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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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学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

1949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200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新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影印抢救濒危珍本、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全面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在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专家组负责项目指导、咨询、质量把关,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专家组成员对古籍整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的专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长达70余年,深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履行职责认真务实。专家组从书目确定、版本选择、点校、注释等各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指导。老一辈专家的学术水平和智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发掘、利用”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60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女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更是首次整理面世。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则集中收录于各书的“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中。

“既出书又出人”是本项目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形势严峻,老一辈逐渐退出,新一代普遍存在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不足、专业思想不坚定等问题,使中医古籍整理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通过本项目实施,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培养队伍,提升能力,经过近5年的建设,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有效地稳定了研究队伍,为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和中医文化与学术的传承提供必备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设、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的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先生,我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丛书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由于参与校注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水平不一,诸多方面尚未臻完善,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