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中共对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寄以希望。2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在延安开会，决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实现“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五项要求。中共则提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共的这四项保证，大体是对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所提四项要求的回应。和苏维埃时期的政策相比，做了巨大的改变与让步。

1937年3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左）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谈判期间的合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宣言》确定对外方针为“领土主权之维护”，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之进行”。《宣言》批评1927年以来中共所采取的“暴动手段”和“阶级斗争”观念，声称对中共“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因此会议又特别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强调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政权必须统一”，向中共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四项要求。以上种种，措辞虽然严厉，但是，所提四项要求与中共的四项保证已无太大距离。上述《宣言》与《决议》都经蒋介石修改和审定，反映蒋的思想。

通过三中全会，国共两党在内外政策上走近了，合作就有了基础。但是，按照蒋介石的“编共”方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如何处理中共手中的武装；其次是如何对待中共的组织；第三是如何对待中共所建立的政权；第四是如何安排中共领导人。

关于军队。蒋介石认为，“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不能留编地方警甲为武力暴动之张本”。

关于组织。蒋介石提出：“政党组织必须在国民大会之后。”“甲、改组；乙、领导；丙、政策；丁、形式；戊、不与计较小事。”

关于政权。蒋介石认为，“不能成立特区”。

关于人员。蒋介石认为，“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

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仍然怀疑中共的诚意。3月15日日记云：“今年之中国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及共匪假投降之下稳定本国阵线，加强国力之充实也。”蒋介石生性多疑，又经过十年内战，要他消除猜忌，完全相信中共，几乎是不可能的。

3月26日，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到达杭州，和蒋介石会谈。周以书面形式向蒋提出共产党方面承认的六项条件，如：“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以五项保证，如：“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等。周同时提出口头声明六点，如：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等。他声明：中共拥蒋，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之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蒋介石对这些具体问题兴趣不大。他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认为国共两党“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自己“过去也有错误”。他要中共“与他永远合作”，并且要求“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当日日记记载说：“与周恩来讨论共党问题之根本办法。余独注重其内部组织之改正，与根本政策之决定，以及认定领袖之地位各点，彼乃出于意外，以为余与彼相见，只谈对共受降条件之枝节问题也。”

他告诉周恩来，小节容易解决。陕甘宁边区可以是整个的；军队人数不同共产党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他也决不再打（内战）等。蒋的这些意见较他此前的想法“宽大”。因此，他在日记中特别写道：“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