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华人移民形象与其文化印迹

近现代移居欧洲的华人华侨在时代的大变革中，既经历过中国国内帝制被推翻、外强侵略、军阀割据、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也经历了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大地的战乱与动荡。从19世纪到新中国建立，欧洲的华人移民以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的建立为分界线，经历了两次大的浪潮。这一时期的欧洲华人华侨由于移民路径和背景的大相径庭，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以水手、雇佣华工、商贩、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华人华侨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低下甚至目不识丁，由于贫穷、战乱等原因离乡别井，闯荡欧洲。为了养家糊口，在欧洲的移民生活常常困顿难言，更由于教育水平低下，语言文化不通，尝尽寄人篱下的辛酸。另一个群体则是在国内受过良好（启蒙）教育，或官费资助或自费前往欧洲主要大国留学的精英群体。这一群体中群英辈出，既有后来科学界的泰山北斗，也有为中国革命运动奔走奋斗、日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士。两个群体均在欧洲的华人移民史上刻下了独特的烙印，除了给移居国留下了与中国移民文化相关的文化印迹之外，也塑造了当时移居国对中国人的形象和对中国的了解。

20世纪30年代旅欧华侨的生活之艰苦，从邹韬奋《萍踪寄语》中的记载可见一斑。“他们生活的俭苦，实在是欧洲人所莫名其妙，认为是非人类所办得到的！现在巴黎的里昂车站附近有几条龌龊卑陋的小巷，便是他们丛集之处。他们往往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其余的地板上就是铺满着的地铺。穷苦和龌龊往往是结不解缘的好朋友，这班苦人儿生活的龌龊，衣服的褴褛，是无足怪的，于是这些地方的法国人都避之若蛇蝎，结果成了法国的‘唐人街’”，更有甚者，由于华人小商贩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低下，难以保护自己，“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呜呼中国人！这是犬马不如的我们的中国人啊！”不仅在法国，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华人小商贩，也时常要面对所在国人们的冷眼和鄙视，生命和安全往往得不到保障，更有不少不幸者则在战乱中遇难身亡。

近现代德国的华人聚集区域，一个是北部重要港口汉堡，另一个则是留学生最为聚集的首都柏林。汉堡的华人区域在鼎盛时期曾在今天的市中心圣保利区形成了一条非官方的唐人街，遍布华人餐馆和旅店。纳粹德国时期，大量汉堡的华人被非法逮捕，家产被没收，甚至被关押进纳粹集中营，遭受非人的折磨。柏林的华人则主要聚集在两个地区，一个是柏林东部靠近波茨坦广场的弗里德里希哈恩（Friedrichshain）区，主要为以浙江青田人和温州人为主的中国小商贩聚集区，这一区域生存环境恶劣，酒鬼、失业者众多，中国商贩多为非法入境者，靠沿街兜售小商品谋生，身份和生存来源都没有保障。另一个区域则与之形成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对比，位于临近西部柏林商业中心选帝侯大街的康德大街沿线，这里主要聚集了在柏林攻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依靠政府奖学金或者家庭资助，往往生活无忧，出入于中国餐馆，衣着入时，生活作风精致西化，与当地人保持着礼貌的往来。1923年在康德大街130b号开业的一家中国餐馆“天津饭店”成了当时中国学生相聚的热门地点，甚至吸引了媒体的报道。在德国人的眼里，这里出现的中国人“大多带着角边眼镜，留着梳向脑后的背头”，他们中的很多人形象考究，举止礼貌优雅。在中国学生留学德国的20世纪“黄金二十年代”中，中国留学生给普通德国人留下了良好的族群形象，他们当中与德国女子结合为异国夫妻甚至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正如李明欢所言：“每个移民身上都烙着一定的文化标记，积淀着与生俱来的经验与记忆，因此，人口的跨国迁移，必然涉及不同文化的碰撞。”一种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移民在移居国的文化印记是文化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语言交融现象。相对于人际间交流，跨语际交流也是族群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上不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语言现象是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文化载体互动的历史，并成为文化交融的重要标志。

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一批华侨海员失业，生活无以为继。经过一位荷兰神父多思（Doess）指点后，一些华人失业海员开始制作长十厘米，宽五厘米，厚半厘米的花生糖，用透明纸包好后在市中心叫卖。由于花生糖符合荷兰人的口味，且物美价廉，很快就带动了更多的海员开始转卖花生糖。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有中国人售卖花生糖的身影，以至于“卖花生糖人”一词甚至进入了荷兰语字典，这些中国人被当时的荷兰人称为“花生糖中国人”。花生糖也由此成为华人华侨在荷兰留下的独特文化印记。

同时，语言作为文化中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影响着语言使用者对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德语中的中文来源词现象就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佐证。经过考证，现代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至少有167个，其中出现时间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25个外来词带有明显的方言背景。从语言交流和融合的角度看，早期进入德语的中文外来词发音多源自粤方言，主要通过英语进入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早期华人移民潮主要来自粤、闽等南部沿海省份，主要移民流向地为北美和东南亚。早期的北美华人移民在当地留下的文化印记不仅体现在早期华工留下的遗迹上，也同时留在了当地的语言中。这些文化印记通过语言的转借在19、20世纪进入德语（表2-2）以及其他欧洲语言，成为今天了解早期华人移民来源以及当时中西方贸易及文化交往领域的一个渠道，也成为早期华人移民在迁入国语言文化所留下印迹的明证。如19世纪末由北美中餐馆华人发明的“炒杂碎”（Chopsuey）一词在20世纪初的德国各华人餐馆均有供应，甚至成为菜单上必不可少的菜式（见图2-2）。这个对国内中国人而言非常陌生的词汇却在其出现后的一百多年内，在西方广泛传播，乃至进入了大多数西方语言，成为固化于大部分西方语言中的中文来源词，成为西方人熟悉的中国文化符号，也成为华人移民带来的跨语际互动成果的明证。

表2-2 现代德语中具有方言来源的中文外来词

图2-2 1930年汉堡圣保利区一家华人经营的餐馆以“炒杂碎”为特色菜肴

二战结束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于加入西方阵营，获得了美国马歇尔战后重建计划的资助，迎来了经济崛起及飞速增长期。华人移民在德国的形象一度进入了新的阶段。以柏林为例，战后一些由曾经的留学生开设的中国餐馆因时应势，以优雅的品位和独特的魅力给传统中国餐馆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带来了一股新的气象。其中代表者为1957年在西柏林市中心开张的“香港酒吧”和20世纪70年代开张的“泰东酒楼”。“香港酒吧”经营者Hak-Ming Yue来自广东，1936年来德国，先后在达姆施塔特和柏林学习并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转而开设一家名为“岭南”的中餐馆，后来开设了在柏林大受欢迎的“香港酒吧”。酒吧的风格一改传统中餐馆的纯中式风格，极为别致、优雅及国际化，其装潢手笔出自来自上海、曾师从德国建筑大师Hans Scharoun的Chen Kuen Lee之手。酒吧内设爵士舞池，20世纪60年代一度成为城中名流喜爱光顾的地方，也常常吸引大批市民围在门口观看。随着1961年东德建造柏林墙，东西柏林对峙，政治气氛紧张，很多西柏林企业向西部德国搬迁，西柏林的餐馆服务业也受到冲击，“香港酒吧”于1967年关闭。1970年，Hak-Ming Yue在选帝侯大街上重新开设了“香港餐厅”，该餐厅也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西部柏林的知名餐厅，经营者Hak-Ming Yue也被地方报纸冠以“中国首领”和“来自广东的为人友善的百万富翁”之称。同期开张的位于市中心布达佩斯大街的“泰东酒楼”，经营者Hsiao Tianwen的女儿Susanne Hsiao曾为电影明星，后来嫁给了柏林当时最著名的明星和主持人哈拉德·容克（Harald Juhnke），后者的知名度也在当时使得“泰东酒楼”在柏林广为人知，成为热门的聚会地点。由于商业规划改建，“泰东酒楼”旧址已不复存在，但直到2010年前后，容克为“泰东酒楼”所做的举筷品尝烤鸭的大幅广告一直都在市中心繁华地带矗立，成为西柏林市中心的著名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