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之邦的“礼”之所来 怎样读《仪礼》
《仪礼》是儒家《六经》之一，为上古贵族礼仪的汇编，涉及冠、婚、丧、祭、朝、聘、飨、射等各个方面，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的长卷，是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生活方式、时代风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书名与作者
《汉书》的《艺文志》《景十三王传》都称《仪礼》为《礼》，这是当时通行的叫法。汉人在六经之名后加一“经”字，如称《诗经》《易经》《春秋经》等，故《礼》也称《礼经》。《礼经》的开头几篇记载的都是士礼，故又称为《士礼》。此外，还有称《仪礼》为《礼记》的，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晋元帝时，荀崧在所上奏疏中开始用《仪礼》之名。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仪礼》名《礼经》，此后相沿不变，遂成定名。
《仪礼》原书不冠作者之名，后世学者推测其事，而有周公手作说与孔子追迹说二说。古文经学家以周公为宗，他们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之语，认定《仪礼》与《周官》就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作的“礼”，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今文学家以孔子为宗，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显而易见，两说都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猜测的意味。
能够作为解决《仪礼》作者问题强证的，是《礼记·杂记下》中的一句话：“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鲁国的恤由死了，鲁哀公大概不知如何为之举丧，便派孺悲去向孔子请教，并做了笔录。于是，《士丧礼》就有了最初的文本。当代著名礼家沈文倬先生据此认为，所谓《士丧礼》，包括今本《仪礼》中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与《士虞礼》等四篇，因为《丧服》与《士丧礼》必须配合使用，而《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士虞礼》则是葬礼后在殡宫祭祀的礼仪，四篇的内容不可分割。沈先生进而提出，其余十三篇，是孔氏后学继孺悲之后陆续写成的。《仪礼》十七篇的撰作年代，上限是鲁哀公末年到鲁悼公初年，下限到鲁共公十年前后，即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
内容与价值
中华是礼义之邦，《仪礼》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典礼仪式的辑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十七篇，堪称古代礼仪的渊薮，影响深远。例如宋人为了与佛、道抗衡，以冠、婚、丧、祭四礼作为“人生礼仪”核心，推行到士庶阶层，成为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并且远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这四礼就是从《仪礼》中选取、简化而成的。
《乡饮酒礼》是乡人通过献酒与演唱《诗经》等形式，表达尊老养贤之意的仪式。《乡射礼》记乡人定期在州立学校习礼比射的过程，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体育比赛规程，显示了古代东方“观德于射”，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的人文风范。《大射》是诸侯与群臣的射礼，君子之争，庄敬高雅，与乡射礼交相辉映。《聘礼》是诸侯派遣卿聘问侯国的礼仪，《觐礼》是诸侯在秋时朝见天子的礼仪，两者堪称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成文的外交礼仪。《燕礼》是诸侯与卿大夫燕饮的礼仪，《公食大夫礼》是诸侯以食礼款待他国前来聘问的大夫的仪式，对后世宴饮礼仪影响很大。《特牲馈食礼》是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礼仪，《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是诸侯的卿大夫于岁时在宗庙祭祀的仪式，详细记载了先秦宗法社会祭祀活动的全过程，至为难能。《仪礼》所记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此书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注疏与正义
《仪礼》文古义奥，难以卒读，故读《仪礼》，首先要读郑玄的注。郑玄，字康成，东汉著名经学大师，曾师从卢植、马融、贾逵等经师，兼通今古文经，曾遍注群经，而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三礼注》，学界自古有“礼是郑学”之说，礼家多奉之为“礼学不祧之祖”。可以说，如果没有郑注，就无法读懂《仪礼》。
唐人做《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四十卷，是贾公彦在高宗永徽年间撰作的。贾公彦，洺州永年（今属河北）人，官至太学博士，博通“三礼”，曾参与《礼记正义》的编撰。唐人经疏，旨在总结六朝经说的成果，而六朝是门阀社会，讲究贵族的血统与身份，故学者对《仪礼》的兴趣集中在《丧服》篇，系统的《仪礼》研究，只有南齐的黄庆与隋的李孟悊两家，这是贾公彦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贾公彦的《仪礼疏》，后人评价不一。朱子批评《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而马廷鸾则盛赞《仪礼》注疏：“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学之博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对贾疏“熟于礼例”，更是赞叹不已。民国礼家曹元弼先生《礼经校释》对贾疏评价甚高：“（贾疏）误者十之二，不误者十之八，皆平实精确，得经注本义。”认为贾疏的某些讹误，多为传抄所致，不得以此归咎贾氏。曹说大体公允。黄侃《礼学略说》赞扬郑注、贾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若夫孔、贾二疏，或因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或括一礼之繁文，不过数百言；有时博洽，有时精约，皆使人由之而得其纲要。”
《仪礼》郑注曾遭遇两次挑战，先是魏王肃，后是元敖继公。前者来势凶猛，但历时不长，唐人经疏即采用郑注，扬弃王说。后者不然。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于吴兴，曾任信州教授。元大德年间，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敖氏出于“百计求胜之心”，声言郑注“疵多而醇少”，故从文本到经义说解，处处与郑注立异，试图颠覆郑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由于其说新奇，学者靡然而从，从元至明，乃至清朝前期的数百年间，敖氏都被视为《仪礼》学的巨擘。乾隆五十年，政府组织学者编撰《三礼义疏》，其中的《仪礼义疏》多以敖说为指归，影响之大，自不难想见。随着研究的深入，清儒终于发现，但凡敖氏攻击郑注之处，大多是郑注正确，方知郑注不可轻诋！
胡培翚《仪礼正义》四十卷，是清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胡培翚，字竹邨，安徽绩溪人，祖父胡匡衷、叔父胡秉虔，均以治礼闻名，胡培翚绍承家学，发扬光大，故有“绩溪经解三胡”之誉。《仪礼正义》，乃其博综众家，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而成，紧紧围绕郑注展开，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为例，成绩斐然。可惜此书未竣，胡氏即去世，尚未完成的《士昏礼》等五篇的正义，由族侄胡肇昕补足。
衰微与复兴
《仪礼》为名物度数之学，阅读障碍较多，故韩愈就感叹“《仪礼》难读”。唐人官修《五经正义》，以《礼记》替代《仪礼》，《仪礼》之学由此转衰。北宋熙宁改革，王安石废罢《仪礼》，不再立于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成为群经中传习者最少的一部。康熙二年，顾炎武用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而知《仪礼》“讹脱犹甚于诸经”，至有整句脱漏，而学界几乎无人关心。
清初，学者出于抵制满人礼俗的理念，开始重拾《仪礼》之学，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向复兴。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
其一，继顾炎武之后，张尔岐的《仪礼监本正误》、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阮元的《仪礼石经校勘记》等，纠正了传世《仪礼》文本中的大量讹误，使之基本恢复原貌，足称范例。
其二，对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江永《礼书纲目》即已有批评，但未成为学界共识。乾嘉学者吴廷华发现敖说错误甚多，故所撰《仪礼章句》转而“多本郑贾笺疏”。褚寅亮的《仪礼管见》，揭橥反敖大旗，全面清算敖氏谬说。淩廷堪《礼经释例》发明礼例，敖氏谬说日益显露。黄以周《礼书通故》评点敖说不下三百处，大多予以否定，指责敖氏“悖妄不可通”“鲁莽灭裂”“尤舛”“甚妄”之处，触目皆是。“礼是郑学”最终为学界所认同。
其三，《仪礼》研究之作层出不穷，既有如胡匡衷《仪礼释官》，张惠言《仪礼宫室图》《弁冕冠服图》，焦循《群经宫室图》，程瑶田《丧服文足征记》，任启运《馈食礼》等专题研究之作，又有如方苞《仪礼析疑》，蔡德晋《礼经本义》，盛世佐《仪礼集编》等通解全书之作。此外，还有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等多部会通“三礼”的大著，古代《仪礼》研究，于斯为盛。
善本与读本
自王安石废罢《仪礼》，此书遂不为世人所重，宋人“九经”已不含《仪礼》，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也不及于此经，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亦无《仪礼》，其版刻之稀，不难想见。
清人为校勘《仪礼》而遍求善本，所得单注本有宋严州本《仪礼》、东吴徐氏明嘉靖翻刻宋本《仪礼郑氏注》，均为佳刻。单疏本则有宋景德官本《仪礼疏》，原为五十卷，残存四十四卷，顾广圻以此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黄丕烈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张敦仁萃刻《仪礼注疏》，合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为一体，并邀高手精校，最称善本。
阮元曾以扬州文选楼旧藏南宋十行本《十一经》为底本刊刻《十三经注疏》，所缺《仪礼注疏》《尔雅注疏》则取他本补足。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阮刻《十三经注疏》整理标点，用简体字印行出版，较便利读者使用。《仪礼》的通俗读本，有章景明的《仪礼译解》（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天宇的《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彭林的《仪礼》（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