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一门两忠烈，全家十党员”

李琯卿退隐幽居后，续写横河小李家家族传奇的是他的诸多子女，李琯卿本人则转为在幕后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李琯卿共生育了九个子女，分别是长子李伟民、次子李侠民、三子李价民、四子李倬民、五子李健民、六子李倜民、七子李俍民、八女李偀民、九子李杰民。其中长子李伟民早逝，四子李倬民早夭，因此，续写小李家家族传奇的主要是其他的七兄妹(号称“大熊星座”)及其家眷。一个家庭的精神格局太重要了，这种精神格局能够产生最有力的教育力量，李琯卿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在商业道路上发展，这固然有家道中落的原因，但更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们自然地延续了父亲李琯卿的事业理想。他们各自继承了父亲李琯卿在社会活动、教育和文化领域上的兴趣，每个人都走出了自己不凡的人生。他们延续和扩大了小李家的家族声华，把一个教育世家和革命世家演绎得更为精彩纷呈。

在号称“大熊星座”的七兄妹中，李价民是唯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拥护和支持着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受时代大潮流影响，李价民的其他六兄妹，皆曾先后入党，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活动，为横河小李家赢得了“一门两忠烈，全家十党员”的赞誉。所谓“两忠烈”，指的是李价民的二哥李侠民烈士和五弟媳(李健民的妻子)冯和兰烈士；所谓“十党员”，则是指李侠民、李健民、李俍民、李倜民、李偀民、李杰民以及董桂香(李侠民之妻)、冯和兰、陈文舟(李健民续娶之妻)、林影(李倜民之妻)、鲁平(李杰民之妻)，实际上是11个人。李琯卿常以岳飞自勉，其家庭故事之精彩，也确实类似于“岳家军”或“杨家将”的满门忠烈，令人唏嘘感怀。

李侠民和冯和兰烈士今日在北仑大碶烈士陵园各自拥有一座纪念碑亭，李侠民的纪念碑立于“浩然亭”内，碑文由谭启龙(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生前亲笔题写；冯和兰的纪念碑立于丹心亭内，碑文由原浙江省委书记薛驹题写。碑亭坐落于群山怀抱之中，已成为北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中共革命历史的视角来说，李侠民是横河小李家最有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以“革命英烈”的身份被永远载入宁波现代革命史册。李侠民1911年出生，名铗，字侠民，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李长来，那是父亲李琯卿起的名字，他的烈士碑亭上书写的就是“李长来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李侠民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后赴上海，毕业于光华大学附设高中。之后，因为兄长早逝，再加上父亲抱病，不得不中断学业，接过了主持家政的重任，成为小李家事实上的长子和当家人，人们习惯称其为“二哥”(李价民被称为“三哥”)。其时小李家虽为士绅家族，但在经济上已经相当败落，一方面要侍奉抱病的双亲，另一方面要安排弟妹的生活和教育，李侠民以其还显稚嫩的肩膀，勇敢扛起了一个家庭的重任。

李侠民的人生，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向革命救国转向的过程。接过家庭责任的李侠民，无忘先德，同时也继承了父亲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初始对教育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是从关心家族学校——公德小学开始的。李侠民从已不宽裕的家计中抽出部分钱财来支持学校的发展，同时凭借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关系，逐步扩展宗教会产等固定的学校经费来源，又每年几次去上海向旅沪同乡劝募经费，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德小学一步步坚持了下来。公德小学在李侠民的手下曾有两次改造的过程，时间分别是在他参加革命活动之前和之后。在参加革命活动之前，李侠民就有意识地尝试改造公德小学。那时的李侠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教育学意识，他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尤其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观点构成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思想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中所涵盖的社会观、民众观、实践观以及对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解释方式都对李侠民的办学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李侠民为公德小学引进陶行知的著作例如《古庙敲钟录》，订购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杂志。在实践上，则躬行生活教育理论，在学校重视推行劳动教育，带领学校师生自己动手在坟滩上开垦荒地，组织学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种植花木蔬菜等。在教学上，则倡导和实践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自学能力，反对体罚，提倡师生平等互学。作为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实践者，李侠民的教育眼界从经营一所学校扩展到助推全乡教育普及。为了普及教育，李侠民充分利用自己有利的社会地位，团结各村上层人士办学。他组织了“横河乡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办了民众夜校，试行“小先生”制。此外，他倡导拉丁化新文字教学，亲自草拟了《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编制了乡土新文字教材，在夜校试教。课余他还组织公德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背上小黑板，到附近各村教农民日常应用的汉字，由此拉近了学校和社会的距离。总而言之，在李侠民的经营下，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指导的公德小学，成为一所有独特活力的学校。镇海县当时的督学杨敷施对李侠民的教育热情以及公德小学的改革经验钦佩不已。杨敷施曾组织编纂过镇海乡土教材《高级国语课本》，为人也颇有正义感，他每次下乡到公德小学，都参加教师会议和学习活动，还把公德小学的经验向他校宣传。横河附近的其他许多小学无形之中把公德小学作为一个中心小学看待，在教学上接受其指导。

不过，时移世易，“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长达十几年的国难由此开始并日渐深重，相应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思想，开始越来越向国家救亡图存的主题聚焦。李侠民自然也不会置身其外，从1934年起，他开始接触代表进步方向的书籍和思想，研读并为公德小学引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其他进步书刊例如《政治经济学》《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受这些书刊的影响，李侠民对社会进步和国家救亡的理解开始不同于他的父亲，要而言之，教育救国范畴下的一般教育探索活动已经不能满足李侠民的思想和行动需要。另外，他在乡村教育改革上遇到的挫折也促使他的教育救国论思想发生了转向，例如他的普及教育方案和努力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犯了忌，其《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被国民党县党部特务头子指为“赤化”，在岭外有小学教师因提倡拉丁化而被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刺激下，李侠民积极投入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运动，主要是借助公德小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过，新书籍和新思想激发了李侠民寻求救国之道和探究真理的热情和冲动，他已不满足于在一般层面组织宣传抗日，他意识到，抗日活动需要有更深刻更成熟的策略和行动，他需要有新的思想指导和政治支持，他需要“取经”。而那个书籍中描绘的革命大本营——延安，无疑就是他理想中的取经圣地。1937年冬，李侠民在进步杂志上看到陕北延安公学招生的启事，于是在征得父亲李琯卿同意后，携五弟李健民和同乡青年诸人于1938年1月1日前去延安。兄弟俩辗转曲折进入陕北公学，在陕北公学，兄弟俩不但学习收获良多，而且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们受组织委派回原籍开展团结抗日活动。

李侠民和五弟回乡后，横河乡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深深打上了共产党的烙印。应组织的要求，李侠民对外隐藏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依然以开明士绅和教育家的面目出现，从事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李侠民作为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自然受国民党拉拢，要求其加入国民党，为了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方便开展工作，李侠民斟酌形势和党的政策，加入了国民党，由此成为“两党”党员，李侠民的这一决定后来也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利用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以及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李侠民在国民党地方政权和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例如镇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县战时文化事业推进委员会委员、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这些身份和职务为他组织抗日和革命宣传工作以及为发展党的力量提供了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而在地下党组织中，他也担任相关职务例如慈镇县工委委员等并在工作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侠民一直把教育作为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他的革命活动所及之处，都有教育活动随之相伴。政治上脱胎换骨的李侠民回乡后，开始换了一套思维来理解教育，他越发超越了父亲的教育救国论思想，从革命性质和革命需要角度出发来界定学校教育的性质、功能、办学方针，重构学校教育的经营模式。具体到公德小学来说，从延安回来的李价民开始了他对公德小学的第二次重构和改造，即开始有意识地按照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并基于抗日和革命活动的需要从办学宗旨、运营制度、师资选拔与培养、课程和教学等方面来改造公德小学。当时，李侠民负责学校的经费筹划和人事安排，学校具体事务则由担任校长的五弟李健民负责。他们仿效和实践延安的办学理念，在公德小学倡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组织师生研读进步书刊，提高他们的民族责任感，增强他们的革命意识，甚至具体到带领青年教师晨间锻炼一小时，为日后游击战做好身体上的准备。1939年底，李侠民经过多方努力，以公德小学为中心，建立了横河联合小学，范围跨横河乡十个保(每保一所小学)。其中五所小学因人事权在李侠民手里，所以可以实际控制，另外五所小学则可透过“联小”加以影响和争取。1940年春，中共宁属特委移驻横河乡山沿陈村并设立秘密机关，此机关依靠公德小学为中心的联小师生及某些校董的掩护和支持，坚持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公德小学师生经常为宁属特委提供情报，特委领导王文祥、王起也以横河乡党支部(书记前为李健民，后为公德小学教师陆子奇)为依托，通过李侠民和地方进步势力，并利用教师联谊会的形式，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党支部还把公德小学的教师陆续派往邻近各乡任教，从而把革命种子撒向四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作为联合小学中心的公德小学，从此担负起全乡的教育教学、培养革命干部和宣传抗日救亡的三大任务。

1942年，李侠民辞别父亲李琯卿到“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工作，担任“北办”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临行之前，老父亲为爱子取名李长来。李侠民的族名叫李名铗，李琯卿从“铗”字想到战国时孟尝君的食客冯谖的“长铗归来乎”那句歌词，于是取其中的“长”和“来”两字，构成李长来这一化名，含有希望侠民像冯谖烧毁租契替农民办事的意思，又隐含担忧爱子安危并希望爱子“长铗归来”、凯旋而归之意。奈何天不假年，老父亲的担忧成真，他等来的是爱子牺牲的噩耗。1943年2月，在柴桥战斗中，李侠民不幸被国民党苏本善部队所俘并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32岁。痛彻万分的老父亲发出“长来去矣！我悲痛，我寂寞”的悲鸣，并写下《哭儿诗》一首，内中有一句是“他年陌上花开日，将得我家一枝来”。

冯和兰是小李家继李侠民之后的第二位革命烈士，是一位被誉为“浙东的江姐”的巾帼英烈。1917年，冯和兰出生于宁波鄞县石碶镇樟树下(冯村)，因家境贫寒，读书断断续续，21岁时才在鄞县县立女子中学读完初中二年级上学期。之后为家庭生计考虑，中断学业，离家到公德小学当教员。在公德小学，冯和兰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因工作态度十分端正，教学成绩很好，加之亲和力极强，因此在学生和家长中极具人缘，被称为“小冯先生”。冯和兰虽为女流且身形娇小，貌似柔弱，但性格中却蕴含着勇于突破传统闺范的能量，又有吸收新知和不甘于平庸的热情。她是横河乡党支部除李氏几兄妹之外最早的入党者之一，李偀民是其入党介绍人。1941年3月，冯和兰和李健民结成革命伴侣。抗战胜利后，党的力量大部分向北方转移，丈夫李健民也随部队北撤，冯和兰因需照顾幼儿及家庭而不得不留守在家，主要以教师的身份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47年4月，冯和兰不幸被捕并在狱中遭叛徒出卖而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由于冯和兰教书时在穷苦人民中建立起的极好人缘和威信，在她被捕后，有几个农民曾经哭着说，只要能保得和兰平安，他们愿意卖田卖屋去筹集取保的钱。其实冯和兰本有生还的机会，只要她肯写“悔过书”就可获释，但冯和兰丝毫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决意赴死！当时李价民也曾赴南京托人营救，但实在无力回天，最终冯和兰于1947年11月6日在宁波草马路刑场与共产党员陈爱中、吴家安等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0岁。其临刑时犹高呼口号，极为壮烈！目击者莫不悲痛叹息而又无限崇敬。

在李侠民的兄妹中，李健民是和他一起共赴延安并同在陕北公学入党的同志。李健民出生于1914年，少年时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幻想着做一个学者或者工程师，因此，不同于其他兄妹诸人对文科的偏好，他对理工科学习有强烈的兴趣。高中毕业后，李健民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投考工科大学，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和河南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结果李健民并没有选择去著名的清华大学而去了籍籍无名的焦作工学院，理由是他认为中国的矿冶人才更少。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健民不得不中断学业返乡。科学救国的梦破灭了，从此，李健民思想的主轴开始转向抗日救亡，这种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二哥李侠民的影响。

1938年初，李健民和二哥及同乡青年方敩、应书霆、王博平共五人赴陕北公学求学。在陕北公学期间，他和二哥李侠民分别担任两个班的班长，曾聆听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的报告，并同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返乡后的李健民，和二哥共同从事革命活动，李侠民因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之需，因此不得不隐匿身份，一些台前的工作则由李健民在哥哥的支持下具体开展。这个勤恳朴实甚至有点土气的革命者在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上尽心尽力。当时，在共产党力量的渗透和影响下，教育变成了“战线”，李健民就在哥哥李侠民的支持下，主要在这条战线上身体力行地扩展党的影响力，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李氏两兄弟谋划控制横河乡的教育权并对横河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抗战和革命的需要。借助李侠民在地方上的名望和影响力，李健民担任了横河乡专管学校教育的副乡长。横河乡之外，李氏兄弟还把控制教育权的斗争延伸到了其他地方，这其中以控制凤湖中学最为典型。凤湖中学是1941年宁波、镇海沦陷之后在龙山所(慈溪境内)成立的。凤湖中学的内部存在各方势力(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士绅以及汉奸)的紧张角力。斗争围绕着人事、课程和教学全面展开，最终的结果是共产党力量取得了对这所学校的实际主导权，李健民担任了学校教导主任和秘密的党支部书记，并把校长也拉入了进步力量阵营，这样，同公德小学一样，凤湖中学也变成了一所红色学校。公德小学和凤湖中学这两所学校能成为红色阵地，李健民的具体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李健民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来随大军南征北战，曾任何克希将军、叶飞将军的秘书。在部队里，李健民还因酷爱并擅长围棋而小有名气，连棋艺声名在外的陈毅司令员和叶飞司令员都找其对弈并屡屡败北。

李侠民、李健民最早参加革命活动，受他们的影响和带动，其他兄妹诸人抗日不甘人后，革命敢为人先，积极加入共产党。尤为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横河乡的共产党支部首先是在小李家建立的。李侠民、李健民从延安归乡后，于1939年3月成立了这个家庭支部。党支部成员共有五人，除了李侠民、李健民兄弟二人外，陆续发展了六弟李倜民、七弟李俍民和八妹李偀民。上级指示李侠民成为两党党员后，就严格规定不准其参加发展党员的工作，而是专门做党外的统战工作，并且跟上级单线联系，因而支部的成员就从五个人变成四个人，由李健民担任党支部书记。因支部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可承担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任务，因此支部还被上级郑重其事地称为“列宁小组”。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健民被提升为区委与县委委员，李倜民被调到小港地区开辟工作，李偀民被调到横河联小工作，“列宁小组”也就无形中解散了。

“列宁小组”成员中，李倜民出生于1915年，在兄妹中排行老六，抗战爆发时曾在二哥的组织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1938年反对汉奸傅筱庵(镇海籍人，1938年投靠日本人，担任伪上海市长)的斗争中冲在最前线。后参加新四军，并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武工队工作。

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小说《牛虻》的中译本，此书既出，就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得无数读者的追捧。这本书先后发行了100多万册，可见其流行之势和影响之广，而该书的翻译者李俍民就是横河小李家李琯卿的第七个儿子。李俍民出生于1919年，1932年就读效实中学时，曾被选为校刊《效实学生》主编，1935年就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翻译习作《他回来了吗》(又名《归乎》，保加利亚作家瓦佐夫的短篇小说)。1939年高中毕业后，李俍民中断学业，之后边从事教师工作边积极参加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担任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职。李俍民擅长文字工作，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镇海陷落，年轻的李俍民发表过多篇形势评论文章，写过长诗和抗日话剧剧本。1942年至1946年，李俍民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主要从事中学教学。他正式的翻译生涯是从1946年开始的。是年，由于自小患有的心脏病严重影响了他在根据地的工作，使得他对自己能否胜任党员的身份丧失了信心，因此在上海探亲期间，他去信给根据地党组织申请退党，并表明自己会一如既往拥护党的事业。自此后，李俍民栖身上海，找到一份为房产公司抄写房单的工作，并开始了寂寞、辛勤的业余翻译生涯。李俍民专注于翻译革命小说，并且重点选择那些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的优秀外国作家的作品。除了《牛虻》外，李俍民还翻译过《斯巴达克思》《学校》和《白奴》等几十部外国文学作品。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他的退党而对其另眼相待，在1949年后也给予了李俍民应有的关怀。1991年，李俍民因胃癌去世，去世之前，他提出重新入党的申请并迅速获得批准，算是去世之前了却了一桩心愿，弥补了遗憾。

小李家兄妹中另一个擅长文字工作的是李琯卿唯一的女儿，排行第八的李偀民。李偀民高中毕业后同她的兄弟们一样，在横河的一所小学当了教师，利用教师身份从事联系和发动群众的革命工作。后来李偀民参加新四军，在政工队工作。在部队里，李偀民继续发挥她的文艺创作特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偀民赴朝，在朝期间，曾作为志愿军女同志代表，参加了朝鲜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李偀民擅长文艺创作，1944年，受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全面胜利的消息的鼓舞，她利用工作间隙创作了《浙东反内战五更调》，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作品竟大受欢迎，不但传到部队，而且变成了歌谣在浙东流传。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学生到革命老根据地四明山地区采风，后来编了一本《四明山革命歌谣选》并出版，《浙东反内战五更调》被收入书中，可见这首小调流传之广之久。另外，李偀民还创作了剧本《枪杆诗》《吴常生》和小说《耍把戏的小把戏》以及《我的朝鲜朋友》等。

李杰民是李琯卿最小的儿子，出生于1923年。与他的多数兄妹一样，他也在公德小学和效实中学读书，1941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系学习。1942年弃学从戎，加入新四军，在部队里主要从事军政院校的教育工作和军队的政工、文教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2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主持创联部工作。

横河小李家，这个原本的士绅家庭，到了“大熊星座”这一代，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终于完全蜕变为一个公认的“革命世家”，在近现代宁波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教育世家”的地位，到了这一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夯实，李价民这些参加革命的兄妹及眷属，在革命生涯中都曾以教师身份活跃在当地。李价民的人生，是和小李家“革命世家”和“教育世家”的家族性质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在“大熊星座”这一辈中，李价民作为教育家的角色最重要，他最为有力地扛起了小李家作为“教育世家”的旗帜，而就“革命世家”而言，虽然李价民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没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直接参加革命活动，但是他和其他兄妹六人一样，都有相同的红色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