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县的优秀医术

封建帝制后期之前，武进县的医疗记录很少见。像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医疗记录主要是关于优秀医生的医疗实践。宋、金、元、明变更时期，武进县儒家医学诞生了两位闻名中国且极具影响力的医家——许叔微（1079—1154）和王肯堂（1549—1613）。

许叔微出生在真州（后更名为仪征）一个医生家庭。他最初读书是为了走上仕途，在考试晋级中反复失败，才开始行医。然而，他从未放弃最初的理想。1132年，他最终以年度考试榜单第六名的成绩成功通过了进士考试，当时，他已经53岁。许叔微在其整个行医阶段，把学术兴趣与医学兴趣结合起来，著成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医书。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类证普济本事方》，于1150年首次出版。在清代，该书至少被重新印刷了8次。其中一次再版是由苏州叶氏家族资助，其前言部分由叶天士执笔。这本书出口到日本，对当地医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王肯堂占据了社会谱系的另一端，把封建帝制后期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医学学术联系起来。他出身于金坛的一个上等阶级家庭，父亲王樵是南京刑部左都御史。在他的青年时期，王肯堂就决定做一名医生。这个目标与当时比较保守的士阶层的理想相违背。他的父亲坚持让他先考取功名，做官一段时间。王肯堂服从了，1593年他通过了进士考试，然后在文职部门工作。1593年，他还参加了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在福建做官，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义务。最终，他转向医学，著述和编写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六科证治准绳》，这本书成为后世医生的标准参考书籍。

从宋代至清代，武进县的医学发展与整个江南地区医学发展持平，但武进县的医生在声名与影响力上都无法与相邻的更重要的医学中心的医生相比，如安徽省徽州，或者是邻近的苏州。到了清代，武进的医生超越地域性限制，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为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高潮发生在19世纪中期，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见表2.1）。

表2.1 江苏省某些县城的名医数量（陈道瑾和薛渭涛，1985年）

官方历史和地方县志记载的医生传记，各种私人收藏，从再版的谱系家谱中短小的散文到对江苏、安徽、北京、上海医生的采访，构成了笔者研究此阶段武进县医疗实践的主要资源。这些记录主要是关于优秀医学传统的，很多组成多元化医学系统的其他疗法不包含在内。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从这种医学系统中自由选择疗法。然而，即使是在笔者对上等阶级医生的研究中，相关文献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动荡的医学领域，它囊括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声誉和世界观的医生，在这一医学领域中，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区域性网络把每一位医生联系起来，也把医生和他们周围更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

在清代历史或地方县志中，医家传记分类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大致有三种：第一，由考试成功或出版书籍获得的学术地位；第二，临床技能；第三，地方声望和善举。这些标准显示了优秀医生的医术与当权机构及主流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医生们努力把医学构建成将儒家仁与礼的美德结合在一起的领域，地方精英与国家精英为了强化他们的道德和思想论，不断地强调医疗实践的道德模范性。然而，通过对不同社会习俗的接触，这些传记也证明封建帝制后期中国医学与社会的多面性。医生们不仅遵守孔子善举的理念，也像富商捐献慈善物品一样，向穷人施药从不考虑回报。这也是佛教价值观中的积德之举，他们可以从不同的人们那里获得美好的祝福。这些善举帮助医生提高在地方群体中的社会地位，使上层阶级也默许他们的财富积累，而不会抨击他们行医挣钱是不道德行为。

在笔者通过县志和其他途径接触到的传记医生中，半数以上都会出版书籍，以他们博学多识或考试成功来标榜其学术地位。总体来说，后者是最为谦逊的方式。清代行医的医生，有27位秀才，但是他们中仅有5人拥有举人或进士一类较高级别的头衔。于是，武进县的资料证实了通过其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以行医为职业的学者一般都是处于上层社会底端的人，或者是考试失败而无法走上仕途的人。

这些医生中的大部分人有家族行医传统的背景，或者是通过拜师或联姻的途径而附属于这些家族。医学知识、技能，甚至是声望，都可以一代代的继承下去，然而，个人禀赋却不能。环境改变了，有时候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来传宗接代。于是，医疗实践在家庭或谱系内的传承很少能够超过五六代。即便如此，武进很多非常著名的儒医还是属于已有的医学家族。

与浙江省和吴县的资料相符合，儒医逐渐主导了清代武进县的医学领域，因此，以家庭为基础的医疗实践并没有被取代。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真实存在或假想的亲属关系的医学传承，与社会谱系结构叠加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网络。谱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模式，优秀医生们试图通过这种模式了解他们的医学，掌握其多样性，并组织整理其社会关系。由此，孟河医学所描绘的图景帮助笔者阐明了封建帝制后期中国的医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