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陈寅恪先生曾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断言：“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无论中华传统文化之勃兴是否会以新宋学的面目与姿态复归，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夏文化振兴之主要内容必然涵括对于宋学的研究与诠释，特别是对于宋代理学的核心思想以及方法论、思想史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探讨。因宋代学术之大成就体现于宋代新儒学或理学的建构，理学为古典儒学之重光。宋代理学的使命则是在外来宗教与文化的挑战下，以回归先秦古典儒学之“下学上达”而认知天道的精神为第一要务，借鉴佛教哲学、道家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长处，重建与树立儒学的基本骨架，补充与丰满各儒学范畴的主要内涵，厘清并区分各儒学范畴间的逻辑关系与次序，将宇宙论、心性论、人生论、价值论、政治论有体系地加以整合，使得这一发源于西周的思想巨人重新站立于历史长河，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支撑起人间之伦理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秩序。理学的建构方式与内容对于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夏文化之重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