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小说翻译研究（二）:《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英译本的社会学诠释

作为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蓝诗玲（英语原名为Julia Lovell）近年来将鲁迅、张爱玲、韩少功、朱文、阎连科等许多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成为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范例。蓝诗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功译介，既与其源语文本的精心选择有关，又与其翻译观的恰当设定有关，还与其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有关，而借鉴当前翻译研究领域新引入的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对其英译活动进行综合性的社会学分析和诠释，则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鲁迅小说全集》蓝译本及其研究现状

蓝诗玲近年来英译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A Dictionary of Maqia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张爱玲的《色，戒》（Lust，Caution:And Other Stories, Penguin,2007）、朱文的《我爱美元》（I Love Dollars and Other Stories of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 Constable and Robinson,2008）、鲁迅的《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and Other Tales of China: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Penguin,2009）、朱文的8篇小说集《媒人、学徒及足球迷》（The Matchmaker, the Apprentice and the Football F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等。

在上述蓝诗玲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作品中，2009年纳入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出版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以美国亚马逊网上读者对《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英译本（以下简称“《鲁迅小说全集》蓝译本”）的评论为例，18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的普通读者均高度评价蓝译本，其中13位读者给予全五星评价。有的评论者称，蓝诗玲的翻译非常流畅、清晰、可读性高；有的觉得其《翻译札记》以及对鲁迅生平的介绍对他们的阅读很有帮助，认为《鲁迅小说全集》值得一读；有的读者评论道：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感兴趣就必须去读蓝译《鲁迅小说全集》。

蓝诗玲对《鲁迅小说全集》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成功英译引起了中国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中国学者对其所做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蓝诗玲的翻译策略及其译作的文体风格、意义得失等微观文本层面：覃江华考察了蓝诗玲的翻译观，认为蓝诗玲洞悉文学翻译“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辨析英汉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差异，关注中西文化差异，关照译语读者的接受视域，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带来了启示；寇志明从意义解读和风格转换等方面研究了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本，通过译例分析指出了蓝译在意义解读方面的一些错误，认为蓝译为了可读性而牺牲了原文独特的文学特征；曹新宇等从主题意义和文化意义等方面分析了蓝译《鲁迅小说全集》，指出了蓝译在可读性背后的意义偏离及其对源语文化的损耗，但同时肯定了汉学家译者在丰富原作意义与内涵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朱振武、唐春蕾探讨了蓝诗玲的翻译策略，指出译者要在不违忠实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译语读者的接受，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由此可见，尽管现有研究使我们对蓝诗玲的翻译策略、译作风格等有了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但这些研究普遍囿于微观的语言分析和文本分析，难以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解释蓝诗玲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鉴于此，本章拟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尤其是其“惯习（habitus）”理论为依托，在对《鲁迅小说全集》蓝译本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将蓝诗玲的英译活动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扒梳蓝诗玲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在此基础上分析蓝诗玲的译者惯习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剖析蓝诗玲的中国文学英译作品成功走向英语世界的深层原因。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及其惯习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帕克斯（Gerald Parks）、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因基莱里（Moira Inghilleri）等西方学者纷纷借鉴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考察，促使翻译研究走向了“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由此被广泛应用到文学翻译研究乃至整个翻译研究中来。

布迪厄在其社会学专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提出了著名的反思性社会分析模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habitus）（capital）+field=practice]）。从这个分析模式看来，实践是场域、惯习、资本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惯习”作为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翻译学界对布迪厄理论广为借鉴的过程中自然也得到广泛关注。早在1998年，斯密奥尼就已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探讨译者惯习对翻译研究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④。斯密奥尼将译者惯习定义为：“在文化上事先被建构，同时又起建构作用的行为者在移译过程中对文化产物进行协调的过程。”⑤古安维克认为，“译者的翻译行为，实质上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选择，而是在目标语文学场域所习得的特定惯习的结果”。由此看来，译者惯习是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研究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显得格外重要。

同时，由于实践是在“场域”“惯习”和“资本”三者互动之下形成的，因此分析译者惯习就不能不分析译者所处的场域及其所拥有的资本。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者，始终处于翻译场域之中。然而，由于“不同场域之间相互关联（the interrelation of different fields）”，翻译活动不仅局限于翻译场域之中，而且受制于文学场域，而文学场域又受到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的支配。“场域内包含着众多潜在的、活跃的力量，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空间”，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包括译者）相互角逐，不断竞争，以获取资本。同时，译者要想在角逐中胜出，还需要投资各种形式的资本。至于投资什么资本，投资多少资本，亦即什么样的资本结构才能使得参与者在充满斗争的场域中胜出，在场域中培养起来的惯习会帮助他们“在某个场域之中认定了他们需要哪些资本，才能使自己可以存在其中”，进而投资有效的资本参与到文化生产斗争之中，并且最终胜出。

惯习兼具“被结构化”和“结构化”两种特征。所谓“被结构化”，即行为者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把社会结构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式（即惯习），是一种“被社会化了的主体性”。惯习又是“结构化”的，意指行为者将其惯习外化，形成社会实践，并在一定条件下建构场域。作为翻译活动的行为主体，译者在接受教育、学术研究、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维习惯（即译者的早期惯习），随后内化为其译者惯习，并在翻译实践中外显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等等”。

惯习的这种“被结构化”和“结构化”特征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学译者蓝诗玲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及其翻译活动之中，因而据此能够以主客相融、内外贯通的方式对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进行全面、深入的社会学分析和诠释，进而发掘出蓝诗玲所译中国文学作品成功走向西方英语世界的个中缘由。

第三节 《鲁迅小说全集》蓝译本的社会学诠释：基于惯习理论的分析与解读

蓝诗玲大学就读于剑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交换学习，在此过程中蓝诗玲的汉语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为其日后从事中国文学的英语翻译活动积累了文化资本。在南京大学交换学习期间，蓝诗玲将其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而后获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初步形成了其喜爱中国文学、研习中国文学的学者惯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蓝诗玲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来中国做采访，写信征得韩少功的同意后，着手翻译了其小说《马桥词典》，进而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先后翻译了《色，戒》《我爱美元》《为人民服务》等多部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形成了其悉力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惯习。博士毕业后，蓝诗玲在剑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历史，自2007年起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任教，研究兴趣为中国文化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这进一步凝塑了其深谙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惯习。一言以蔽之，蓝诗玲自身独特的“社会轨迹”，促使其形成了喜爱、研习并深谙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惯习及其悉力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惯习。这些惯习随着其翻译实践的深入，不断外化并表征在其翻译选材、翻译观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

一、蓝诗玲的译者惯习与其翻译选材

蓝诗玲选择翻译《鲁迅小说全集》主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企鹅出版社的委托、对原作者及原作所蕴含象征资本的识别及其长期阅读并研习鲁迅小说的惯习的驱使。

据蓝诗玲称，企鹅出版社曾主动委托她翻译《鲁迅小说全集》。蓝诗玲深知企鹅出版社在西方文学场域和文化场域中的权威地位，对此曾坦言：“企鹅很有影响力，他们这个文库的市场销路不错。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道这个文库，买书时会受到文库选目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蓝诗玲欣然接受了企鹅出版社的委托，着手翻译《鲁迅小说全集》。

同时，蓝诗玲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有着清晰的认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经典作家”。很显然，蓝诗玲认识到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及其作品会给她的翻译行为带来可观的象征资本，于是欣然同意翻译《鲁迅小说全集》。

蓝诗玲表示，鲁迅是她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上大学时就读过其《明天》《药》《阿Q正传》和《孔乙己》等作品，认为鲁迅“集乔伊斯和狄更斯于一身”。由此可见，蓝诗玲十分推崇鲁迅的文学作品并对其有很深的研究。而这一切都促使她形成了喜爱、熟悉鲁迅小说的译者惯习。诚如骆萍所言，译者惯习会在潜移默化中“指挥和调动译者的翻译方向”。蓝诗玲的译者惯习就鲜明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其翻译活动的源语文本选材。

二、蓝诗玲的译者惯习与其翻译观

作为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蓝诗玲在西方的文学翻译场域中进行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实践，自然受到西方大的文学场域的制约。蓝诗玲在《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并不容乐观。由于西方的文学翻译场域处于其整个文学场域的边缘，文学翻译作品要想在西方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接受，就需遵从西方文学场域的规则及其主流诗学观。基于这种认识，蓝诗玲的翻译非常重视译作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让鲁迅走向更多的普通读者。”

同时，作为一位对鲁迅抱有敬畏之情的学者型译者，蓝诗玲在其翻译过程中也十分重视译文的准确性（accuracy）。比如，在谈及对原作进行改写这个问题时，蓝诗玲曾坦言：“翻译朱文、韩少功和阎连科的作品时，我觉得比较自由。因为作者都还在世，我可以直接问他们：‘我觉得原文这儿用英文表达须自由点，因为直译行不通。我能用一个字面上不很忠实但紧贴原文精神的法子吗？'……至于鲁迅，我不敢这样做。”

既重视译作的可接受性又重视其准确性，这种翻译原则集中体现在蓝诗玲的翻译观之中。蓝诗玲在其译本开篇所附的《翻译札记》（“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忠实性再创造（faithful recreation）”。蓝诗玲主张，忠实是必要的，但在一味忠实影响到译文的通顺、有损译文的可接受性时，就需要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由此可见，在蓝诗玲那里，忠实与通顺并存，可接受性与准确性同等重要。这些翻译观都是蓝诗玲兼顾译文准确性和可读性，既忠实于原作又重视读者接受的译者惯习的外在显现。

三、蓝诗玲的译者惯习与其翻译策略

蓝诗玲研习并深谙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惯习及其关照普通英语读者、忠实于原作的译者惯习，促使她在翻译过程中灵活采取了诠释、删简、对应等翻译策略。

1．诠释策略

蓝诗玲关照普通读者的译者惯习及其深谙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惯习，促使她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通过添加注解、脚注等形式来准确地诠释原作的创作意图、背景等，从而有效地帮助普通英语读者理解鲁迅作品的言外之意、深刻寓意，比如以下两例。

【例1】 The immediat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is story is the short-lived attempt in June 1917 by General Zhang Xun, a fanatical supporter of the defunct Qing dynasty, to overturn the Republic by leading his army into Beijing and returning the abdicated emperor, Puyi, to the throne.By July, the restoration was brought to an end when rival generals stormed the capital, defeated Zhang Xun and deposed Puyi.

该例出自蓝诗玲所译《风波》（Passing Storm）正文前的一段译者注解（Translator's note）。细读译文会发现，这段注解诠释了鲁迅创作《风波》的历史背景，以此帮助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整篇译文。那么，蓝诗玲为何在其译文中添加这样一段注解呢？这显然与其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惯习及其关照普通英语读者的译者惯习密切相关。

【例2】 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药》）

蓝译：Hua Shuan *suddenly sat up in bed.Striking a match, he lit the oil lamp, its body slick with grease; a greenish-white light flickered through the two rooms of the teahouse.

* Lu Xun uses words（‘Hua'and ‘Xia'）that can also mean ‘China'for the surnames of both the old m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nfusing the story with an intense historical symbolism.

蓝诗玲翻译“华老栓”时加了脚注，以诠释其中的象征意义：华老栓一家和夏瑜一家，合在一起即“华夏”（China），亦即中华民族；青年夏瑜、华小栓之死，暗指华、夏两家的悲哀，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悲哀。作为深谙中国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学者，蓝诗玲翻译“华老栓”这个名字时，运用她所熟知的中国历史、文学知识，在脚注中简单明了地诠释了鲁迅运用象征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寓意。这样一来，英语读者通过阅读译文就会明白“华老栓”这个名字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从而产生中国读者阅读原文时所拥有的体验，这正折射出蓝诗玲关照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体验的译者惯习。

2．删简策略

蓝诗玲明确表示，“我希望我的译本对鲁迅研究者有用，但我更希望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的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阅读”。正是这种关照读者的译者惯习，使得蓝诗玲在翻译原文中语言、文化信息高度稠密的地方时，对其中一些与作品主题并无直接关联的因素采取适度删简的翻译策略。这尤其体现在她对其中历史文化典故、绍兴方言词的翻译上。比如：

【例3】 你们和四爷商量商量去，还是再骗他一骗好。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不是说，那灯一灭，这里就要变海，我们就都要变泥鳅么？（《长明灯》）

蓝译：You go and tell his uncle, your best bet is to play the same trick on him.The moment that lamp's put out, the whole village'll be swallowed up by the sea and we'll all turn into mudfish.

将译文与原文仔细对照，我们发现蓝诗玲并没有译“那灯不是梁五弟点起来的么？”这句话。关于这一点，蓝诗玲解释道：“我是故意删掉的，因为我想这儿如果直译就得用脚注，读起来会很费力。”事实上，这里删掉的是一个带有历史典故的笑话：“梁五弟”实为南朝梁的建立者梁武帝，系目不识丁的茶馆灰五婶所误称。对此，蓝诗玲有着深刻的认识：删掉这个无关紧要的笑话，也不影响读者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反之，如果直译加注，则会增加普通英语读者的阅读负担。由此可见，蓝诗玲关照译语读者的译者惯习促使她在翻译过程中将阻碍读者轻松阅读的历史典故作了删节处理。

【例4】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故乡》）

蓝译：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work for the government—I bet you've three concubines, and travel everywhere in a sedan car with eight carriers.Ha! You won't pull the wool over my eyes.

该例中，“放了道台”指做了府以上省以下的大官，是绍兴方言。蓝诗玲曾明确表示她不懂绍兴方言，不把方言带进她的译文里。细读译文会发现，蓝诗玲对“放了道台”做了简化处理，用简单易懂的标准语翻译了出来。事实上，这种策略贯穿于《鲁迅小说全集》所含全部绍兴方言的英译之中。对此，蓝诗玲这样解释道：“我的书主要是给普通英语读者看的。”而这正是其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学者惯习、关照普通英语读者的译者惯习的外在显现。

3．对应策略

蓝诗玲中西学养广博深厚。在西方文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蓝诗玲，自然熟谙西方诗学及各种语言风格；作为热爱、专修中国文学的学者，蓝诗玲对中国诗学及各种语言风格也有着深度体悟。因此，对于鲁迅自成一体、文白相间的语言风格，蓝诗玲在其英译过程中能够轻松自如地在西方诗学中找到对应的语言风格。比如：

【例5】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孔乙己》）

蓝译：Kong's face would flush scarlet, the veins on his forehead throbbing in the heat of discomfort.‘Stealing books is no crime! Is scholarship theft? 'he would argue back, illustrating his point with a perplexing smatter of archaisms:‘poverty and learning, oft twist by jowl', etcetera, etcetera.

该例中，“君子固穷”“者乎”都是文言词，为古时读书人做文章所用。蓝诗玲深谙鲁迅的诗学观：借助文白相间的文体风格塑造一个处于新旧社会过渡阶段的读书人形象。基于这种认识，蓝诗玲在翻译中采用了对应策略，“故意用古旧（archaic）的英文去翻译”，从而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学性，又充分再现了原文的文学功能，在译文中成功再现了孔乙己咬文嚼字、潦倒落魄的人物形象。细读整部译作，我们会发现蓝诗玲始终用古旧的英文来翻译原作中的文言词，这正是她忠实于原作语言风格、轻松驾驭英汉语言的译者惯习的外在表征。

本章小结

本章以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原理为依托，尤其借鉴其“惯习”理论，以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集》英译为案例，探讨了蓝诗玲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译者惯习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其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通过对蓝诗玲《鲁迅小说全集》英译所做的这种社会学分析和诠释，我们得以窥见《鲁迅小说全集》蓝译本成为一部西方世界广大英语读者青睐的上乘译作的深层原因。

蓝诗玲有着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中英文驾驭能力都很强；其中西学养广博深厚，对中西诗学均有深度体悟。蓝诗玲在接受教育、学术研究、工作等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对权力场域、西方文学场域的深刻认识，进而形成了遵从西方诗学观、关照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的译者惯习，因此非常重视译文的可读性，而其深谙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惯习又促使她十分强调译文的准确性，从而形成了其兼顾译文准确性和可读性的“忠实性再创造”翻译观。在这种既忠实于原作又重视读者接受的“忠实性再创造”翻译观指导下，蓝诗玲在翻译《鲁迅小说全集》的过程中灵活采取了诠释、删简、对应等翻译策略，从而使得该译本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成为一部成功走向西方英语世界的上乘佳译。

如前所述，除《鲁迅小说全集》之外，蓝诗玲还成功地将许多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英语世界。其对中国文学的成功译介在翻译选材、翻译观和翻译策略等方面为当前广受瞩目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了如下启示：

首先，在翻译选材方面，我们应该优先挑选既具“世界文学普适性又有着中国文学异质性”的文学作品来译介，比如《鲁迅小说全集》《红高粱》等就具有这种特质。

其次，应该秉持“广阔、动态而开放的翻译观”，不把“忠实”奉为唯一的准则，在保证原文信息传达准确的同时，应更加重视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可读性、可接受性。

再者，可以借鉴蓝诗玲灵活、综合运用各种翻译策略的做法，因为没有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策略，译者需根据具体的情形灵活、变通地综合运用各种有效的翻译技巧、方法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