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拾伍
| 1868年（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四日
与孝威
尔书来，欲为姨娘捐请封典，此可不必。陶氏陋习何故效之？且二弟已议叙得官，所生贵矣，捐封何为？
同乡下第寒士见则周之。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苦辛，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但不知阜康号友能多汇数百金否，吴子儁假归，此间无人寄信号友也。
王师所托之濮君非所素知，不敢奏调，可婉谢之。陈芝楣少君已入营当随员，绵师如问及，可告之。
师门应尽礼，如有馀自当奉致薄少，但须一律耳。周荇农信来为其少君捐官告帮，意欲二百金，可否以百金致之？我忙甚，不能复信，如晤面，可先致意。如实无馀，则俟下次折便送上。
又谕
自己痛过，才会同情别人的痛
一、清朝会试到底有多苦
父子间最近几封通信，主要在谈两个问题：一是孝威到底要不要争取会试考中；二是会试后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周济湖南籍贫困考生。
与一般家长考前竭力鼓舞儿子超常发挥，争取拿高分、中头名不同，左宗棠建议儿子最好不要考上。理由有两点：一是孝威年纪太轻，学问修养还没到火候，按道理不应该考中；二是年纪轻轻就考取进士没有好处，反倒容易引来社会妒忌，成为继续学习的一大拖累。这算得上家长最开明的“送考词”。有了这句话，孝威进考场一点压力也没有。
是左宗棠在以退求进，考前动员故意说宽心话吗？不是。遍观历年家书，他是真心实意这么想的。这不免让人瞠目结舌。
既然一开始就没希望儿子考上，还答应他进考场干什么呢？
让儿子多吃点苦头，经受磨难锤炼，明白人间艰苦。
湖南读书人进京参加一场会试有多苦？跟参加一次长征差不多。
湖南人进京考试，必先渡过洞庭湖。八百里洞庭风高浪急，扁舟稍有不慎，便会倾覆喂鱼。所以自隋朝设立科考，其后200余年里，没有一个湖南考生敢冒险进京参试。直到公元875年（唐大中元年），长沙府一个不怕死的读书人，名叫刘蜕，冒险闯过洞庭湖，一举高中，成为湖南历史上第一名进士。湖南读书人受他鼓舞，从此才敢以命相赌。后世称刘蜕为“破天荒”。
科考一千三百余年里，到底多少湖南籍考生葬身鱼腹？没有统计，但想来不在少数。
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洞庭湖，参加会试又是一场煎熬。
按清朝规定，会试三年一届，开春后举行，叫“春闱”。“春闱”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一共要写十三篇文章，外加一篇赋。这些文章，全在考场内一个全封闭的单间内完成。考室单间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从主考官手里领题进去前，考生先得脱光衣裤，被搜身以防夹带。过了“安检”，每人才允许拿三根蜡烛进去，监考员在房门外马上加锁，考生被关在室内答题，晚上休息、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整个密闭的狭窄空间内，飘荡着屎尿与墨汁混合的味道。
本已百里挑一的举人，每届参加会试人数在一千五百人以上，高中进士仅三百人左右，录取率约在百分之二十。清朝最多的一次在1730年（雍正八年），录取四百零六人，最少的一次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录取九十六人。
进京难，中榜难，这些困难和打击还不是最主要的。更凄惨的是，古代交通极不发达，考生食宿、车马费又要全部自理，家贫的考生被盗、因缺钱半路上饿晕、饿死的情况很常见。最考验心脏承受力的是，落榜后回乡，还会遭受熟人、亲朋丢白眼、冷嘲热讽。
左宗棠跟儿子回忆自己1833年、1835年、1838年三次会试，三十年后仍感到后怕。他用“受尽苦辛、穷途俗眼”八个字概括。
清朝科举考场
二、苦难让人善良，吃苦激活同情心
现在左宗棠通过为朝廷办事发达了，借儿子参加考试的机会，左宗棠决定从自家拿出几千两白银，无偿帮助贫困的湖南籍考生。
读书人得到他的帮助，心中自然升起一股温暖。左宗棠为什么这么做？只有自己痛过的人，才能体会与你有同样经历的人的难言之痛，才会激活经常打瞌睡的同情心，无私给予别人最贴心的同情与帮助。
人性善良激发，主要靠经历，不靠道理。一个人是不是有良心、一个官员是不是有同情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体验过生活辛酸、吃没吃过苦。
反面史事可证。《晋书·惠帝纪》记载，晋朝连年动刀兵，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遍野，大臣如实报告，惠帝反问大臣，老百姓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则更是现身说法，道出了其正常人性几乎全被蒙蔽的成长经历：
“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不少太监们已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养成了我的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师傅们谏劝过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砂子可叫人怎么吃呀？’
“‘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呵！’
“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口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
若不是溥仪亲笔自述，今人不会想到，作为皇帝，成长教育中人性恶的一面竟然如此放浪，肆无忌惮！他的这种变态心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个儿童的成长期都有，只是正常儿童通过管教被压制住了。
只有自己痛过的人，才最能感知他人的痛，给予无私的理解、同情和帮助。从左宗棠信中“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苦辛，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可以看出，其三次进京会试遭遇的苦难，是左宗棠位高权重后仍同情与尊重弱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