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灭亡危机加深。国共两党都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新的形势。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中国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抓住时机，于次年1月指派邓文仪到莫斯科，与潘汉年、王明会谈，说明自己“真诚地想同日本作（做）斗争”，要求中共“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其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共接触。同年7月，陈立夫向中共提出：“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放弃过去政治主张”等要求，并保证，国民党将“停止围剿”，“改善现政治机构”。8月，中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取“联蒋抗日”方针。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22日，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1．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停止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蒋还要宋转告周，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会谈。同日，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当晚，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声称回到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事变和平解决。此后，蒋介石思想中开始萌生新的成分。1937年2月，蒋介石制订《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和《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内容。不过，蒋介石并不想给中国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更不想与共产党平等相待。他所设想的“开放党禁”，只不过是“以本党为重心，吸收余党”，即在以国民党为“重心”的前提下，吸收部分中共党员。所以，他这一时期对中共的方针还是“制共”，即：1．不许共党宣传赤化，用兵力防制；2．给共产党“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令其严守范围”。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还有“剿抚兼施”的提法，但是，很明显，“剿共”不再是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图为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中的随行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