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管理观念
管理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可能是世界的。中华管理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历史长河中对创造、巩固和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一传统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阻碍、制约管理现代化和民族现代化发展的方面。科学、客观地认识这一历史传统，把握历史机遇，变革和创新中国管理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学科体系，是我们今天实现管理科学化、实现管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一、管理思想
传统中华管理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一体化管理、“安人”的管理和“中庸”的管理。
（一）一体化管理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协调的统一体。人生在世，人类社会不应违背自然和社会的“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形成了传统管理思想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过程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协调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这种一体化管理，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同一的过程。生产劳作过程中碰到的技术问题，不同行业、职业的特殊要求和特点，都解释为人如何去感悟、体会万事万物内在的“道”，而后如何使自己的操作复核这种“道”的问题。
在管理过程中，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观念、行为上的教化是基本工具。在这种管理观念支配下，所有的问题都是一类问题。一个组织要达到的目标，管理者的个人意志与行为方式，基于下属忠心、态度、表现的控制、奖惩和晋升体系，成为管理过程中显著的特色。
（二）“安人”的管理
安人的管理，即以稳定、安定为最高价值的管理。“维持生存性组织”管理观念上以协调、和谐和生存延续为最终理想，组织的延续和生存是最高价值，相应地，管理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或伦理是协调，是组织的延续本身。常见于口头笔端的“治国安邦”“长治久安”“天下大治”，是从管理者出发的安人。以管理者提出、确立起来的制度层面的观念、意识形态为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方面。
它在管理观念上追求“天人合一，维人则天”，在社会管理上崇尚“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力争“知行合一”“情理合一”和“合情合理”。要求管理主体做到“内圣”与“外王”相统一，达到与自然、社会适应、协调，实现“天人合一”“天地合德”。
（三）“中庸”的管理
一体化管理思想，“安人”的管理观念和目标，追求“天人合一”必然导致“中庸之道”。要想达到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行为与观念、“人欲”（社会）与“天理”（道）的高度和谐，交融合一，就不能走极端。管理行为上力求使事物不至过分偏离稳态，不“过”，“过犹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观念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出头的椽子先烂”“外圆内方”之类的人生哲学和行为方式。
中庸的管理不仅来自“天人合一”的天下观，也来自日常生存、生活的经验现实。几千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不仅如此，由于上述观念同时衍生出中国传统理想道德的人格观念和追求，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外王”，成为一种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因而，中庸的管理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修养、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中庸的管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中庸之道造就了行事、处事、管理中注重适度，不走极端，追求协调平衡的基本管理精神；消极的一面是这种中庸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化、情感化逻辑结合起来，在很多时间会导致是非不清，“纲不举、目不张”，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框架。同时，中庸之道与“礼治”“德治”的制度性压力和情感性压力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造成管理方面不利的后果。
二、管理思维
基本管理思想同时也是管理思维方式。后面叙述的管理方法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管理思维。除此之外，具有显著特色的是在血缘伦理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化思维方式，强调谋略、注重谋划的思维倾向，“执经达权”“通权达变”的思维方式，是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情感化思维
传统儒家以人的情感心理作为出发点，以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子之爱以及兄弟之爱（家庭成员），以亲情作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家庭血缘伦理而引申到社会政治伦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引申到宗教伦理（三年之丧、祖先崇拜等），形成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感性的情感化思维方式。
这种情理交融的人性思维方式，是一种包含情绪、欲望，又和理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体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它不只是由理性去控制、引导、支配感性，更重要的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情合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和渗透，贯通和统一。
（二）重谋略、善谋划
春秋战国时代便形成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谋定而后动”的基本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思辨性思维发达而分析工具不发达，长于综合思维而缺乏具体分析工具的历史传统导致中国人管理思维方面的重谋略、善谋划特色。
不管从正史角度，还是从民间传说角度看，对谋士类、工于谋断类历史人物的尊崇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最崇拜、最欣赏的是善于“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物，从姜子牙、孔明，到历朝历代不同层次上此类人物被传颂的广泛程度，可以看到这一鲜明特色。
重谋略、善谋划的管理思维导致中华管理传统中注重全局性、注重长远利害关系、注重总体上的把握和控制，一定程度上也忽视，甚至抑制了分析方法、分析工具的发展。科学精神的欠缺，除了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外，不能不说上述思维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执经达权，通权达变
中华传统管理思维另一显著的特点是“执经达权”的思维方法。“经”与“权”是中国传统的一对重要范畴。“经”指规范、原则性；“权”指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经与权，即所谓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按原则性办事与适当变通之意，它们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这种经权观，首先强调“执经达权”，即根据一般的管理原则和“情理”，来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的目标。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通过不断的变通来延续、实现。
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由于具体的情境、人情、情感关系，突破和冲淡了制度的普遍形式的严肃性和无差别性。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就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于“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的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