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术思想

毒邪学说始于秦汉时期，形成于晋隋唐宋时代，明清时得到快速发展，在当代发展达到高潮。张学文教授融汇古今，结合临床，发展了毒证学说。

《说文解字》说：“毒，厚也，害人之草”。毒本指毒草，后引申为有害之物，《广雅·释诂》云：“毒，犹恶也”。《广雅·沃韵》云：“毒，害也”。

秦汉时期，医家认为毒是重要的致病因素，《黄帝内经》有“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和防治疾病要“避毒气”、“去毒”之说。《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许多具有解毒作用的药物。《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介绍了阴毒、阳毒病。《中藏经》认为毒可因外感、内伤七情、饮食劳逸，积久而成，“五疔者，皆由喜怒忧思，冲寒冒热，恣饮醇酒，多嗜甘肥……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虑散，始变为疔”。

晋·葛洪《肘后救卒方》认为温病、疮疡及动物咬伤、食物所伤、物所害的疾病是感受“毒病之气”、“卒中诸毒”所致，将毒分为“阴毒”、“阳毒”、“温毒”、“伤寒毒气”、“丹火恶毒”、“药毒”、“饮食诸毒”、“狂犬咬毒”等，温病是“年岁中有疠气，兼夹鬼毒相注”所致，突破了六淫致病和“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说的束缚，为后世温疫学说、“疠气”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葛氏认为毒邪致病与一般的六淫邪气、七情、劳逸、跌仆损伤不同，毒邪致病发病急骤、致死性大、临床表现特殊等。葛氏把具体的疾病与相应的毒邪联系在一起，与六淫致病说相比更趋合理，更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加准确的方向，使治疗更具针对性。

隋唐宋时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论述了“风毒”、“热毒”、“疫毒”、“水毒”、“湿毒”、“痰毒”等致病的病机及证候，涉及临床各科44种病证，指出排毒、解毒治疗的重要性。唐·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认为邪气过盛或蕴结日久即可化成“毒邪”，如痰郁结日久变成痰毒等，火热炽盛而成火毒。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于许多病证从毒而治，介绍了大量的清热解毒方法，张师总结为清热解毒泻火法（青葙子丸和三黄散）、清热解毒益气法（茵陈汤加人参）、清热解毒养阴法（治消渴除肠胃实热方和干地黄汤）、清热解毒辟秽法（太乙流金散）、清热解毒凉血法（犀角地黄汤）、清热解毒疏风散邪法（连翘汤和犀角汤）、清热解毒燥湿法（白头翁汤合地榆汤）、清热解毒祛瘀法（产后下痢黄散方）、清热解毒芳香化浊法（五香连翘汤）、清热解毒开窍安神法（牛黄丸）、清热解毒熄风法（大黄泻热汤）、清热解毒通利法（八正散或地肤子汤）等十二法。

明清时期，医家认识到温疫是外感疫毒之邪所致。吴又可《温疫论》提出了“疫者，感天地之疠气”之说，认为“疠气”是“毒邪之气”，温疫初起，“凡元气胜者毒亦传化”。毒还包括六淫之外的一些特殊致病物质，余霖曰“疫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雷少逸《时病论》认为“温热成毒，毒邪即火也”；王孟英认为“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徐延祚《医医琐言》认为“万病唯一毒”、“一毒乘三物”、“六淫之邪无毒不犯人”、“精郁则为毒”，把毒邪列为病因之首，认为“毒者无形也，物者有形也，毒必乘其形，既乘有形，然后其证见矣”，“毒之所在病必生焉。其发也，或自外而触冒，或自内而感动，病之已成，千状万态，不可端倪，然其大本，不外于此”。

毒分外毒和内毒，外毒指自然界存在的毒，内毒指源于体内的毒。

外毒存在于自然界中，是外感疾病的主要病因，可分为三类。

自然界正常的气候变化称为六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风为春之主气，暑（火）为夏之主气，燥为秋之主气，湿为长夏之主气，寒为冬之主气，如六气“至而不至”、“至而不及”、“至而太过”，就会产生相应的客气，即反常之气，称为六淫。正不胜邪，感六淫为病，一般而言，“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气候急剧变化，六淫相杂，天地之气不流，或六淫内伏，蕴结不解，或六淫过盛达到一定程度便转化成毒。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尤在泾指出：“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重订通俗伤寒论》曰：“火盛者必有毒”。一般情况下，六淫入侵机体后，内伏蕴结不解，多先从火化而后成毒。雷丰《时病论》云：“冬令过暖，为感乖戾之气，至春夏之交，更感温热，伏毒自内而出，表里皆热。”“岭南春草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南地暖，故太阳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

物毒产生有两个方面的机制，一是性味过于厚重亢烈成毒，物有寒、热、温、凉四性和辛、酸、苦、甜、咸五味，如果性味过于厚重亢烈则可成毒，所谓“毒，厚也，恶也，害也”。二是变性成毒，物质的产生与变化离不开温度、湿度、日光、气体的流动与气压，即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作用，六气壅滞蕴结会导致物质发生性味、结构的改变，或物质存放、保管不当，气不流动而郁结败坏，从而产生毒。《诸病源候论》云：“郁肉毒者，谓生肉及熟肉内器中，密闭头，其气壅积不泄，即为郁肉有毒”；“杂毒因暖而生。”叶霖曰：“盖旱涝兵火之余，烈日郁蒸尸骸之气，与亢盛之气混合化为渗历之毒，散漫于天地之间，沿门阖境最易粘染。”

特殊毒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但不能用六淫毒、物异毒进行归类的致病毒气、毒物，如古代医家所言的厉气、杂气，当今所言的细菌、病毒和物理性、化学毒性、药物毒性。

内毒是由于外邪作用于人体后化生的病理产物，或某些代谢产物蕴结所成，内毒产生的机制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血液是人体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通过经脉运行于组织器官，周行而不停，血液壅滞则失其正常之性，败坏生毒。组织器官的代谢产物常渗入血液中，在病理状态下，组织器官产生的病理产物大量进入血液中，导致血液败坏，从而化生毒素。

水是体内各种津液的总称，与脉并行，既能滋润组织器官，又可带走代谢产物，水道通畅可使有害的产物排出体外，而不致损害机体。流水不腐，如果脏腑功能失调，三焦不畅，水道不通，水液蓄积，代谢产物潴留体内，使水液发生变性腐败，即可化生内毒。

粪与尿是谷物在体内的终末代谢产物，对人体有害，必须不断通过腑排出体外。如果腑道不畅，粪尿停滞体内即为粪毒、尿毒。

痰湿是源于水谷的终末代谢产物，是津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宜排出体外。如果痰不能正常排出，留滞体内，蕴结不解，久之即可成痰毒。《沈氏尊生书》指出：“郁火凝结，久成痰毒。”

膏源于饮食精微，在正常情况下，饮食精微通过脾胃运化生成维持生理活动的膏。《灵枢》云：“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阴股”。若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脾胃受损，水谷精微不能完全被运化输布，则堆积体内而成膏浊，膏浊蕴结不解即可变性成毒。

组织器官是有形之物，在致病因素作用下，常可发生病理改变，如果病理改变严重，组织器官败坏则可酿生内毒，如组织败坏所生的脓。

张师认为外毒和内毒在疾病发生演变过程中密切相关，外毒作用于人体，损害脏腑气血，导致气血败坏、脏腑失调，产生内毒。脏腑失调，浊气不降，内蕴损伤气血，正气不足则外毒乘机内侵致病。

毒邪致病与六淫致病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兼夹性指毒邪常与其他邪气相夹侵害人体。外毒常依附于六淫、食物、药物、虫兽等致病，吴鞠通《温病条辨》指出：“诸温挟毒”，“毒附湿而为灾。”内毒常依附于体内病理产物的痰湿、瘀血、积滞、火热、水邪等，形成痰毒、火毒、瘀毒、粪毒、溺毒、水毒等，内毒一旦形成就成为更剧烈的致病因素，导致病变恶化。邪毒致病的既有兼夹病邪的特点，又具有毒的特征，毒依邪势，邪仗毒威，加重对人体的危害。因此，临床上辨毒证时应明确其兼夹病邪，以澄其源。

暴戾猛烈指毒邪亢盛致病力强，毒邪致病具有发病急骤，来势凶猛，变化迅速，极易损伤正气，败坏形体的特点，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常常病情较重。毒邪外袭，体质弱者触之即病，体质强壮者感受疫疠毒邪亦常难于幸免，且传变迅速，多不循经内传，起病时常气营同损，或迅即内陷营阴，逆传心包，病势急重。内毒作祟，常使久病、疑难杂症猝然加重，病至极期，不断恶化，产生痉厥、动风、出血、神昏、关格等变证。毒邪所致疾病绝大多数属于急危重症，病死率高。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曰：“风温证，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躁，舌绛齿板，痰咳，甚则神昏谵语，下利黄水者，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间有生者。”

从化性是指毒具有以体质为根据发生变化的性质。毒邪是致病之因，体质、人体的机能状态是决定发病与否的根本。毒之为病所产生的病变类型与体质密切相关，可因体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病理转归，体质强壮者多实证、热证、阳证；体质虚弱者多虚证、寒证、阴证。如素体阴虚，冬伤于寒，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则发为温病。章虚谷云：“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故人身阳气旺，即随火化而归阳明，阳气虚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

毒邪致病常具火热的特征，毒之为患虽有从化不同，但邪气胶着蕴结，久郁则化火，大多以高热、烦渴、烦躁、红肿、溲赤灼痛、舌红或绛、苔黄或燥、脉数为主要特征。

《温病条辨》云：“温毒者，秽浊也”。毒邪致病，一方面是毒性火热，常损伤气血津液，败坏形体，产生秽浊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如风热挟毒则下黄赤汁及脓血，湿毒浸淫肌肤可见淫水淋漓、分泌物臭秽。另一方面是湿浊痰瘀积聚生毒。毒邪具有秽浊之性与其成因密切相关，毒邪除在反常的气候条件下形成外，易在污秽、湿浊、肮脏、腐败的环境中产生。临床上，秽浊性常表现为神情呆滞、昏蒙、面色秽浊如蒙油垢、口气秽浊热臭、目赤眵多、口中黏腻、黏液增多、大便黏滞臭秽，或毒害部位腐烂成脓，或疾病缠绵，顽固难愈。

络脉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有气络和血络之分。气络是卫气运行通道，血络是营气运行通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络脉当是充盈满溢、出入自由、温煦濡养、排除废物，是机体最重要的运毒、排毒通道，是机体发挥整体排毒最重要的功能结构。络脉常为毒邪侵涉之所，与痰瘀湿诸邪胶结之所，又是毒邪进一步化生并为害之处。如果多种原因导致络脉功能失调，则常使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体外，蕴积体内过多而生毒邪。毒邪善窜络脉，滞气浊血，进而伤及脏腑，成为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

毒邪伤络动血，迫血妄行，临床可见各种血证，如斑疹、吐血、衄血、尿血、便血。外受毒邪，多深入营血分，耗损营阴致络伤血瘀，气机壅滞，不但动血耗血见出血及斑疹、黄疸诸症，更甚者如神昏、谵语、痉厥、亦可出现。毒热灼津燔血，熏灼肝经生风，或风夹痰瘀闭阻脉络可致痉厥、头痛剧烈、抽搐及中风诸证。毒邪壅滞，熏蒸血脉肌肉，内攻脏腑可致肠痈、肺痈，外趋肌肤可致痈疽疮疡。毒邪瘀滞脑络，伤络脉，消脑髓，则可致呆痴、癫、狂。

毒邪可败坏形体，极易耗伤正气，导致正气越来越虚，邪气越来越强盛，正虚邪实，病机复杂，病情危重顽固等。毒邪致病直接外受，毒性轻浅、伤害机体不重者，可驱毒邪外出，病可向愈。

毒力强烈常会对气血阴阳及脏腑造成极大损害，在气血津液耗伤，脏腑受损的同时，常产生痰饮、瘀血、积滞等病理产物，促进使内毒产生，痰浊瘀血等代谢产物的堆积，与毒胶结，可使三焦气机不畅，一方面可使邪毒顽恶难解、病邪深伏、病势缠绵；同时又可加重对正气的损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病情加重恶变。

外毒致病大多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感染的邪毒不同则病变部位、病程经过及临床表现不同。吴又可《温疫论》云：“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

毒邪内攻脏腑，以神机失用、动风、清窍蒙蔽、厥脱为重危证。脑为元神之府，毒性猛峻暴烈、火热，极易上炎脑髓，损伤元神，或所致之秽浊上壅蒙蔽，导致清窍失灵、神机失用，表现为神昏躁扰、谵语、暴盲、暴聋、失音。肝体阴而用阳，属木而应春令，毒邪内攻，极易扰乱脏腑气血，灼伤肝阴，引动肝风，表现为肢体抽搐。毒性猛峻暴烈，极易损伤气机，或导致痰浊、瘀血而壅塞气机，导致阴阳不相交接而离决为厥，表现为四肢厥冷。毒邪暴耗气血，气血衰竭则脱，表现为大汗淋漓、息微、脉微欲绝。

毒邪与正气抗争是毒病的基本矛盾，治疗毒病应从矛盾的两方面考虑，一是用针对邪毒的药物直接解除之，使正气免遭损伤，包括泄毒和化毒两种；二是增强和调节机体自身的抗毒能力以抗毒。

泄毒即祛毒外泄，又称排毒。吴又可《温疫论》指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拨去病根为要耳”；“邪自窍而入，未有不自窍而出”，“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毒病早期，人体尚有充足的抗病能力，此时顺应邪毒火热张扬之性，顺应病势向表向外的趋势，顺应脏腑气机升降的机能，促使邪毒通过与外界相通的口鼻、汗腺、大肠、尿道等器官排泄。吴鞠通《温病条辨》指出：“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临床多采用开泄腠理、宣通气血、通导大便、疏利小便等方法，为毒外泄打开通道，以祛毒于外。

又称解表法。毒病初起，邪毒在表或毒已入里但有外泄之机时，选用辛散宣透之品以疏泄腠理、宣通气血、开通汗腺，使毒由深出浅，通过汗腺透达于外。风热毒邪用银翘散、桑菊饮辛凉解表、宣散透毒；风寒毒邪用荆防败毒散辛温解表、宣散透毒；暑湿毒邪用藿香正气散、新加香薷饮宣泄透毒。

又称催吐法。邪毒内入或浊毒内生，停滞胸膈，运用具有催吐作用的药物或用机械方法刺激咽部探吐，使毒物通过呕吐而排出。涌吐排毒法常用于误食毒物尚留胃中等病情急迫必须迅速催吐者，以及喉中痰涎壅盛、呼吸困难，宿食停积胃脘等病证。常用瓜蒂、藜芦、食盐等药，代表方剂如瓜蒂散、盐汤探吐方。临床上依据病情的轻重、体质的强弱可采用不同的药物和方法。

又称下法。腑司传导，以通降为顺，又与脏构成表里相合关系，毒邪壅滞脏腑，可通过泻腑排出体外。泻腑有疏导大便、排除胃肠积滞、荡涤实热、攻逐水饮和寒积、祛瘀的作用，适用于毒邪深入胃肠，导致胃肠不畅，浊气内停蕴胃；或毒邪损伤脏腑，导致水饮、痰湿、瘀血等停留体内的里实证。由于里实证的病机有热结、寒结、燥结和水结等的不同，以及患者的体质有虚实的差异，因此，临床又分为寒下、温下、润下和逐水等法。又里实证的病情有轻重缓急之别，临床又有峻下、缓下之分。下法常与其他治法配合使用，若里实证兼正气不足则用攻补兼施，兼表实证一般用解表攻里法，兼少阳证则用和解攻里法，兼火热证则邪毒蓄积胃肠，腑气不通，糟粕壅滞，宜用通里攻下之品攻导里实，祛毒下泄。吴又可《温疫论》认为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内壅一通，则毒邪亦从而外解。通腑泻毒常用大黄、芒硝、番泻叶等，大黄等药对各种原因导致全身炎症反应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胃肠蠕动减弱或消失，肠道内细菌和毒素排泄障碍，胃肠道黏膜糜烂水肿，屏障功能破坏，肠道细菌和毒素入血导致的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有极为重要的防治作用。

又称利尿法。膀胱属腑，为州都之官，司体内水液排泄，以通降为顺，与水脏肾构成表里相合关系，故可以通过利尿使邪毒随小便而出。利尿常用渗利之品，如茯苓、猪苓、泽泻、车前子、木通、竹叶等，具有疏通气机、通利小便、渗湿泄毒的作用，适用于尿潴留生毒证和毒邪损伤脏腑导致尿浊内停者。温热邪毒蕴于脏腑，心烦口渴、舌赤或溃烂、小便短赤者，用导赤散清心利小便，使热毒下泄。温热邪毒下注膀胱，身热口渴，小便频数热痛，或淋漓不畅，宜利湿泄毒以解热，方如八正散等。温热邪毒每易损伤肾脏、小肠和膀胱，可导致小便减少或不通，秽浊邪毒无从排泄，又可继而引起其他病证，如头胀头痛、神昏谵语等，常通过利尿以排出邪毒。何廉臣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入脑，其证极危，急宜通窍开闭，利溺逐毒。”吴鞠通则善用安宫牛黄丸、茯苓皮汤治下焦湿毒弥漫，“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志昏迷”之证。

放血排毒是通过点刺血络穴位放血、刮痧，或再配合拔罐等治法，疏通路径，使毒素随血外溢而排出体外。放血排毒通常采用三棱针、毫针或小尖刀刺破穴位浅表脉络，放出少量血液，具有消肿止痛、祛风止痒、开窍泄热、镇吐止泻、通经活络之功效，适应于实证，但体弱者属禁忌。

化毒是针对毒之火热、秽浊特性，用寒凉和芳香药物抑制或抵消邪毒的致病作用的治法，亦称“消毒”或“败毒”，适宜于热毒未解的各种证候。《黄帝内经》有“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何廉臣《重订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云：“热非清凉不解，毒非芳香不除”。

本法适用于瘟疫、温毒及多种热毒病证或疮疡疔毒，症见高热烦扰、口燥咽干、便秘尿黄、或吐衄发斑，或红肿热痛，舌红苔黄，脉数有力等。常用药物有黄连、黄芩、黄柏、石膏、金银花、板蓝根、大青叶、连翘、板蓝根、蒲公英等，代表方有黄连解毒汤、五味消毒饮。清热解毒分寒凉解毒、苦寒解毒和甘寒解毒，寒凉解毒常用黄连、大黄、黄芩、山栀子、黄柏，清热解毒之力最强，故颇受临床医生重视，有人提出苦寒解毒应贯彻温热毒病的治疗始终。张师认为，对清热解毒法应有正确认识，不能一见发热随即施用，因为发热是正气抗毒的一种防御反应，人体防御系统只有通过与毒抗争，才能祛毒外出而解之。过早用大寒之品遏其热势，有碍于毒的排泄，诚如《松峰说疫》所说：“未有祛邪之能，而先受寒凉之祸，受寒则表里凝滞，欲求其邪之解也难矣”。临床运用清热解毒法要准确辨证，掌握时机，在毒热炽盛之时恰当施用，不可早用或过用，以免邪毒冰伏不解，不得其利，反遭其害，更不能单纯依靠清热解毒法治疗温病。热毒内遏，可熬血成瘀；瘀血郁结，可以蕴热化毒。瘀血与热毒相互搏结，则为瘀热、瘀毒之证，宜用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配伍，常用黄芩、黄柏、知母、大黄、羊蹄、石膏、地骨皮、青蒿、柴胡、连翘、金银花、贯众、蚤休、蒲公英、板蓝根、大青叶、升麻、败酱草等。清热活血解毒法已被实验证明能改善病变部位的微循环，使抗感染药物容易渗透到感染病灶，加强抑菌和减毒作用。此外还能调节机体反应，增强免疫能力，在改善全身及局部的血液循环的基础上达到抗感染的目的。

本法常用活血化瘀药和解毒药配伍，适用于温毒热邪入营血和毒损血脉之毒瘀交夹者。温毒热邪入里，损伤血络或热毒煎熬血液，致血行瘀阻，血瘀则热毒壅聚不散，进而化生内毒。内毒壅结愈甚，血脉损伤瘀滞愈重。毒为瘀阻，毒瘀交结，宣透难以解结，通利药不能达病所，清化无济于事。此时使用活血通络之剂，不但能使血瘀得化，且可阻断内毒化生，更利于解毒药物直达病所和邪毒向外排泄。

邪毒侵袭卫气，未损血脉，一般不用化瘀之品，但有些发斑疹的疾病，邪毒最易扰其肌表血络，应予寒凉透散之中佐以化瘀之品，以通血络，便于邪毒外泄。何廉臣治疗痘疹初期就提出“宜宣气活血解肌透毒为先”的治疗原则。

热毒入里，损伤脉络，煎熬营血，致血行瘀阻，血瘀则热毒积聚不散，毒瘀交结，宜凉血散瘀解毒，常用清热凉血药和清热解毒药配伍，多使用清热兼具活血解毒作用的药物，如赤芍、丹皮、黄连、生地黄、玄参、大黄等，代表方如大黄牡丹皮汤、犀角地黄汤。若瘀血内生，久积不散，蕴而生毒，毒瘀交结，宜用活血解毒、通络散结，常用活血散结兼具解毒作用的药物，如丹参、丹皮、赤芍、山慈菇、莪术、蝼蛄等。

毒陷营血，毒瘀互结，阻滞脉络，伤阴耗血，应以化瘀解毒为主要治法。温热邪毒内陷心包，淤塞心窍，为营血分证的常见证候。何廉臣首推犀珀至宝丹（犀角、羚羊角、广郁金、琥珀、炒山甲、连翘心、石菖蒲、蟾酥、飞辰砂、珍珠、玳瑁、当门子、血竭、红花、桂枝尖、丹皮、猪心血），认为此方乃治疗淤塞心窍的“先锋”；亦可用通窍活血汤调入珠黄散或犀地清络饮。诸方均以化瘀通络解毒为宗旨，毒深入厥阴、血瘀气闭，何廉臣指出：宜急刺少商、曲池、委中三穴，以泄营分之毒，用活血通络之新加绛覆汤（旋覆花、新绛、桃仁、柏子仁、青葱管、当归须、乌贼骨、延胡索、川楝子、茜草根）和局方来复丹（太阴元精石、舶上硫黄、硝石、橘红、青皮、五灵脂）以通阴络，或可救逆。温病的各种血证，如吐血、衄血、咯血、便血等，多为热毒损络所致，其中必有瘀滞形成，治宜清热凉血止血与化瘀解毒并举，方能扭转毒瘀交结、迫血外溢之势。

化浊解毒法是用芳香之品驱解秽浊之毒的治法，具有祛湿化痰、透络醒脾、开闭通窍等作用，尤多用于暑温、湿温之类温病。毒有秽浊的特性，致病多恶秽、腐肉败血。芳香之品可化浊逐秽，古今解毒方药之中大多具有气味芳香的特点，芳香解毒在温病治疗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湿温病中，古今名医多以芳香逐秽、化浊解毒作为治疗大法。

湿热邪毒秽浊之性颇重，侵入人体多伏于膜原。发病则见寒热起伏、脘痞腹胀、舌苔白腻如积粉等，宜以芳香开达膜原为法，方如达原饮、雷氏宣透膜原法；邪毒发于肌表，症见恶寒少汗，身热不扬，午后热甚，头重如裹，舌苔白腻，宜芳香宣化，方如藿朴夏苓汤、三仁汤等；邪毒郁遏中焦脾胃，而见脘痞腹胀、恶心欲吐、大便溏泄等，又宜燥湿化浊，可用雷氏芳香化浊法或王氏连朴饮；浊热并盛，毒气上壅，发热口渴、咽肿溺赤、舌苔黄腻，可用甘露消毒丹化浊清热，解毒利咽。

温病邪毒不解，酿生痰浊，蒙蔽心包，导致神志昏蒙，时清时昧，甚或谵语、舌苔黄腻，轻则用苏合香丸或菖蒲郁金汤芳香解毒、豁痰开窍；重则痰浊热毒交混，宜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以避秽化浊解毒开窍。吴鞠通治疗此证善用四香（郁金、梅片、麝香、雄黄）等药物，认为“四香以为用，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化浊解毒法是针对毒之秽浊特性的治法，不仅适用于治疗湿温、暑温类温病，对其他温热病兼夹湿热秽浊者也可酌情使用。

抗毒是扶助正气，提高自身解毒能力，以抵御毒邪对人体的损伤。

本法用于气虚毒恋证。气虚则人体脏腑功能、抗病能力低下，毒邪易于内侵；毒损正气，正不胜邪，则病情缠绵，此时宜益气解毒，通过扶助正气，提供自身抗御邪毒的能力，驱毒外出。临床常用益气药和解毒药配伍，如黄芪、人参、白术、党参、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半边莲。

阴者，藏精以起亟，阴精是机体抗毒的物质基础，气阴亏损则抵抗邪毒之力减弱，对解毒的药物适应性降低，故养阴则可以抗御邪毒。养阴解毒常用甘凉、甘润、甘寒养阴生津之品与解毒药配伍，如生地黄、沙参、鳖甲、龟板、石斛、天花粉、知母、地骨皮、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黄芩、黄连等。毒性火热，必伤气阴，尤以伤阴为甚，故治疗温热毒病以保津液、救阴精为要，所谓“存一分阴津，保一分生机”。病在上焦卫分，邪毒渐盛，但阴液未伤或伤之不甚，除素体阴虚津者，一般无需扶正滋阴。毒入气分，阴液渐伤，须根据阴伤的程度于其他治法之中佐以养阴之品，加强人体抗毒能力。病入营分时，伤阴逐渐加重，治疗应注意养阴扶正解毒，常用生地、玄参、麦冬、芍药等清营养阴。毒入血分，耗血动血，治宜滋阴凉血散血，方如犀角地黄汤。温病后期气阴衰竭之时，单纯用泄毒或化毒很难达到解毒目的，有时甚至造成弊端，必须以养阴或益气之剂扶助正气，增强机体自身的抗毒能力，从而达到扶正与解毒的双重目的。后期阴虚邪恋，余毒深伏阴分，症见夜热早凉、热退无汗，当以鳖甲、生地黄、知母等滋阴扶正，佐青蒿、竹叶等轻透邪毒。若肝肾阴伤，热毒难退，甚或虚风内动，必以咸寒养阴，以冀“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如大、小定风珠及加减复脉辈。

阳者，卫外而为固，阳气具有护卫机体，防御外邪的作用。阳气虚弱则邪毒难以外祛，温壮阳气可以抗御邪毒。温阳解毒法常用辛温散寒或温阳益气药与解毒药配伍，如附子、干姜、细辛、桂枝、半枝莲、半边莲、白花蛇舌草、连翘，适用于毒邪壅盛损伤阳气或阳气亏虚、毒邪留恋者及寒毒病证。张师认为温热毒病中，热毒内闭，淤塞心窍，阴液消铄，阴阳偏颇，甚至真阴耗竭，阳无依附而脱（内闭外脱），症见汗出如水、肢冷如冰、脉伏难以触知，当用王清任《医林改错》急救回阳汤，以桃仁、红花通气血之道路，人参、白术、附子、生姜、炙甘草回阳救逆，则内闭之热毒易透易解，外脱之阳气易回易固。

克毒又称以毒攻毒，是指用含有毒性的药物治疗毒病。但必须指出，以毒药攻毒须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前提下使用，用适量的有毒药物来治疗恶疮肿毒、疥癣、瘰疬、瘿瘤、癌肿、癥瘕等病情较重、顽固难愈的疾病。目前，“以毒攻毒”疗法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医学界共同关注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一些毒病、大病、危病、急病、重病、难病、顽固性疾病的治疗中。

泄毒、化毒、抗毒、克毒是解毒法的四个组成部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临证时要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当毒邪壅炽，正气未伤或伤之不甚时以泄毒或化毒、克毒为主；正气衰竭时以抗毒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