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具有现代文明眼光的祖母曹氏

李氏三代的第一代指的是李价民的祖母、李太夫人曹氏。在女性被封建陋规约束的旧社会，曹氏却属于女性中的异类，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奇女子。

曹氏为镇海柴桥芦江村(现属北仑)人，已难以确切考证曹氏的出生年月和姓名，其大名孙辈都不知晓了，也或许她压根就没有大名，女性没有大名也是当时社会文化中的普遍现象。总之，她的生辰和名字已随着那个被摒弃的时代自然消失在了历史深处，我们只能称她为李太夫人曹氏。

有关曹氏的记载不多，但是说起她的娘家，却是大有来头。其父亲是太史曹昌燮，原名曹杰，字至敷，号珊泉，是现宁波北仑柴桥漕头之地曹贞房出身的历史名人。曹贞房(山安堂民居)现在还较好地保存着，房子由柴桥曹姓始祖曹凤后裔建于清代中期至晚期，是典型的清代中期至晚期的民居宅第样式，现在已属于北仑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曹珊泉系贞房太公第三个儿子，年少时曾在现在的北仑区灵山学校之前身灵山书院读书，清同治年间县考中贡元(优贡第一名)。乡试登科后，初任七品小官，为刑部福建司主事。清光绪元年(1875年)弃官再考，夺得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得尚书景廉侍郎殷兆镛赏识，一时誉满京城，选为太子侍读，授编修，加一级。后官拜江西学台，未就任就去世了，卒年四十六岁。

据《镇海县志》记载，曹珊泉为人仗义好施，例如他曾慷慨解囊在紫石谢家桥捐建“五峰凉亭”，供农民和路人避风雨。从这样的书香门第走出来的曹氏，虽为女流，但从幼年开始就受家族的影响和父亲的教诲，读书识理，这在男权社会中，殊为难得。曹氏嫁小李家镇东公之子李心培，镇东公单传就这么一个儿子。曹氏嫁入时，小李家开宗立户不过几十年，虽家庭财富日益积累，但文化上的积累有限，还算不上诗书人家，曹氏的嫁入为小李家带来了一股更厚实的诗书气息。不过，她所嫁之人也并非是空有铜臭味的商人，李心培在骨子里实际上是个风雅的儒生，虽然没有得过什么科举功名，但心崇儒学，有一定的儒学功底，李价民小时候家中的藏书和李心培留下的手稿可兹证明，但是这个风雅儒生作为家中独子，需要担起承袭家业的担子，因此不得不弃儒从商。

虽然曹氏的名字已不为多少人所知，但其气魄功德却永垂镇海史册，光照后人。这是个因为有不凡义举而备受人尊敬的老太太。抚养子女之功尚不足留名史册，曹氏之能不泯于青史，皆因其在社会活动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功绩。曹氏生长在旧社会，却有常人不及的远见卓识，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旧社会的藩篱，接受社会新思潮新气象，发展出维新的特质和观念。在妇女解放、政治革命和教育事业上，曹氏都表现出开明而长远的文化眼光，在镇海社会中被传诵至今。

曹氏的开明首先体现在对妇女解放的态度上。清末民初，为女性说话的声音日渐增多，妇女解放问题日益发酵，妇女觉醒和妇女解放属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曹氏有超前的眼光和开明的态度，可谓开创镇海当地妇女解放运动先河的人物，她致力于摒除禁锢女性的旧风俗、陋陈规并提升妇女自立自强之形象，县人公认其为镇海妇女运动之先驱。裹足和缺乏教育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常见状况和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象征，相应地，妇女解放也从这两方面改造做起。当时出现了两种运动，一是不缠足运动，二是兴办女学的运动，这两种运动对于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这两方面曹氏都有关注和涉及。

清末时，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天足运动”潮流。所谓“天足运动”，顾名思义，即倡导放足和不缠足，其由传教士最先提出，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早在1874年就在厦门建立了一个拥有60余名妇女成员的“天足会”，入会之妇女皆不许缠足。除了“天足运动”外，社会上还发展出“天乳运动”，意在反对传统束胸之陋习，两运动皆借“天”一词来表达“解放”之含意，也体现了社会审美向自然主义取向的转变。曹氏作为维新者拥有现代文明的眼光，其视天足运动为身体革命，不但在心灵上十分认同，而且有力行的勇气。她在当时的灵岩区创“天足运动”，并亲自担任灵岩妇女天足会会长，呼吁妇女放足。

如果说天足运动是女性身体的革命，兴办女学则更多是女性精神的革命，争取妇女与男子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基本主题。教育是女性解放最重要和最有力量的工具，与天足运动相比，赋予女子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女性的精神结构和知识结构，进而强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放女性。在兴办女校方面，曹氏同样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17年，她命李觐丹(名光墀，李价民伯父)、李琯卿(名光坫，即李价民父亲)二子以其金银饰物兑银在柴桥创立静德女子国民学校，储存基金达万元，以聘请优秀教师，改善教学环境和设施。柴桥是曹氏的娘家，曹氏把静德女校开设在柴桥，自然也是出于对娘家的一片深情，而在柴桥兴办女校，也进一步提升了曹氏在柴桥当地的声望。

曹氏一生得过两块牌匾，一块题为“卓识匡时”，另一块书为“功在树人”。“卓识匡时”的匾额是大总统黎元洪亲书的，高悬于小李家正中大堂上，以示曹氏的远见卓识和匡时济世的情怀。曹氏的“卓识匡时”，除了体现于曹氏在当地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角色和担当，还体现在其更大的视野、情怀和格局之中。能获得这块匾额，主要是因为曹氏以小女子之身，却直接参与了一件近代历史大事件，即曾捐资助饷支持反袁革命。现有资料中对曹氏这一壮举的说法，多有矛盾之处。《镇海县志》里记载：袁世凯称帝时，夫人支持民军起义讨袁，捐巨资助饷，大总统黎元洪亲书“卓识匡时”匾额赠奖。李价民七弟李俍民的说法是，曹氏的捐款义举，应该是在民军讨袁的“二次革命”时期。八妹李偀民说“卓识匡时”匾额是民国二年或三年由大总统黎元洪颁给祖母的。而李价民的说法是：“父亲托势请得当时大总统黎元洪表扬李母曹太夫人的鎏金横匾，题曰‘卓识匡时’”。

这几种说法哪种更准确呢？可以据确定的历史事件做这样合理的逻辑推论：民国二年和三年是1913年和1914年，当时袁世凯正任大总统，而黎元洪是副总统，他是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的，并且其曾支持袁世凯镇压发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从这些信息来判断，首先，匾额不可能是民国二年或三年由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授予的，因为其时袁世凯正任大总统。另外，曹氏助饷也不可能发生在“二次革命”期间，因为黎元洪曾支持镇压“二次革命”，他不可能自打脸为一个支持“二次革命”的人题写匾额。因此曹氏的捐款义举只可能发生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反袁斗争过程中，如果牌匾确实是李琯卿托势谋得，则可更能佐证这一推论，因为虽然李琯卿在辛亥革命前后即已参加民主革命，并在民国初曾因“反袁”被捕，但其在民国初的年龄、资历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足以能托势到大总统那里，只有到后来随着其社会影响力的积累，才可能有玉成此事的资本。总而言之，基于以上的推论，曹氏的捐银助饷壮举，只可能发生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到1916年袁世凯身死这段时间，而获得黎元洪匾额的时间只可能发生在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期间。

另外，曹氏所捐款数额之大小也不好判断。一种说法是五万两，这种说法主要是李偀民从家里佣人处听到的：“也是为了这块匾，我曾问过一直在我家帮佣的‘董家阿姆’(土生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男人在，偏要挂这块女人的？董说‘以前的阿陈(比她更老的当家女佣)告诉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要打坏人，好人的军队缺军饷，你祖母从头上拔下一支簪来助饷，就值五万两。仗是打赢的，但没有打到这里来’。”老年女佣的话，多半有夸张的成分。“拔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或者说是戏剧化的说法，在旧戏中，因为女人没有经济权，要帮助他人，往往拔一支簪。不过，虽然五万两之说不一定属实，曹氏所捐助的数额应该为数不少，否则恐怕也难劳动黎元洪亲书此匾。

李价民的启蒙教师张幼堂曾写诗称赞曹氏曰：“助饷输财不计缗，兰闺胸次异常人。宏词嘉奖劳元首，‘卓识匡时’一额新。”张幼堂曾担任小李家1918年创办的敬德小学校长，之前是小李家聘请的家庭教师，因此他可能对此事有更详细的了解，“助饷输财不计缗”即言曹氏慷慨捐助，所捐数额不计其数。实际上，无论所捐数额多少，都无损曹氏捐饷资助起义讨逆的义举，正如张幼堂诗中“兰闺胸次异常人”所言，这是个胸怀见识异于常人的女性，她的捐资助饷义举，再次表现出其超前的眼光和令人钦佩的家国情怀。猜测来讲，曹氏的这番义举，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受其子李琯卿的影响，当时的李琯卿，已热情投入到民主政治事业中，曹氏或也受其感染，不过，依照曹氏一贯开明的态度和在妇女解放事业上的积极姿态，她愿捐款相助讨袁革命，多出于一片家国关怀之心和伤怀国是之情，并非只受儿子社会政治热情的裹挟。

横河小李家“革命世家”的声华，就此由曹氏奠基，而其“教育世家”之路，也首先从曹氏的脚下开启。一个“教育世家”的诞生，总会有一个绵延的精神传统，横河小李家重教兴学的家族性格塑造，首先是由这位太夫人开始的，她是横河小李家重教兴学这一精神传统的奠基人。除了命二子在其老家柴桥创办静德女子学校外，其实早在1907年，曹氏即命长子李觐丹出资，并与乡人董祖羲、於尹浩等筹集公私款，创办横河公学。台前创办学校者是两个儿子，曹氏这个伟大的女性在幕后提供训导或资助，横河公学开办后，太夫人年捐银300元助学。

1917年冬，曹氏骤患头风，遽尔不起，溘然长逝。去世时，曹氏受到了应有的悼念和缅怀。二儿子李琯卿在外热心参与民主运动和社会活动已有多年，社会影响力正处于上升时期。他和诸多社会贤达俊彦例如蔡元培、沈钧儒素有交往，因此，曹氏去世后，社会各界表达哀悼和慰问者众多，就连誉满中国的大教育家蔡元培，也亲自在曹氏的哀册上作序表彰。蔡元培能亲自作序，其中固然有李琯卿托请的成分，但最主要还是因为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对曹氏开明的文化眼光和重教兴学精神的感佩。曹氏去世后，横河公学的师生特用题有“功在树人”的牌匾向曹氏致敬，礼赞曹氏为当地教育做出的卓越贡献。相较于大总统填写的牌匾，横河公学师生送的牌匾在形式上分量自然轻了许多，但是其折射的曹氏重教兴学的精神，在价值层面上较之曹氏捐资助饷的义举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