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13日，周恩来偕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郑重向全国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4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周所起草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可以讨论。但是，第二天二人之间即出现冲突。其原因在：6月庐山会谈时，蒋介石曾提出，中共部队三个师以上，可“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中共中央勉强接受了这一意见。但是，周恩来此次来庐，却得知蒋介石改变主意，坚持中共部队须直属军委会行营。7月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明前后“出入甚大”，“事难做通”，不仅使自己失信于党内各同志，而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见信后大怒，不过，他仍然忍而未发。紧接着，蒋介石又因事对中共不满。日记云：“共产党态度渐恶，惟有顺受之。”

所谓“顺受”，也就是接受中共的要求了。

7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2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包括地方组织）可以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和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和国民党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一类统一战线组织。这样，经过艰难的长期谈判，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第二次合作形成。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对日应战。其中称：“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2月10日，日军向雨花台、紫金山等处进攻，南京危急。蒋介石进一步思考对共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他决定，为全局计，让那些“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同时决定，从速开始与共产党的新一轮谈判。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

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侵略者一直企图诱惑蒋介石“防共”、反共，这一时期，蒋介石对此颇有清醒认识，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

12月13日，南京沦陷。21日，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在庐山会谈，周就中共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等作了说明。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商量今后两党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让中共“尽其所能”，这是蒋介石处理和中共关系中最开放、最勇敢的决定，但是，当中共在敌后大量扩展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时，蒋介石却又害怕起来。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为共产党代表。同日，蒋介石得悉德国大使陶德曼转来的日方谈判四项条件，其第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共同防共”，蒋介石觉得“无从接受，亦无从考虑”，断然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