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研究现状

较之国外，我国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起步较晚。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加之全球化浪潮对我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我国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日渐重视，理论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比较充分地开展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比较重要的有：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樊浩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郑永廷和叶启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王永贵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等。除此之外，其他学者的论著也相继问世，主要包括：姚大志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宋惠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吴建国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朱育和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研究明显加强，研究内容也更加贴近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代表作主要有：郑永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王绍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徐海波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杨立英的《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黄传新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农华西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赵继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敖带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余一凡的《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王永贵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等。

在论文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检索，1999—2016年论文标题中含有“意识形态”的研究论文有128篇，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博士论文有85篇，专题研究“意识形态”的博士论文仅有5篇，它们是：中共中央党校的仲崇东撰写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的李忠军撰写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教育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魏崇辉撰写的《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辽宁大学赵兴伟撰写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吉林大学韩健鹏撰写的《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与对策》。上述成果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与内涵

一些学者认为，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话语的权利”，即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另一方面是“权力”，“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是人们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支配的“程度”。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总是力图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统治、管理社会的力量，并强力渗透到其他文化形式中去。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

一些学者从国际层面分析了话语权，特别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情况及其实质，他们认为在当今时代，西方借助工业文明而获得的优势地位，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清醒认识，有学者强调，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能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

对一个国家而言，掌握、领导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保持一个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地位。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即是指马克思主义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至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价值观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影响并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从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

有的学者则认为，“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利。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黄丹从新媒体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指出：“话语权有两种含义：一是说话的权利；二是一定的话语机制与话语表达的效果和力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主要是一种思想统治权，即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权即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蒋新卫和程世平则指出：“话语权，简言之，就是控制和影响公众舆论的权力。任何阶级要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具体而普遍的形式和意义，通过话语的灌输、宣传和社会化，最终使这些话语所承载的思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认可。”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研究

周前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探析》一文中指出，从内容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和理论，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武器。而周宏则在《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理论，包括意识形态的含义、实质和社会作用；二是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即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矛盾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三是意识形态超越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学说来超越意识形态的方法和途径。

2．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吴计海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意识形态，二是经济意识形态，三是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确立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另外，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原因有五个，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传承、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熏陶、政党政治中凸显的烙印、现实局势的影响，以及主观意识的影响。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现实，制定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唐宝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意识形态范畴的合理解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体现于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关系。意识形态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新时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看到了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第二，体现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称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问题。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落后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第三，体现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二者是相容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贡献，则主要表现为“重塑党和国家的形象、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确立建设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则”。

（三）关于网络话语权的研究

1．网络话语权的概念

唐金凤认为，网络话语权概念具有“网络话语权利”和“网络话语权力”双重内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大众争取网络话语权利和网络话语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诉求。杨礼银认为，“话语”是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概念之一，具有强烈的反映性质，这种性质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首先，话语的内容是对哈贝马斯所划分的三个世界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反映。其次，话语要获得成功，要求话语主体具备基本的反映能力，即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基本的言语理解能力和能动地创造生活意义的能力。最后，反映的结果有两种可能，如果话语反映了三个世界，那么话语双方就达成共识，并以此来规范双方的行动；如果话语没有完全反映那三个世界，话语就会失败。这种话语概念虽然没有摆脱传统反映论的理论范式，但是对传统反映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司灵波认为网络话语权是指网民依托网络新媒体平台，享有的平等地表达自己看法和态度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表达对他人的思想变化和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力，他认为网络空间符合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特性描述，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使得人们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到全新的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所表现出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人们问责和实践话语民主的重要形式。

2．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与机遇

高建华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技术扩展了意识形态工作平台，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创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形式与方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还面临挑战，西方国家借用网络舆论推手削弱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冲击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全家悦从大众文化的生成、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挖掘了大众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党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带来的挑战，总结了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选择。吴玉荣认为互联网将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张志辉认为，网络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等条件。同时，网络发展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冲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对青少年思想道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等。张衍前论述了互联网络给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着重就执政党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络冲击、挑战下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危机（信仰危机和功能性危机）与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期，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信息化及社会阶层分化等带来的众多问题和挑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1．从国际影响的角度

袁三标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碰撞。一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主义、观念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日渐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和垄断性科技优势，利用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对我国强行实施‘市场准入’。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王慧星则从历史维度、客体维度和社会维度分析了全球化与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挑战。曹国圣则指出：“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大规模的非难和污蔑，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势力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极力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散布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

2．基于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化影响的视角

刘虎从大众传媒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系角度指出：“大众传媒正在走向内容庸俗化、立场模糊化、形式随意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话语地位在各种社会思潮和信息的撞击融合中逐步走向弱化。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动向，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凝聚力。”黄丹认为：“具有‘去中心化’、话语内容的‘碎片化’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自由性的新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挑战。”杨文华指出，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具体表现在论坛参与者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言说空间信息把关的缺位、公共议题的私人化导致非主流观点的扩散，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3．基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意识形态困惑的视角

袁铎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遭遇挑战的原因在于“文革”时代的狂热和“后革命”时代的失语两个极端。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狂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竞争的平台，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外在参照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失语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

4．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客体的视角

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思潮在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作为信仰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遭遇当代多元话语对其的遮蔽和冲击。徐俊和刘魁认为：“一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内的言说系统中已处于式微或被遮蔽状态，其在理论话语层面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受到动摇；二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部分话语系统中被视为‘愚人哲学’或地上的‘乌托邦’，其在精神领域的引领与导向功能遭到消解；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观受到边缘话语的挑战，其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所担负的方法论功能影响力有所减弱；四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向现实形态转变及其发展中所出现的失误与挫折被其他话语无限夸大，其实践形象受到扭曲或诽谤。”

5．基于综合的视角

杨昕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即“首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所裹挟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其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思想多样的挑战。再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信息网络化发展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管理和调控难度日益增大的压力。最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阶层利益日益分化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整合难度不断增大的困境”。张骥和申文杰则从“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的‘西化’和‘分化’战略、网络化产生负面作用、市场化对思想观念的负面效应、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民众思想的复杂化、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和噪声、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等八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面临的挑战。”

（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加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合法性认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1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诸多挑战的时代境遇下，如何有效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和对策，成为学术界着力研究的紧迫课题。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建立的条件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占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追求真理的品格，其在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两大优势特点：一是理论的彻底性，二是理论的实践性。有学者则分析认为，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袁铎则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真正做到两个统一，即从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底线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辩证统一，以及在实践上坚持经济绩效与法理绩效的辩证统一。”戈士国提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代内核，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进行转型，以解构与接合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井永杰就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即“加强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思想品性；与时俱进，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拓宽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针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中国实践的困境提出具体对策

有学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话语权，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与变革，主要包括坚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铺设对话平台等。有学者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视角分析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一是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与分析，还原其真实的历史进程，找到其发展的“秘史”。二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全面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真正的独特性，从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多元话语形势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必须从内因与外因两个层面来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以期达到走出困境、增强感召力的应有状态。刘先春和关海宽则认为，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路径应包括“树立文化安全意识、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强化机制等”。

3．从优化话语体系的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

话语体系是一个阶级、民族和国家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赖以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基础和表达形式的概念系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核心。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规则主要包含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构成维度，必须从确定或把握这四者之间某种规律性出发建构话语权。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建构和把握：①以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来增强言说者的权威性；②通过消除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重大鸿沟来增强言说内容的可信性；③努力丰富发展意识形态的表达载体、表现形式；④努力实现概念、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陈锡喜认为，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需要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重构目标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重构原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创新，重点是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刘军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应包括“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应对去政治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虚无论挑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应对普世价值论的冲击；克服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李斌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角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包括四个维度：话语表达体系、话语解释体系、话语价值体系和话语实践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权，需要在四个维度的构筑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众认知、理性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形态。”邱仁富提出要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描述力、解释力、批判力、影响力、引领力”等方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话语权。

4．从传播的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

在信息网络化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对策和途径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张骥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可“从设计好话语议题、增强话语针对性、抢占话语先机、运用大众化话语和坚持正确话语导向等方面进行加强”。黄丹则认为：“关注大众生活（主体）、优化话语内容（主题）和转换表达方式（载体）三个维度去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电影既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传播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载体。薛梅针对当前电影界主动放弃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提出“国产大片不仅要承担社会意识形态功能，而且更应成为捍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潘桦等以影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为例剖析近期主旋律影片的策略演变与回归，指出近期主旋律影片力图在对话、交流模式中建立文化领导权，这主要表现在主旋律电影融合了商业电影的形式和元素，向大众文化靠拢。在思想观念上，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仍以弘扬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为主旨；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近期主旋律影片则主要采取淡化阶级冲突的策略。魏建国探讨了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即“关注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优化话语内容；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资源，构筑话语平台；掌握传播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理，创新话语机制；强化话语监控和制度规范，塑造话语空间。”

5．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角度考察

蒋新卫与程世平就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具体包括：在少数民族中全方位推进汉语教育；加大传媒对主流思想的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信仰体系的认同度；在实践与行动中推动发展和团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具体到制度、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中；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甄红菊则探讨了文化软实力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途径和对策，即“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涵、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社会意识系统的统摄地位，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诠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结合起来”。周一平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主要包括“加强执政党执政为民的亲和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和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与宣传方式的亲和力”。有学者从日常生活的向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即通过“转化话语方式、优化传播媒介、关注民生诉求，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吸引力”。还有学者认为牢固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应该“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占领学术理论高地，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争取和赢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保持开放性、扩展包容性和追求引领性是应坚持的基本理念，对此，中国需搭建对话平台、展开思想交锋、加强交流传播与积极吸收借鉴。

（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嬗变是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三种变化趋势：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由弱势地位转变为强势地位；②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了强势地位；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复杂条件和环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有学者认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与趋势。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经历了夺取阶段、完全主导阶段与相对主导阶段这样三个历史发展时期。

有些学者还针对某些具体时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状况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政党政治中，能否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关系着政党的生死存亡。掌握话语权才能引导舆论，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理论潮流。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完全占主导地位时期，由于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等领域，未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马克思主义的“一言堂”现象比较普遍，这种状况不仅遏制了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的活跃性与创造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话语权地位虽然相对有所下降，但这却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舆论空间，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有的学者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西方的话语霸权。

（七）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问题的研究

1．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研究

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方面，学界一致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朱蓉蓉等对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进行了整体审视和深入研究。她认为把握思想脉搏，发现主要问题，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提升其政治价值观的整体水平和政治成熟程度，是抵御“西化”与“分化”，反演变、反渗透的战略需要，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战略需要。杨建军、李姝丽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对于保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项职能的履行和保障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及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勇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以及舆论安全紧密相关。罗承选在《关于新时期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战略思考》中指出，党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战略任务有五个：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②充分发挥政治理论学习和“两课”教学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③要注重培养和造就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④要占领并巩固党在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⑤要推进理论创新、增强党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2．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内容

彭庆红在《论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文中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理论建设。包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加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析。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包括：完善理论学习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制度建设、加强督导等。三要加强阵地建设。包括：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选修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网络阵地建设、学生社团建设。四要加强队伍建设。包括：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建设、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等。孙杰在《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若干思考》中认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效；采取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贴近青年学生心理需求的方式方法，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培养出爱国、进取、积极、乐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高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高校的战略任务。吴琦等从话语权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策略，认为“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原则，增强阵地意识，注意说理的透彻性，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和建设性的心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话语权的关键”。

3．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面临的挑战的研究

覃事太、吴长锦认为，当前高校90后大学生普遍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行为较为叛逆，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更加突出，片面地认为意识形态宣传单调枯燥，意识形态教育空泛乏味，意识形态理论虚幻莫测、遥不可及，给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黄一玲、焦连志认为，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离不开网络，对网络世界存在心理依赖和行为依赖，这就形成了高校学生的网络化生存状态。由此，作为从技术到思想、言行方面都深受互联网影响的大学生，其思想必然深受借助网络传播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因大学生网络化的生存状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李咏梅指出，西方势力开始改变过去简单地用武力和军事手段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转而利用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来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理念，这种极其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正企图占领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颠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的领导权。蒋尊丽指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渗透、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负面影响、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运用、在校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淡化等，均使当代大学生面临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威胁。

4．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基本路径的研究

邓磊和崔延强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路径问题。他们认为，首先，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应当从多个角度构架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其次，应剖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现状，建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警示机制；最后，还应构建涵括预警机制、常态管理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保障体系。雷琳结合新疆的特殊社情和战略地位，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应围绕“五观”及“四个认同”开展教育，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汪国培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指导地位的能力，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利益取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完成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转变。彭庆红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建设工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具体做好“四项建设”——理论建设、制度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董珍指出，我国高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至少应从五个方面做出努力：凝聚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理念，使其大众化；践行民主共富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使其生活化；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使其法治化；完善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体制机制，使其制度化；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和方法，使其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