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必求于本”，既是中医学的诊断要求，又指出它治疗追求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治病，为了帮助实现由疾病向健康的转化。求本，作为诊断观，指出诊断的目的在于要找出实现此种愈病转化的根本原因；作为治疗观，指出治病的目标是实现对整体和谐自稳态的追求。

医学科学把人体的疾病和健康互相转化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用这些规律以指导实践；帮助实现由疾病向健康的转化，是临床医学的任务；防止发生由健康向疾病的转化，是预防医学的内容。

“每一门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表述自己对象。”中医学的特点，或者说它与西医学的区别，就在于它表述自己对象的思想及其概念体系。研究工作为了从客观实事中求“是”，强调要有“的”放矢，指出把握对象本质特点的重要性。因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因此，“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中医学的特点就表现在：养生莫若知本和治病必求于本的“本”这个最基本概念上。

健康与疾病都是正邪相争的过程，健康状态不等于没有邪的存在。只是由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疾病状态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从疾病向健康的转化，并不意味“邪”的彻底消失，只是从邪之所凑向邪不可干实现了转化，因此在正邪的相互关系上是：正为本，邪为标。“正”，是中医学的健康模型，这是一种“精神安乎形”的心身相关自稳态；“正气存内”，意味维持着这种整体和谐的自稳态，“正气”——指维持自稳态的调节能力，简称自稳调节。最基本的自稳调节是阴阳自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因此在养生保健上，强调“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提出只有察人体阴阳之宜与不宜，才能辨环境万物之利或不利。在治病上，在病人与掌握诊治手段的医生之间，指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标本相得，邪气乃服”。病为本，正为本，病人的正气是治病必求的本；“症”字从正从病，指病人的正气或正气有病；这是中医的疾病模型。“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帮助实现向正气存内的转化，如此则“标本相得，邪气乃服”。因此，治病只是从邪气不服向邪气乃服转化，并不要求必须是邪气的彻底消灭。

养生莫若知本，这个本就是“正”；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症”。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今天被归结为“辨症论治”，用来表述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特点，它作为对中医辨症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的概括，从而与西医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的“辨病论治”相区别。

上一世纪中叶，在细胞一级层次的观测基础上，建立的细胞病理学和病原微生物学，认为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由此认为病因病理才是治病必求的“本”，是诊断要找出的疾病原因，治疗的目标是对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的追求。于此相应地把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作为临床疗效的标准和药理筛选的指标。用这个标准来看待中医学的治病求本，用这些指标来筛选常用的中药，得出中医不科学和中药无作用的错误结论。

《伤寒论》原文的观其脉证和随症治之，前后两个均用“證”字，吴又可指出：“病之證，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作‘症’。”日本把“证”的研究列为科技厅重大课题，他们是从方证结合的“汤证”进行研究。秦伯未指出：“证是证据，是现象”；朱颜认为，证“是整个外观病象的总和”。

观其脉证的“证”，是人体主体性反应的表象信息，作为证据和现象，是四诊的观测对象，它包含正常生理反应的“藏象”，临床表现的“病形”或病证（证候、外证、外候，包括症状和体征），以及治疗反应的“疗效”。病形是在与藏象相比较的结果，疗效又是在与病形相比较的结果，三者共同组成“证”的内容，从而决定了辨证的认识方法，是唯象的模型方法：它通过“由象知藏”，建立了中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生理稳态模型；通过“由形测症”，建立起中医辨症分类学的疾病模型；通过“由效识药”，建立起中医学的药物方剂学和针灸学疗效理论模型；通过藏象学说的建立，形成相应的养生学理论模型。它认为：什么是致病的毒？只有“因病始知病原之理”；什么是具体的药？它的“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由此，中医的疾病模型“症”，成为正确区分和识别毒和药的唯一科学根据。辨证的认识方法，包括“由外知内”以求本，即建立对象特征的理论模型，以及“由果断因”，即依据对象主体性反应这个结果，来判断与此具体对象相互作用的环境因素的性质，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是毒还是药？

知犯何逆的“症”，是医生通过观其脉证之后，经过临床思维过程，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客观到主观，从理论上把握（知）对象的特征（犯何逆），形成关于对象特征的理论模型——“症”。根据这个模型，决定实践的方向和目标，以及关于治疗手段的选择，叫做“随症治之”。

“症”是有病的正气，正气是指自稳调节。中医学把自稳态的维持，看成是一种调节和流通的统一。自稳态的“稳”，是作为能独立于环境因素变化而能保持自身的稳定。自稳态之所以能“稳”，一是流通。“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一旦“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自调节自组织自适应能力必须不断从环境获得物质能量来维持，必须不断与环境变化信息的相互作用中得到锻炼。二是调节物质信息能量流的有序，在机体依靠气血津液的正常流通来实现，气血津液流的正常化靠阴阳五脏来调节。“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而当“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由此阴阳五脏与气血津液，构成调节和流通的统一，在体内形成正常的“升降”运动，从而成为“生化之宇”。是这种升降运动把全身组织成为有序的整体，维持着整体的稳态，以及体现个体的主体性反应。一旦“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于是有序的整体离散崩解，“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症”作为正气有了病，它必定要依着生存上的生理需要作出修整，首先是依靠放大系统对体内原有机能的发动，从而表现机能亢进的抗病反应，中医学称之为“邪气盛则实”的旺气，它包括了气血津液的重新分布造成的某些部位的流通障碍——郁，因此叫“郁则为邪，亢则为邪”。有郁必有不足，有亢必有失衡；邪气盛则实的旺气，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同时又是正气自身的发动。正气不足即“精气夺则虚”，包括气血津液的生成和分布的不足，以及阴阳五脏之间的失衡，因此叫“不足为虚，失衡为虚”。正因为邪实是由正气发动的主体性的抗病反应，因此邪实是正虚的外在表现，正虚是邪实的内部基础。疾病是正邪相争，“症”就是邪实正虚的对立统一，没有绝对的孤立的虚症，有虚必有实；“症”，就是人体心身相关的自稳调节发动的主体性抗病反应及其时相性的传变过程。

邪气盛则实的风、寒、热、燥、湿、痰、郁、瘀、水、火等，都是气血津液流通分布变化的结果，与气有关的是郁、寒、热、火，与血有关的是风和瘀，与津液有关的是燥、湿、痰、水等。正气有了病，即自稳调节发动了抗病反应，这是实现抗病愈病的积极因素和根本原因，因此它是中医治疗的依靠对象，而不是打击压制的对象。它之所以发动机能亢进的抗病反应，反映了它还未完善和尚未成功，因此这是中医治疗的服务对象。“治病之道，顺而已矣”，包括了因势利导，助其一臂之力；“顺”还有通顺之义，“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就是“通”，汗吐下消温清诸法，均着眼于“通”。李中梓的总结认为：“疏其血气，非专以攻伐为事；或补之而血气方行，或温之而血气方和，或清之而血气方治，或通之而血气方调，正须随机应变，不得执一定之法，以应无穷之变也。此治虚实之大法，一部《内经》之关要也。”

“症”合虚实，就是邪实正虚的对立统一。

“症”的模型结构，包含了历代辨症的成就：八纲辨症，病因（邪）辨症，五脏辨症，气血津液辨症，六经辨症，卫气营血辨症，三焦辨症。

“症”，作为治病必求的“本”，因为：①病人自身的正气——自稳调节及其所发动的抗病反应，是抗病愈病的根本原因；②它是一切临床表现——“证”，所以产生的基础；③它是正确区分和识别毒和药的唯一科学根据；④它是一切治疗手段所以能呈现疗效的强大背景。

“证→诊→症”，是诊断意义上的治病求本，意味着中医学的诊断着眼于找抗病愈病的积极因素，从而体现为它是一门动员的医学。

“症→治→正”，是治疗意义上的治病求本，追求整体和谐的自稳态，意味着中医学是一门整体的医学，它的治疗又是极其个体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