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晚期怀疑主义的后现代色彩

古希腊怀疑主义产生的因由已如上述，非常有意思的是，古希腊怀疑主义者还对先前各种“形而上学”（包括伊奥尼亚学派派的本体论即自然学的形而上学、苏格拉底师徒们的逻辑学即认识论和语言学的形而上学，以及晚期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进一步作了病理学的诊断，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希腊怀疑论者对各种“形而上学”病症所做的“病理诊断”，乃是“向总体性挑战”的后现代主义在希腊晚期的一场不折不扣的精彩预演！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告别”（利奥塔语）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对各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模仿论”“映现论”所展开的极具反讽性的质疑和清算性的“解构”，与两千多年前皮罗主义对各种“独断论”所进行的全面审视和彻底悬疑，这二者之间难道没有足够多的似曾相识之处吗？在笔者看来，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无疑肇始于古代的希腊，后现代的“反中心主义”所依凭的各种理据，至少也从皮罗主义的“反自然学”“反逻辑学”“反语文学”那里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启发！毋庸置疑的是，古希腊的各种形而上学确实存在着强烈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也就是我们说的“映现论”“镜像论”）的诸多嫌疑，在笔者看来，希腊古典哲学中的“逻格斯”的三个要义，即言说（语言符号）、理性（思想概念）、定则（对象本质），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颇类似于上文语义学中的语义三角关系，正是这种区隔离散、游移不定的三角关系，不可避免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模糊不定感，古希腊怀疑主义对能指与所指、指号与指称、指号与思想、思想与对象之间的确定性和恒定性的质疑也就由此而生：其一，“道”（这里有“定则、本质、指称、对象、真理”等含义）果真存在吗？换言之，我们究竟依凭什么可以贸然断言“道”（定则）存在呢？其二，即使“道”（定则）果真存在，试问，“道”（定则）可道（这里的道有“言说、话语、表达、表述”等含义）吗？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能够凭依什么去道说、叙述、指称“道”（定则）这一外在对象呢？难道我们去凭依自然天成的语言（有如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学派或“日常语言”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吗？但人类语言又为何如此异质繁多呢？抑或我们能凭借人工设计出来的所谓的“理想语言”或“标准语言”去强行指示（有如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或“人工语言”学派所期许的那样）吗？那么，试问，我们又能凭依什么来确保人工语言中人为“约定性”或“任意性”的清除呢？其三，再退一步说，即使“道”果真可以“道”（表达、叙说），也该是“非常道（叙说）”也！也就是说，事物之“道”（这里既包括外在的物理之道，也包括内在的概念思想之道），恐非某种单一恒常的“元语言”（不论是自然的语言还是理想的语言）所能清楚、精准叙述得了的，为了道出那“道”（含物理之道和思想之道），人们难道不应该回到多彩纷呈、真实可感的“生活形式”中去吗？语言的“道听途说”与人类的生活已经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全然成了人的生活本身，因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可以这么认为，“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在古希腊怀疑论者看来，“语法学家当然没有判定人们应按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说话的自身可靠的标准，他们所能诉诸的只能是每个人的说话实践”。因此，人们“遵循语法规则，而只需依循通常用法”就已足够，看似“俗不可耐”的日常生活本身、看似“模糊多变”的日常语言，未必就会比那些形而上学的“专家生活”和“精制语言”逊色多少！

希腊晚期离散化的社会现实是晚期希腊怀疑主义得以扎根、发芽的土壤；“哲人”们认识研究活动的旨趣从自然万物到社会人伦、从外在逻格斯到内在逻格斯的转移，是晚期希腊怀疑主义得以中兴的认识发展的逻辑根基；由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性产生的“语言的囚笼”，以及语言符号的抽象化演变，又为语言对“所指”、思想对“实在”所谓的精确“表象”平添了更多的变数，这是晚期希腊怀疑主义得以勃兴的语言发展胡逻辑成因。古希腊“逻格斯”的三要义——外在逻格斯（事物的逻辑）、内在逻格斯（思想的逻辑）、内外逻格斯的表达逻辑（语言的逻辑）——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给了人们一个强烈昭示，其间存在着模糊、游移和多变的“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