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指出：对于人类说来，“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因此，人们如果能“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但是这里的年寿得长是“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而“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苦、大辛、大酸、大咸，五者克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悲、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霖、大雾、大风，七者动精，则生害矣。”

黑格尔指出：“当量被看作无足轻重的界限时，它就是使存在着的事物遭受意外袭击和毁灭的那一个方面。”用药治病更须注意及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对于药理作用强烈的（大毒），加以这样的限制，就是要防止它向有害于机体（伤其正也）的方向转化。对药理作用较温和的，也要求不能用过了头，还要注意不要用的太久：“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某一药理作用影响机体某一方面的功能，这部分功能被反复刺激兴奋的结果，必然走向反面，加剧机能失衡，故称“夭之由也。”中医学经过历史长期经验总结，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久寒伤阳，久热伤阴”等等。大量长期应用的结果，产生与原来作用完全相反的结果，向原来所期望的治疗目的相反方向转化了去。

人首先是物质的人，人体结构是由各种复杂物质构成的。人又是生物的人，在主体性开放中依靠从外界摄取物质能量来源，进行自组织生成演化以维持生命和健康。所谓甘苦辛酸咸五味克其形，概指饮食物一类化学物质，也包括药物这样可被利用以治病的化学物质在内。“大”就是过量，“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营养学和药物治疗学方面的“多多益善”的指导思想，是新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系列药物病被称为医源性疾病，这是医生在用药品种上的叠架堆砌，剂量上层层加码和长期持续的结果。

许多传染病之有季节性表现，与自然环境中温度湿度等气候因素有关。在微生物未被发现前，被视为直接的致病因素，所谓“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微生物学的发现被视为致病的真正原因，就讥讽上述“六淫致病说”是“纯粹的胡说”，把事物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过于简单化了。抗菌治疗一度被尊为特效治疗和原因疗法，现在看来，抗生素并不特效，它会带来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菌交替症，并加速抗药菌株的变异，以及在自体感染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是过分强调特异病源以及追求强力广谱抗菌，且要求长期持续服用以期根治的结果。

实验发现：小剂量抗生素显然有提高机体非特异性抵抗力的作用，它对于各种损伤、中毒以及缺氧、放射病，都有增强机体抵抗力的效果。认为这是机体对小剂量抗生素的一种适应机制，与抗生素的所谓直接抗菌作用无关，在停用抗生素后它还延续一般较长的时间。（见于1964年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报道）

细菌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的敌人，人们认真地用“除恶务尽”的态度对待它。细菌内毒素被认为是引起感染性疾病高热的原因，是感染性休克的罪魁祸首。然而实验发现：小剂量内毒素对机体产生一系列有利影响，它具有抗感染、抗辐射、抗肿瘤以及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功能的作用。“多难兴邦”，“无敌国外患者，国必亡”。我们人体表面及与外相通腔道黏膜面，存在着大量细菌。正是它们的存在发展了机体相应的防御能力。实验的“无菌动物”是极端虚弱的。

内毒素是所有细菌普遍存在于它细胞壁中的脂多糖物质，小剂量能增强人体抗感染能力。实验表明，小剂量脂多糖作用于机体，在数小时内显示抵抗力的提高，一二日内达最高峰，持续数日后恢复原来水平。它增强机体抗感染能力是非特异性的，不论是细菌或病毒都有作用，并发现从细菌提取的脂多糖，比从酵母提取的效力好。说明人体正是长期与微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逐步发展进化和维持自己这样强大的屏障防御能力的。

韩恩·塞里倡应激学说：“一般说来，弱的激源提高非特异性抵抗力。而强烈的，尤其是长时间作用的激源，则降低非特异抵抗力。”塞里的应激学说和激源概念，包括环境中对机体起刺激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情绪因子。它们对人体既可致病，又可利用来作为防治疾病的手段，除了决定于其作用的量和持续时间外，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机体不同的机能状态，特别是其“正祛邪”抗病反应之势。因为对于一个进化到最高级的人来说，在主体性开放中与环境因素相比，人的主体性地位决定了对环境因素的反应。因为“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起反应，而不像在（物质结构的）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新的反应必须以它为媒介。”（恩格斯）

是致病作用还是治疗作用，不决定于该环境因素的成分是什么，它必须以机体为中介，必须以人体为中心，决定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主体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