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辗转的求学历程

清末废科举，兴建新式学堂，但是传统的教育形式——私塾教育，在民间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情形在民国前期并没有多少改变。民国初期，政府致力推进新式教育，倾向压缩私塾教育空间，1912年6月28日，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司曾下发取缔私塾令。但是，别说新式小学在乡间许多地区还不普及，就是在有新式学校的地方，童蒙教育也常常是从私塾教育开始的，尤其涉及传统语文教学，私塾教育还是受到比较大的重视。李价民的童蒙教育，就是从私塾开始的。他最先接受的是家庭私塾教育，启蒙教师是张幼棠。张幼棠是父亲李琯卿的朋友，在古文和白话文方面的造诣都颇为深厚，思想深刻且语言幽默，因而素为李琯卿所信任。这种私塾教育的特点是偏重传统，张幼棠身上带有较为浓厚的学究气，在私塾里教授的多是古文。为了让孩子们打下良好的语言和古文基础，出于对张幼棠的信任，李琯卿不但指定张幼棠做李价民的启蒙教师，而且后来又把五、六、七这三个儿子送到当时已在宁波的张幼棠那里接受私塾教育。不知李价民在私塾里有什么样的学习收获，但五弟李健民曾在回忆中提及自己在张幼棠那里念了一册《诗经》和一册《庄子》，竟没有丝毫的兴趣。

不管李价民在私塾里有什么样的收获，这位启蒙教师张幼棠倒值得特别书写。张幼棠不但是李价民几兄弟的私塾教师，而且在敬德小学创办时，李琯卿还聘请他担任学校首任校长。张幼棠一生以教师为职业，从敬德小学离开后，张幼棠辗转多地教书。1945年担任过镇海庄市中兴学校的校长，为期半年多，此后曾赴县立定海初级中学(舟山中学的前身)任教，然后又任教于奉化中学。张幼棠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和语文教师，擅长教授古文，教学风格也是秉承前人的教法并自成一格。张幼棠自己喜欢吟诵，也多教学生吟唱。当时普通话尚不普及，课堂上张幼棠跟学生一起用贼骨硬的宁波话吟诵，张幼棠先是摇头晃脑地领学生大声吟唱，然后叫学生背诵，不多讲修辞方法，每逢张幼棠的语文课，教室门缝里总是飘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对这种教学方法，学生们的接受度和兴趣因人而异，不过，现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数学家张奠宙先生倒是对张幼棠的语文课印象深刻。张幼棠在奉化中学教书时，张奠宙是奉化中学的学生。张奠宙曾回忆说，在老奉中，他特别喜欢上张幼棠先生的语文课，因为张幼棠是能够‘吟’诗的老先生，古文极好。课堂上常常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样的幽默大师，现在已经没有了，后来语文课太一本正经，“字词句篇”当作技术来学，难以以情动人。李价民后来担任镇海辛成中学校长时，把自己的这位启蒙教师请到学校教书，当时张幼棠已年迈，李价民尊称他为“幼师”，经常到宿舍探望，执礼甚恭，并在工作和生活上多加照顾，在当时的师生心目中树立了尊师重教的典范。之后，张幼棠长期在镇海中学任教。

继私塾教育之后，李价民6岁进入敬德小学读书。敬德小学是父亲李琯卿创办的，校舍就设在小李家东厅。李价民是敬德小学的首批学生，当时同时入读的还有大哥、二哥和四弟。在敬德小学李价民接触了各种新思想和新知识，包括最新潮的马列主义，但是对于年幼的李价民来说，这些思想和学说是朦胧复杂的，还不足以影响其清晰的思想取向。

李价民并没有在敬德小学毕业，中途他从横河乡下转到宁波就读宁波四中附小。宁波四中附小坐落在宁波城内月湖西畔的冯公祠(清代纪念抗法名将冯子材的祠堂)内。当时的浙江公立学校按照旧时代杭、嘉、湖、宁、绍、台、衢、金、严、温、处十一府先后排列次序，宁波居第四位，故有第四师范及第四中学。宁波第四师范有附属实验小学，后来宁波第四师范撤销，并入第四中学，所附属小学于是改为“四中附小”。李价民之进入四中附小，当然是父亲的决定，可能李琯卿也意识到，乡下的学校比之城里的学校，在软硬件、知识和视野等方面都存在局限。

李琯卿让李价民转到四中附小读书，另一个原因是李琯卿正“担任四中附小主任，以附小第二部试行设计教育法，实验‘道尔顿制’”。当时李琯卿在宁波的影响力正蒸蒸日上，他抱持教育救国的心志，对探索和实验教育新理念、新模式充满浓厚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李琯卿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杜威那里找到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依据，李琯卿对杜威较为推崇，后来甚至借用杜威的社会政治思想来为他的新国家主义理念加以辩护和论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由于杜威访华，掀起了一股杜威旋风，其思想在中国传播较广，许多地区和学校对实验杜威教育思想有自发的兴趣。受这种教育潮流的影响，李琯卿也积极投入宣讲和实践杜威的教育思想。他以宣讲杜威教育学说为主要目的在宁波开办暑期教师讲习所，曾有“四师”的校友王任叔提及这个讲习所：“1922年暑假，宁波开办暑假讲习所，聘请国内著名之士讲学，促进中小学教师教学修养……而这一教师讲习所，在那时是提倡杜威的教育学说和新文化的传播为目的。那时来讲学的有郑振铎及沈雁冰等。我在这暑假里，也偶然去那里听讲。”这其中，郑振铎就曾在讲习所做过《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报告。

李琯卿积极在四中附小试行“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这两种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都是从杜威教育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其中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弟子、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在1918年创造的一种教学方法，既经提出，就在全世界迅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世纪20年代初，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当时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21年第七届年会中推出了《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这是李琯卿实验设计教学法的时代背景。所谓“道尔顿制”，全称是“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它是由美国人帕克赫斯特受杜威夫妇的影响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创建的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学生的个体学习能力，并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道尔顿制”又被称为“契约式教育”，顾名思义，即在教师和学生以及教授和学习之间引入一种契约精神，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的重点不在于系统的集体教学，而是侧重于指导学生自学。教师创建各种有利于自主学习的学习计划和学习资源，并同学生订立“学习契约”，具体说来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的个别学习情况，指定安排学生完成作业，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完成契约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自由地掌握学习的速度和时间。“道尔顿制”创行后就迅速传到了中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有较大的影响，但十来年后就逐步衰落下来。

无论是推行试验设计教学法还是“道尔顿制”，都说明李琯卿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兴学利教，而且有着鲜明的教育学意识。

所幸，四中附小校友周退密(原名昌枢，曾任上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词》等，在20世纪20年代曾就读于宁波四中附小)有过一段珍贵回忆，从中我们可以概括了解李琯卿及同人在宁波四中附小试验“道尔顿制”的情形：

我想谈一谈发生在附小里的一场教育大改革。但是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只是把这一大改革当作饶有兴趣、闹着玩的事情。一天老师说，我们要实施“道尔顿制”了，既没说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也没说出怎样配合实施的方法。说了就做，一时间，各个班级里办起了“小邮局”“小银行”，引起一番乱哄哄的热闹场面。由级长向同学分发预先印制的仿真邮票，叫同学们向别的年级熟悉的同学写信，然后把信投入自制的邮箱，由专人开启递送给收信人。同时，不知是谁叫我们向“银行”存款，由“银行”给出存折，现在已记不得当时用的是铜元和银角子等真的货币，还是用学校预制的“钞票”。此外，手工课上老师拿来毛竹给同学，叫同学“发挥各自的才能”，把毛竹制成对联、笔筒和搁臂之类的文房用品。一时间在手工课上拿刀劈的劈，锯的锯，削的削，忙个不停。记得就在这时，我拿回一段毛竹制成了一个搁臂，还请父亲给我写上“耽书是宿缘”五个篆字，并由自己镌刻后放在家里，直到抗战中才丢失，迄今还时时想念着它。记得这次手工课上，老师并不参加劳作，只是从旁照料，免得学生弄伤手指，发生意外。

上述的“小邮局”“小银行”，以及同样的手工课经行过一次以后，学校再没做过第二次尝试，而“道尔顿制”四字也再没有人提起它。

想不到在抗战中我在上海遇到当年的同班同学翁景惠、翁信惠姐妹俩，无意中谈起当年四中附小的各种情形和“道尔顿制”，信惠说：“这是当年国外最先进的教育制度(The Dalton Plan)。那时我们还处在二十年代，在小学里推广这一制度可真了不起呀！”后来我查了《辞海》，才知道“道尔顿制”是怎么回事。据《辞海》介绍，这一制度自一九二二年起才在中国中小学实行，这个年代正是我们在四中附小当学生的年代。四中附小得风气之先，而我们又恭逢其盛，真该在这里大大的记上一笔。

周退密所回忆的宁波四中附小实施道尔顿制的情形，只是道尔顿实验过程中的一些片段，不能反映实验全貌，但从其记叙来看，李琯卿的实验似乎是不算太成功的。

不知周退密是否曾与李价民同学过，也不知李价民对道尔顿制是否有同样的学习体验，关于李价民曾在四中附小就读的情形，已少有人清楚，甚至多数人不知其曾在四中附小就读，只有李偀民在回忆中略为提及。李偀民小时经常从父亲李琯卿口中听到什么“道尔顿制”，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于是就跑到三哥那里求教。李价民向八妹解释说：“这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反正，这个从外国传过来的教育制度，在现时的社会现时的学校很难推开。不过，我自己倒是得了“道尔顿制”的好处。”这里李价民所说的好处是，到宁波四中附小就读后，李价民本应该插班到三年级就读，但由于他的作文特别好，所以他的国语一科就直接插班到五年级去了。这种插班制对李价民来说是一种促进和激励，由此促使他用心自学各门学科以求其平衡，最后通过努力，把别的课程也一门门地赶了上去，等六年级国语科学完，算数等学科也赶到了五年级程度。李琯卿看到儿子有如此的学习表现，于是就让李价民试考宁波效实中学，结果一击而中，就这样李价民成了中学生，比起按部就班地一级级就读，李价民足足跳了两级。

李价民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效实中学就读的。效实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创办于1912年，效实之名，取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中之“效实”一词。学校教学质量十分优异，各种科学课都实行外文教学，开办短短几年，就居于宁波公私中学之冠。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考察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后，于1918年与效实中学订约，规定凡效实中学毕业生皆可“免试直入约翰大学正科”，由此可见效实中学办学质量之高及其受信任的程度。到今天，效实中学依然是宁波市最为著名的两所高中(另一所即镇海中学)之一，声誉卓著，办学有自己的特色。李价民兄弟多人曾在该校就读，可考证的情况是：大哥李伟民1925年初中第二届毕业，1927年高中第一届毕业；二哥李侠民1926年初中第三届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即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的前身)，是名列效实革命英烈的人物之一，效实中学80周年校庆时，旅沪校友赠给母校12位烈士铜板刻像，其中一位就是李侠民；五弟李健民1933年初中第十届毕业(实际上是1927年入学效实，中间因病在家休养三年，1936年在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毕业)；七弟李俍民1935年初中第十二届毕业，1939年高中毕业，在校期间，曾被选为校刊《效实学生》主编，1935年就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翻译力作《他回来了吗》；九弟李杰民1940年初中第二十二届毕业，同年他就参加了效实中学由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支部，此后效实中学因战争停办数年，杰民没能在效实继续读高中。因为这层渊源关系，所以举办李价民九十和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效实中学都派人专程参加。

李价民1927年效实初中第四届毕业，1929年高中第二届文科毕业。其就读效实时，大哥和二哥也在那儿就读，李价民得哥哥们照顾甚多。李价民和二哥住在一起，因当时年幼胆小，每晚去厕所都必将二哥从睡梦中唤醒，伴他同去，而性格温和的二哥也从无怨言。

1929年从效实中学毕业后，李价民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其母体则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管理权由外国人把持。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南京路上外国人的枪击，使几十位中国学生倒在血泊当中。惨剧激起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的无限愤慨，学生会决定与其他高校的同学联手罢课。学生的罢课行动，获得了圣约翰大学中国教授如钱基博、孟宪承等的支持，但是师生的罢课行动遭到了当时的外国校长的粗暴压制和羞辱。激愤之下，500多位学生和17位中国教授毅然和圣约翰大学决裂，愤然出走，在上海交大和复旦不予接收的情况下，决定自办大学。1925年6月，光华大学成立，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汇集了一批大师级的教授。李价民到光华大学就读时，光华大学创办才不过五年的光景，但是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几乎是与复旦齐名的私立大学。李价民考入的是光华大学历史系，而当时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建国后华东师范大学两位一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教育学家孟宪承)。顺便提及的是，小李家父子二代实与华东师范大学有不浅的缘分。除了李价民就读光华大学外，父亲李琯卿曾经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而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的另一部分，它是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建立的一所私立大学，其1929年后的校址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该校址合并成立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

李价民就读光华大学历史系的情形已难查考，简而言之，他在历史系就读期间，曾辍学两年多，后复读，但又很快主动放弃在光华大学历史系的学业，于1934年考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从零开始就读。李价民在光华大学历史系的学习时光虽然短暂，但是也打下了一定的历史学训练的基础。他“文革”后曾试图撰写一部有关横河小李家的回忆录，但遗憾的是只写了第一章“封建家族的前辙”。单从这一章来看，李价民确实表现出很好的历史学研究的素养，文笔也非常出彩。对此他那作为大翻译家的弟弟李俍民曾评价说，三哥的写作近乎是太史公的笔法，并认为这与他光华大学历史系的学习很有关系。如果李价民在历史学方向专心发展，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这种学术能力并没有发挥出来，不过，以后教书生涯中，历史倒是他教过的主要科目之一。

公开资料从来没有提及的一件事是，在改读中央大学体育系之前，李价民还曾报考过在南京的某所航空大学，这一说法来自於侃民的追忆。於侃民已说不清这所航空大学的名称，实际上，那应该不是一所航空大学，可能只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下设的航空班。李价民报考该航空班的时间，可能是在1932年之前，因为该航空班已在1932年独立发展为“中央航空学校”并迁址杭州笕桥。李价民应该是瞒着父母报考航空专业的，因为其虽顺利通过了考试并被录取，但之后却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对这个三儿至为疼爱的母亲方蟾卿，清楚在当时的时局下，报考航空专业意味着什么。其时父亲李琯卿已患病在床，母亲接掌家政大权，代表了家中的权威，面对母亲的坚决反对，李价民也只好中途作罢，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航空梦。李价民报考航空专业，或许是出于热血男儿的报国心志，或者是出于对航空本身的兴趣，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於先生在谈及此事时，强调李价民报考航空专业是本身的兴趣所至，於先生感叹自己的丈夫兴趣太广泛了。确实，年轻时的李价民是一个玩性很重的人，他还没有把自己的专业意向或兴趣稳定下来，而是多方面试探和发展兴趣。也是因为玩性重，所以李价民才会有就读光华大学时辍学两年和几次变换专业的举动，也正是因为玩性重，李价民才会在文体方面发展出那么多的爱好和特长。

其实，李价民几次变换专业，不只表现出其专业意向不定或兴趣多元的特点，更凸显出一个热血青年的家国关怀。这一点在他改读中央大学体育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体育本身的兴趣，但直接的动因是受到1934年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铩羽而归这一社会事件的刺激。远东运动会是亚运会的前身，创办于1913年，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并参加了1913年至1934年的历届运动会，但总体战绩每况愈下。在1934年最后一届运动会上，日本人几乎独霸体坛，而中国选手成绩多不理想。例如在田径比赛中，日本得分最多，菲律宾第二，中国垫底，未获一项奖牌，甚至连进入前四名的都很少，为此中国代表团遭到了讽刺和侮辱。而更为屈辱的是，这届运动会被政治事件蒙尘，变成了中日政治斗争的舞台。日本坚持要把伪满洲国拉入远东运动会，处心积虑地想借此让伪满洲国获得国际承认。中国代表团虽多次抗争，但东道主菲律宾不愿开罪强国日本，最终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方案。为表示抗议，中国代表团宣布此后退出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亦就此停办。

中国体育代表团铩羽而归并受到屈辱的消息传至国内，激起国内各界的强烈愤慨，并进而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忱。该事件同样让血气方刚的李价民的内心经受了一次强烈的冲击，并唤起了其体育救国的愿望和心志，其转学体育的抉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其实，李价民转学体育，恐怕也是受了当时的体育救国论的影响。体育救国论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学术讨论。当时面对民族危机，各种救国的口号频出，其中“体育救国”的口号更是响亮。“体育救国”的口号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东方病夫”或“东亚病夫”这个强加给中国人的称号的一种情绪和理智上的回应。“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的“东亚病夫”耻辱感日益强烈，体育在民族危机和民族情绪的刺激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体育而强身，进而强军、强国并抵御外侮，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民族救亡图存之道日益被国人认知和认同。中国体育代表团折戟远东运动会的事件，是进一步激发中国人体育救国的愿望和热情的导火线，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成了像李价民这样的众多热血青年的共同心愿。以后李价民任辛成中学校长，跟人聊到体育的意义，还专门提到这次远东运动会事件对他的影响。

不过，据八妹李偀民的说法，李价民之所以改学体育，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五弟李健民的影响。李健民也是体育健将，他是小李家得过体育奖牌的第一人，获得过1934年全省运动会的万米赛冠军，他捧回家的紫铜奖牌，不仅使全家惊喜，也让当地好些青年人羡慕。

李价民1934年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学习。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最高学府，是高等学校体育教育领域的领头羊，无论在设施设备、师资力量、教学模式还是教学内容上都处于当时国内的领先水平。当然其招生要求也是最严格的，录取标准相当高，李价民能被录取，足见他的运动水平着实不俗。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大学体育系历届毕业生相加不过240余人，这些学生后来多成为中国体育界的精英人物。李价民在中央大学的同学和朋友已知有刘汉明、吴之仁和徐铭完等人，其中刘汉明后来在中央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任教，吴之仁后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是原上海体育科研所研究员。李价民大学毕业后也曾在高校担任体育教职，如果李价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可能也会成为卓越的体育教育家，不过其后来中断大学教学生涯，因缘际会在中学教育管理领域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对于李价民在中央大学的求学过程，李偀民了解得多一点，因为她当时随着三哥在南京就读中学，但可惜李偀民记录不多。据她所讲，在人才济济的中央大学，李价民的体育成绩虽然出色，但并非是最好的，不过，他以其人格魅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成为班级内绝对公认的领袖。在足球场上，李价民也是球队的灵魂人物，司职中大足球队守门员一职。后来中大的同学在他们的纪念册上题词，有“模范青年”和“青年楷模，君可当之无愧”等美誉，其人格魅力折服众人，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大，李价民接受了系统的体育教育并多有擅长，他最厉害的项目是“三铁”，即铁饼、铅球和标枪，因而被誉为“三铁大王”。李价民去世后，其曾在辛成中学的同事沈华振查到了一份资料。资料记载，1935年，还在中央大学就读的李价民曾代表民众组，参加在杭州举办的浙江省第一届运动会，参加了铁饼、铅球和标枪项目，在每个项目上都获得了好成绩，这就是“三铁大王”的由来。沈华振是李价民在辛中校长任上引进的一位体育教师，李价民是沈华振体育教育生涯的引路人。1951年，当时沈华振还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一次，他应在镇海教书的亲戚邀请加入篮球队参加镇海举办的运动会，篮球队在他的带领下，取得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之后沈华振参加宁波地区和浙江省的三次运动会，都取得了好成绩。李价民一直关注着这个优秀的小伙子，省运动会一结束，就找到了沈华振，邀其来辛成中学任教。沈华振对李价民相知甚深，他退休后曾协助编写《镇海县志》中的“体育篇”，因此他看到过记载李价民参加浙江省运动会的资料这件事应该是真实的。不过，不知资料有误还是沈华振的记忆有误，他的说法和事实可能略有出入。民国时期浙江曾举办过六届运动会，第一届运动会是在1930年举办的，最后一届是在1948年，1935年举办的是第四届运动会。所以，李价民在1935年参加的应该是浙江省第四届运动会而非第一届运动会。不过不管怎样李价民“三铁大王”的名号是货真价实的，后来李价民执掌县中，这三个项目也被引入县中来，县中每年举办运动会，都将铁饼、铅球和标枪作为传统项目保留下来。

李价民在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连续就读三年，但又被迫中断了学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法西斯的铁蹄猖狂肆虐，直接威胁到南京，于是，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决意西迁到重庆。其实早在1935年，罗家伦就有先见之明，他预感到中日必有一战，于是命人赶制了900口大木箱，以备搬迁之用。战事逼近南京，国立中央大学4次遭敌机轰炸，罗家伦紧急通知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宣布全校西迁重庆。1937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1500余人，教职员工1000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多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船赴渝。但是这时的李价民，顾念到家庭，并没有随校踏上漫漫西迁路，而是选择再次辍学回乡。古语说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在各地读书的其他兄妹也都因战争原因失学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