图为1923年秋，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后合影。

前期，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时虽然说过，“有了阶级便免不了争斗”，“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它”，但是，他主张，这种斗争，“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而且要“在革命统一指挥的范围以内”，“使农工运动得收实益而又不破坏联合的战线”。到了“清党”之后，蒋介石就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要各个阶级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的专政”了。台湾时期，国民党人进行土地改革，兼顾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就是“调和”“合作”思想的体现。

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斗争”，视“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共二大宣布中共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924年，陈独秀在广东演讲，明确宣称：共产主义者“立脚于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每个步骤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不能采用改良的方法”。自然，中共坚决反对“阶级调和”。二大宣称“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批评国民党“在群众中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中共指示：即使“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也应该“指导工人对他们进行决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中共所提倡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于以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体现于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革命。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所指并非战争暴力，而是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还在《民报》时期，孙中山等人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孙中山等人的一项贡献。但是，在策略上，孙中山由于孤立无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不尽量争取资本主义列强的援助。因此，《民报》六大主张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美、英、法诸国，目的是争取他们的经济援助和政治中立。只是在晚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才逐渐对列强强硬起来。国民党二大前后，国民党日渐左倾，反帝的态度愈益鲜明强烈，蒋介石也多次表态，要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但北伐进行中，他逐渐倾向于“首先单独对付一国”，避免帝国主义组成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受敌”。1926年8月，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称：“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最亲爱之友邦视之；其有妨害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与四万万人民共弃之。”同年11月，蒋介石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目的之一是争取共产国际赞成国民党对列强的态度：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戴季陶访日，目的即在于安抚日本，使之与中国友好相处，“冀其朝野贤达，知武力侵略乃自害害人，终归失败”。1927年初，汉口发生群众集体冲击英租界事件，汉口和九江租界相继收回，英、美、日担心上海租界的命运，协议增兵来华。此后，蒋介石多次向列强传递讯息，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私下对他旧日的日本老师小室静透露，上海租界自应收回，但“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主张坚决地不妥协地打倒帝国主义。1922年6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反帝运动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此，中共批评国民党在列强面前表现软弱，“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陈独秀将这种情况称为“半国民运动”，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中共尤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寄希望于列强援助中国革命，称之为“求救于敌”。

孙中山在长期争取世界列强援助中国无效后，转向苏联，确定联俄政策，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始终怀疑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满意于苏联对蒙古的控制。蒋介石1923年访苏，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并自蒙古向北京进军，推翻直系政权。这一要求遭到苏俄的坚决拒绝。此后不久，蒋介石即在致廖仲恺函中尖锐地批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怀有祸心。蒋的这一态度被孙中山批评为“顾虑过甚”。此后，蒋一度高唱联俄，否认苏俄有侵略中国的意图，甚至表示：“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要求“独立自主”的人，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即逐渐表现出摆脱苏俄顾问控制的企图。1927年初，鲍罗廷在武汉一次宴会上借批评张静江为名，当众、当面批评蒋介石，使蒋感到“奇耻大辱”。“清党”时，他就公开喊出：“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之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

中共则在长时期内相信和依靠苏联。1922年，中共二大在《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提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议决案》号召中国工人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在国家关系上，中共则要求“中俄亲善”，经济、政治合作。

孙中山题赠给蒋介石的字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题中称“介石我兄”，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期望。

“扶助农工”，这是两党一致同意的政策，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以农工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即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北伐进程中，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三日一小罢，十日一大罢”之势。运动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例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以及捕捉店主，捆绑游街，等等。对此，蒋介石曾主张双方“调和”。他向商人呼吁：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的要求”，保证“本党与国民政府断乎不会蔑视商人”；又向工人呼吁：“急须受本党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但是，此后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按蒋介石所允许的轨道发展，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不满和敌视日渐强烈。1927年3月，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左派要求严惩，而蒋则对倪持明显的袒护态度。

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1926年7月，中共中央将之纳入《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同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将之纳入《左派政纲》，成为两党一致同意的纲领。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最有成绩。”关于“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理论上都是接受的。1926年8月，蒋介石曾从湖南前线致电在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研拟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分歧主要在于实行时机、办法、手段和对两湖农民以各种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自行插标分田的态度上。自1927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5月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指责农民“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一个赞誉为“奇勋”，一个愤而要“制裁”，两者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并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前排孙中山右侧者为蒋介石。

国共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还存在其他种种分歧或相异之点，这里不能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