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童年的民主启蒙

李琯卿(居中)与长子李伟民(右一)、次子李侠民(左一)、三子李价民(李琯卿怀抱者)合照，摄于民国元年(1912年)。

成年是童年的延伸，童年时看似不起眼的经历中，却隐藏着人格成长的密码。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大都有童年的影子，童年时期细微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与外在环境的互动，逐渐地成长和固化。关于李价民童年生活的细节，可供参考的资料少之又少，但是我们依然尽量把视线投注到他的童年。关注李价民的童年，最重要的是要寻找李价民精神世界的童年根源，发现他孩提时的家庭背景在塑造他性格中的关键影响。

李价民刚出生时，家庭正处于经济上最富有的阶段。父亲李琯卿与伯父李觐丹分家析产，自立门户，手里握着当时来说是巨大的产业。因上海有产业，父亲奉祖母曹氏在上海居住，李价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不过，到李价民略懂事的时候，他已经逐渐感受到家庭经济的变化。父亲年纪轻轻便掌握经济大权，实际并非好事。伯父年长父亲许多，早在民国初年为继承祖业而迁居上海发展，性格老成持重，拥有丰富的经商经验。其投资谨慎，以兢兢业业的守成精神，维护和发展着家庭的产业。但父亲的情形则相反，分家后父亲在上海自立门户，年纪轻轻缺乏商业经验，易于受人怂恿而轻率地投资。伯父在宁波和上海经营的是米行和房地产业等较为稳当的产业，父亲则主要是因为受了资本主义的启蒙并教条地受到实业救国论和科技救国论的影响，喜欢投资各种新型产业，例如曾投资于南通张骞的肯盐公司，也曾投资于仪器公司。这些投资，都因父亲年轻缺乏经验，屡屡受骗于人而失败，终至迁回家乡横河，仅有投资范旭东、侯德榜等开办的久大精盐与永利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企业)，算是仅剩的有成之举，但数度破产清理后，股权终亦落于他人之手。这些投资，在李价民的记忆中，从未见有年度报告和盈利。雪上加霜的是，在岳家方氏钱庄摇摇欲倒时，不擅投资的父亲在同样不善理财的母亲的鼓动下，尽出资产以作支持，但钱庄没有免于倒闭，而自身的家业算是受到了最后致命的一击。一系列的投资失败后，父亲乃知难而退，在商业上不再作他想，之后转向教育救国以寄其理想和热情。

如此年复一年，自己一家在整个横河小李家大家族的经济较量中逐渐落了下风，至少就东边壎房后代来说，伯父一家稳健发展，而父亲则在经济上败落下来并转向政治和教育领域。童年时的李价民，逐渐感受到了因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产生的来自家族中其他家庭的异样目光。例如，因为伯父李觐丹一家早已搬去上海居住，极少回乡，因此横河小李家东房只有自己一家，隔着大堂与西边一家相邻。那家的孩子与李价民兄弟年龄相仿，因为自己家家道中落，那家的几个孩子似乎很轻视李价民他们。堂前天井是大家共同玩耍的空间，两家的孩子在一起时就不免斗气生事。那一家有一辆包橡皮圈的三轮自行车，李价民自己家这边则是一辆铁轮的，在家族堂前天井里，大家常骑着三轮车寻事相撞。按照李价民自己的说法，这大概也是阶级分化，在儿童心理上所起的一种反映。

方蟾卿，摄于民国元年(1912年)

很难确定父亲李琯卿对童年时的李价民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忙碌在外的父亲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李价民回忆说当时自己“一年之中很少有与他见面的机会”。但是从记事起，李价民就知道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父亲和家庭。虽然父亲鲜少直接教导子女，但是父亲身体力行投入社会活动的形象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格特点和价值选择。强烈的家国关怀意识是父亲给予子女最好的家庭教育影响，在童年时种下的种子会随着子女们的成长而逐渐地成长，后来李价民自己和家里的诸多兄弟姐妹无人再从事具体的商业活动，而是纷纷热情地投入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方蟾卿，看护和教育子女的重任也自然落在了母亲身上。应该说，在李价民的性格养成过程中，母亲的影响是直接而有力的，李价民后来为人处世的方式，都明显有母亲的影子。

母亲方蟾卿是出身镇海三大姓之一方家的大家闺秀。镇海方家是发迹于上海的著名资本家家族，以经营钱庄业著称，曾被称之为“执上海商界之牛耳”“上海宁波帮中最有权势和最负盛名的家族”。现小李家后人还保留着方蟾卿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摄于民国元年，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方氏确实有大户人家女子的气质。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照片中方蟾卿身上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她的双脚似乎不同于当时一般女子的三寸金莲，而是大了许多。缠足是严重约束中国传统妇女生活的枷锁，社会上视“三寸金莲”为美，视“金莲碎步”为雅，此种扭曲之审美，陈陈相因，延续千年，亲戚朋友秉持这样一种扭曲的审美观，讥笑方蟾卿为“大足三姐”。实际上，不见得方蟾卿的脚有多大，她只是没有裹足而已。方蟾卿幼时即不愿缠足，长大后长成的一双天足就在一堆小脚女人中格外扎眼。不过，虽遭亲戚朋友讥讽嫌弃，嫁到小李家后，方蟾卿有幸碰到了一个十分开明的婆婆。曹氏对这个儿媳倍加爱护，别人眼中丑陋的大脚，曹氏却视若珍宝。当时曹氏在当地发起天足运动，这个儿媳成了最好的示范，而方蟾卿先前得了不缠足的好处，现又得了新风尚的认同，在婆婆的鼓动下，也积极参与运动之中。但是，方蟾卿的现代眼光和开明程度倒反而不如婆婆，例如，长子李伟民因患伤寒去世，他患病时，方蟾卿不听於梨华之父、留法前辈於升峰先生的建议请西医诊断，宁可相信同善社的江湖骗子，致病情耽误而恶化，最后才从宁波延请名医范文虎弟子吴涵秋来治，但已无力回天。

母亲留在李价民心目中最深刻的印象是热情好客和慷慨大方。实际上，关于方蟾卿的这种性格特征，恐怕再没有比丈夫李琯卿了解得更清楚的了。方蟾卿在1938年就早早过世，年仅48岁，比多病的丈夫还早走了七年。方蟾卿去世时，李琯卿曾亲做一副挽联：“能济我之所长，不能济我之所短，三字定评贤外助。为利他而累病，又为利他而累死，一生无愧善女人。”挽联中的评价，点出了方蟾卿的性格特征及其优劣，可谓准确到位。两“卿”的结合，可算门当户对，但是单从家庭经济来说，两人都没有遗传家族的商业头脑，李琯卿不擅投资经营，方蟾卿也不擅持家理财。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上海的钱庄歇业倒闭者不计其数，岳父家的方氏钱庄也岌岌可危，方家在此危急关头，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钱庄声誉。李琯卿应妻子的要求和鼓动，尽出资产加以支持以维护钱庄信用，但是钱庄还是没能幸免于难，投出去的钱打了水漂，这是导致家庭经济破产的致命一击。

不过，父母虽然都缺乏持家理财的本领，却都有救世济众的胸怀。父亲在外为救济天下而奔走，母亲在乡里也以乐善好施、慷慨助人而闻名。当时乡下竟流传着“没有饭吃，去找李师母”的话，所谓李师母即母亲方蟾卿，由此可见母亲乐善好施的程度。在李价民的印象中，母亲心肠很好，好客殷殷。这从李价民儿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1917年前后，与章太炎并称为“南章北景”的景梅久是父亲的朋友，景梅久字定成，是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他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与章太炎齐名。他是辛亥革命时的著名人士，草拟的《讨袁世凯檄文》，被推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在父亲李琯卿的安排下，他曾避祸藏身在小李家几个月。景梅久是北方名士、民主革命家和红学家，在小李家安顿时，和李琯卿很是谈得来。名士多有怪癖之处，景梅久不修边幅，穿袜子就一双穿到底，不破不会换，尤其是脚臭严重。于是母亲就特地为他买了新袜子，塞满他床边的抽屉，这样景梅久可以经常轮换着穿，既舒服，又可解脚臭之困。

不过，“没有饭吃，去找李师母”的说法，固然说明母亲的热情好客并为小李家赢得了好名声，但凡事有利也有弊，其好客的名声，也招来许多“打秋风”的食客，家境好时这固然没有问题，但及家境变差，过多的食客对家庭经济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八妹李偀民曾说，母亲心肠很好，却不怎么擅长理家，并还常常受骗。小李家虽然是地主家庭，但在物质生活上，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厚，以后家道中落，逢年过节时，家中总是坐满了拉长着脸要债的客人，母亲就常常指使大点的哥哥去外地的亲戚朋友家借债，由此更导致家庭财政每况愈下。最终素以孝顺闻名的二哥和三哥不得不一起向母亲提出必须压缩开支的要求，必须谢绝那些说不出什么关系却端着客人架子长期吃闲饭的食客。但母亲却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她的好客多少也有讲面子的因素，她虽然被迫向儿子们做了让步，但进退窘迫的状况令她无所适从，最后算是离家出走了，住到了她表姐妹家，从此很少回家。总之，父母两人都缺少理财的本领，却都有散财的特性，因此父亲感叹母亲不能济自己之所短，称其为“贤外助”而非“贤内助”。

母亲的乐善好施和慷慨大方，更鲜明地体现在家里收租子的事例之中。每年收地租山租的生动场景，是李价民童年记忆中最有趣的画面之一，它包含了李价民童年时许多有趣的体验。在抽象的阶级理论中，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尖锐对立的剥削关系，人们习惯把这种构想的对立关系绝对化和格式化。这种对立关系，在许多影视作品和小说中，往往通过收租这个环节加以刻画，通过这种刻画，得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印象，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处处都是剑拔弩张的冲突，地主家庭及其子女对农民家庭总是保持着一种身份上的傲慢和歧视。但对于童年时的李价民来说，却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冲突和对立，他只是把收租看成是一件好玩的大事，是一场热闹的嘉年华，收租时会有许多有趣的节目，例如玩谷袋头、学摇船、学晒收谷杂等。对那些来交租的佃农，李价民不但没有优越感，反而有一种亲戚走动的亲近感。收租时请来的雇工，和雇主家自然地有说有笑，作为雇主的小李家会提供丰盛的饭食和比平常更多的工资。李价民喜欢和这些雇工中的年轻人打伙在一起。雇工们忙活一天后傍晚到河里洗澡，李价民记得，家里请来的雇工中有一个叫阿满的，水性极好，能露近半截身子游泳，是李价民在乡下看到的第一个游自由式的人。童年的李价民，看到雇工们下河游泳，自己总也恨不得一同下水，但母亲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对孩子们看管得很严，明令禁止价民和兄弟们下河畅游。

收租的过程中不但不存在剑拔弩张的阶级对立，反而还时时透露着一种温暖的人情体验。例如在李价民的记忆中，有个叫张阿文的山农，租种了小李家祀田中的一片山，山上有多样的收成，杨梅是其中的一项。山地也要交租，说好的是年年送杨梅来结算。每年杨梅时节，张阿文会挑着经过挑拣的杨梅到家里，杨梅是好中选好，大而乌黑，好吃得很，儿时的李价民年年系念这个，因为此时能吃到最好的杨梅。母亲的“气度”很大，在收山租这件事情上，一方面体现出她的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却也体现出她不太擅长理财。除了抵山租部分的杨梅外，母亲还把张阿文挑来的次货一起收下，折算成谷，到收租时扣除，这些杨梅当时不需付钱，如同白吃，家里的男女雇工因为有的吃，自然也会为张阿文说好话。这对山农自然是有利的，而对于小李家来说，一年的山租就基本被吃进肚里了。最好的杨梅拿来供祖和做杨梅酒，其他选好的杨梅分送族内各家，家里大人孩子大碗大碗地分着吃，次货也大碗大碗地分给雇工们，最后吃不了剩下的晒干做成蜜饯。

总之，小李家的收租活动中，虽然存在着地主和佃农、雇工的身份和经济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表现出多少阶级的对立和情感的紧张，那看起来和谐的、热热闹闹的收租场面让李价民的童年平添了很多快乐，他从中感受不到地主和农民之间有冷冰冰的对抗，体认不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什么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反而变成了带有类似亲戚关系的状态。这种奇特的收租感受，部分可以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得到解释。一般来说，地租是地主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但在当时的江南包括宁波和镇海却有一些特殊性。这些地方的地主，许多已兼营工商业，土地收租已经不是经济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这些地方的农民，也不以租种土地作为维持家庭经济的主要手段，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城乡交流，农民多了许多求食谋生之路。也就是说，对于像当时的宁波和镇海这样的地方来说，地主和农民之间通过土地租赁而形成的依附关系并不紧密。另外就镇海江南地区来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曾有过国民党左派领导影响下的农民运动，成立了农会，经过斗争并取得了二五减租的胜利，斗争使得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不过，小李家和佃户及雇工之间建立的这种较为温馨的关系，也在在显示了小李家的家庭文化的自身特点。父亲李琯卿有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倾向，而母亲虽出身于大户之家，对他人却不拘泥于身份高低之分，天性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父母亲的意识里并没有多少阶级和身份差别观念，从而这个家庭呈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开放和包容。这种家庭文化特点从另一个事例可得到进一步确证。那就是，在以小李家为中心的儿童玩耍和游戏中，也没有身份的限制，邻家的孩子，即使是穷人家的孩子，只要他们的父母允许，都可以参加进来，在玩耍过程中，也没有因身份而发生欺凌的问题。李价民后来的人格特质和教育管理理念，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家庭文化中得到解释。

李价民在回忆中是带着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对土地租赁关系的感受，即认为收租过程中的那种欢快和温暖的体验妨碍了他对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的认知。但实际上，这种童年体验对他的人格养成具有格外积极的意义，正是因为李价民的童年体验里没有阶级对立的感受，没有观察到地主和农民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剥削和掠夺关系，他看待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眼光就变得纯净而自然，他没有多少地主家庭子女相对于农民或佃户家庭子女的身份优越感和傲慢，没有什么做少爷的体验和心态。李价民妻子於侃民和女儿李晓山，都格外强调李价民对工农的感情。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文化人，较之一般人更愿意与工农打成一片，更愿意善待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李晓山回忆说，常有家乡来的农户登门拜访，这些客人在自己家总会受到父亲和全家热情地欢迎，母亲会尽可能地拿出家里的好东西招待客人。李价民任镇中校长时，一直强调全校师生要平等对待校工，他自己常常找学校的食堂师傅和花匠等工友聊天，工友俞汝发、林直生师傅与他相交甚深，俞汝发退休后虽然腿脚不方便，却时常一瘸一拐地到李价民家里探望。李价民对待工农的这种感情和态度，表现了他鲜明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可被概括为大众取向的平民化人格，拥有这种平民化人格的人，会主动融入大众和百姓。根本上来说，平民化也即民主化，拥有平民化人格的人，往往会拥有民主的信念和思维，李价民后来把民主植入学校的文化，他治校秉持的就是民主的方式和风格。这种人格特质的形成，应该与他童年的经历和体验，尤其是对租赁关系的感受以及与雇工相处的经历有某种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