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语言
语言和意识一样，都是从最基本的需求、从与他人最少量的交往中产生的。
——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瞧，人要倒霉就也爱看别人倒霉，
那你想从我和我的伤疤里得到点什么？
人人都不确定，人人都不确定：
我的潜力多少次被埋没？/这城市又有多少次对我许诺？
——肯德里克·拉马尔《小写的我》（i,2014）
“马里奥，把一个失眠者、一个不得已的不可知论者和一个阅读困难者放到一起，会产生什么？”
“我不知道。”
“会产生一个整晚睡不着觉还老是拷问自己有没有一条狗的人。”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2011）
隔壁房间有一只绿色的大鹦鹉。我的位置是希腊东北部塞萨洛尼基的一间公寓。我担心那只鹦鹉会整晚粗声大叫，吵得我无法睡眠，于是我过去跟它打了声招呼。我隔着鸟笼的栏杆说：“γεια σου（你好），γεια σου。”一次性就把我储备的希腊语词汇用完了。那只鹦鹉端详着我，我看见它的瞳孔真的变大了。这时我感到了一阵血清素上涌带来的快感，许多会两种语言的人在被当地人理解时，想必也有这样的快感吧。果然鹦鹉也和我打了招呼：“Yah Yah！”
这次巧遇相当应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次来希腊是为了参加一个多语者大会。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关键动机是想认识那些在我们关心的事情上做到最好的人。除了认识他们，我还要向他们学习。除非你是一个绝对自信的人，不然你肯定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人是社会动物。我们因为沟通而成长。沟通越好，对话越多，我们就越是快乐，朋友也越多。下面的说法也许并不夸张：有了更好的沟通水平，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精彩，世界也会更加安全。这话像听起来像是花言巧语的广告词，但我真是这么认为的。
我自己绝对不算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我会说日语，这对一个英国人来说不太常见，但那是因为我在日本生活过8年。我在那段日子里明确认识到了一件事：对日语学得越深，我就越能享受在日本的生活，越能欣赏日本文化，也越能和日本人相处。我以前法语说得不错，那主要是因为我在学校里很喜欢法语，还因为我念博士的时候到法国做了三个夏天的田野调查；至今我的法语技能还躺在脑袋里的什么地方。我在学校里也学过德语，但学得不怎么样（虽然现在我喜欢上了这门语言。）
我就这样到会场上向大家学习来了。这里的人都太喜欢说话，没法将自己局限在一种语言里，其中有些人会说好几十种。你知道去国外度假却不懂当地语言的游客有多窘迫吗？我在会场上就是这个感觉。至少现在看来，我是这里会说的语言最少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遇见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轻松切换的人。我们会考察一些证据，它们有的证明了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还有的指出了学习新语言的最佳方法。我们会考察多语者在基因上有什么超凡之处。我们还会看到，在人类的演化史和大部分文字历史中，一个人接触几种语言都很正常，到今天这依然是正常现象，而不是什么例外情况。我们会看到这对我们的脑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幼儿时期的发育速度和成年后不可避免的衰老又意味着什么，甚至对我们的伦理体系、对语言本身的演化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再来想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世界上的语言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每3个月就有一种语言消失。【43】
* * *
我们先来认识亚历山大·阿圭列斯（Alexander Arguelles），他是个中年美国男人，身材高大，气质坚定，举止庄严。我在希腊遇见他时，他身穿一件深紫红色的上衣，我却在心里将把它扩展成了一件斗篷：他通身上下有一股帝王般的气度，一圈知识的光环。他身边还围绕着一小群崇拜者。只要在他附近，周围的人就会敬畏地压低嗓子，有少数胆大的人会上去和他自拍合影。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世界上掌握语言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他总共学过六七十门语言，能深入理解的至少有50门。他不单单是一个多语者（polyglot），这个词太低估他了，他是一个超多语者（hyperpolyglot）——这个词是英国多语者理查德·赫德森（Richard Hudson）在2008年发明的。你要是通晓的语言超过11种，就能获得“超多语者”的殊荣；你要是能流利使用超过6种语言，国际超多语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yperPolyglots）也会向你颁发会员证书。【44】阿圭列斯多语者世界的传奇，也是多语者运动的祖父。难怪他一出场就会吸引这么多注意了。
我排队等着和他讲话。会场上的每个人都在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贴着多面国旗，还写着一句邀请语：“你可以用如下语言和我交谈……”我们的会议指南里有一大张贴纸，上面有各国国旗，你可以把它们贴在你的名牌上，表示你会说的语言。我贴的是英国旗和日本旗。阿圭列斯的名牌两面都贴满了，其中的许多国旗我连认都不认识。现在他正在用朝鲜语在和人说话。
我周围的人在用各种语言交谈，还不时中断一下，改说另一种语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人告诉我那就像一只赌盘，它不断旋转，然后停在某一种语言上。但是对另一些人，那又仿佛是一扇无形的百叶窗飞快掀起，拉开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那里有全套的肢体语言、屈折、手势和面部表情，还有关于社会习俗的全部知识。阿圭列斯自己说他是一名孤独的学习者。我在会场上发现多语者确实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将自己投入外国社会并自然而然地掌握语言，另一种一头扎进书本里，凭钻研达到流利。我和他在几乎全黑的一条后台过道里闲聊了一会儿（我们找不到电灯开关），居然也很应景。
他说他学习语言是为了能用原文阅读某种文化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他为什么学会了几种死语言的一个原因，像是拉丁语和古诺斯语。在美国念本科和研究生时，他学会了古法语和古德语，还有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梵语。他后来搬到柏林去做博士后研究，又在那里学会了另外几种条顿语，包括瑞典语和荷兰语。但这时他还想给自己出出难题，于是到韩国接受了韩东大学的一个职位。他说那是他的“修道士”时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实现了通晓多种语言的梦想。他把自己关在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每天学习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语言，有时每天学习18个小时。他的成就是非凡的。他懂得阿拉伯语、南非荷兰语、斯瓦希里语、印地语、爱尔兰盖尔语、波斯语、俄语、冰岛语和……好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是注定要成为多语者的。”阿圭列斯说。他的父亲就通晓多国语言。父亲是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每天早晨阿圭列斯都看见他在学习。但是父亲并没有鼓励他学习外语。虽然一家人曾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生活过，但阿圭列斯却长成了一个单一语言者。说起这个，他的语气里稍微流露出了一丝悲伤。我不禁疑惑：他认为自己变成一个多语者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想效法父亲，还是他觉得这里头也有遗传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要回答的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他的脑正好有优越的语言学习能力，还是他把自己的成功和学习欲望归结为了父亲的职业？
“如果真有什么遗传的联系，那也是来自我的外祖母。”他对我说。他的外祖母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德国移民的女儿，从小就掌握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她后来又爱上了西班牙语，年纪轻轻就自学了这门语言，学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拿到了一份奖学金到墨西哥留学。她还学会了葡萄牙语，最后成为了四门语言之间的专业笔译和口译。
当然，家庭影响在基因和环境层面上都能发挥作用。世界上没有什么“多语者基因”，但他可能确实从外祖母那里遗传到了什么有助于学习的品质。那么他自己的孩子又如何呢？阿圭列斯先回答说，现在的他和父亲已经有了很好的“多语者关系”。我理解这意思是他和父亲用多种语言交流。他培养孩子的方式和他父亲不同。“我常常和儿子们说法语，还教他们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我不一样了。”好了，这一章写的是语言，不是男人和父亲的关系。和其他课题一样，这里头也有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
阿圭列斯将学习语言比作身体锻炼。“你可以把通晓多种语言的状态当作体育、当作竞技、当作精神锻炼来追求。在体育运动中，你要遵守一套规则、方法，学语言也是。体育比赛很有意思，对吧？学语言也一样，有意思，有成就感，还能让你幸福。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能让你幸福，但是相信我，没有哪样比得上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自学成才。”
* * *
有的超多语者仿佛是来自别的世界。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却具有一种随景变形的本领：他们能施展超强的沟通能力，随意融入另外一种文化。难怪情报机构都喜欢招募语言学家。
多语者、超多语者的脑和单语者是不同的。我们通过几个来源知道了这一点。首先是埃米尔·克雷布斯（Emil Krebs）的脑部解剖。克雷布斯是一名德国外交官，生活于1867—1930年间。他是多语者世界中的一位奇人，能用大约65种语言和人对话，从阿拉伯语到希伯来语到土耳其语，从希腊语到汉语普通话到日语，几乎无所不能。他有一种超常的本领，那就是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一门语言：他从零开始学习亚美尼亚语，仅用两周时间就达到了优秀水平。他去世后，家属经人劝说将他的脑捐出，成了威廉皇帝脑研究所（Kaiser-Wilhelm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的藏品。2002年，几位神经科学家检查了克雷布斯的脑，发现他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和常人有着结构差异（该区域位于额叶，我们知道它参与了语言功能）。【45】另外他的左右脑半球也比常人更不对称。总之，他的脑和常人不同——也应该不同。他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学习一门新语言对脑的锻炼类似慢跑对身体的锻炼。它能增强学习中运用的脑区，并使它们保持灵活。这也给我们提出了又一道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多语者能长出不同的脑，是因为他们勤于用脑，还是因为他们的脑天生就与众不同？
瑞典隆德大学心理系的约翰·马腾松（Johan Mårtensson）利用两项聪明的研究考察了这个问题。直到不久之前，瑞典还实行强制兵役制度，擅长语言的新兵可以申请加入瑞典武装部队口译学院（Swedish Armed Forces Interpreter Academy）。学院的录取标准十分严格：马腾松表示，在500至3000名申请者中，只有30人会被录取。他和同事们查看了这些精英士兵的脑，并在3个月的强化语言训练前后测量他们海马的体积和大脑皮层的厚度。他们选用的对照组是在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研习医学的学生——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是刻苦学习的年轻人，但只有一组学的是新语言。
研究发现，被试的海马在语言训练期间长大了，而且在训练达到最高水平的被试脑中长得最大。海马是成对的结构，因形状接近海马而得名（hippocampus就是拉丁语“海马”的意思），它们隐藏在大脑皮层下方，而大脑皮层是人脑负责和意识有关的高级功能的区域。在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脑中，海马也是最先退行的区域之一。我曾在伦敦帝国学院脑科学部参观人脑解剖时亲眼见证了这一点。被解剖的脑已经取出颅腔，仔细地做成了切片供人观察，这些切片依次排开，仿佛熟食柜台里的火腿片。一名病理学家指出了那名死亡男性的海马已经萎缩。
马腾松的团队不必等到研究对象死亡再测量他们。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了对象的脑。扫描显示，对外语掌握程度最高的对象在两个脑区表现出了较强的可塑性：一个是右侧海马，另一个是所谓的“左颞上回”（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从侧面观察头部，它正好位于左耳上方。【46】
在另一项前后对比研究中，马腾松用10周时间里观察了一群学习意大利语的瑞典人的脑部变化。这一次的对象不是语言能手，只是通过广告招募的普通瑞典人。研究团队再次发现，和没有学习新语言的对照组相比，对象的右侧海马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其中灰质的结构（灰质即脑中的神经元）。【47】
可见学习语言确实会改变人脑的线路。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在阿兹海默症患者中间，掌握了两门或多门语言的人发病较晚，这两项研究有什么关联吗？一对肥厚的海马，似乎能更加长久地抵抗阿兹海默症的破坏力。然而那些“只会”两门语言的人要愤怒了：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双语就足以提供这种保护。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莫里斯·弗里曼（Morris Freeman）和同事在文献中总结了学习语言的这种保健效果。他们发现，有研究显示学习两门或多门语言能将阿兹海默症的发病时间延后5年，但是也有研究显示你要学习4门语言才有这个效果。【48】研究者认为，这种保护力来自所谓的“认知储备”（cognitive reserve），它指的是脑为了修补衰老或疾病带来的损伤而发生的变化——比如我们在马腾松的研究中看到的海马变化。顺带说一句：能增加认知储备的不仅是语言学习，一般的高等教育或者得体的社交生活和身体锻炼，都能起到这个效果。
马腾松告诉我：“海马效应产生的原因似乎是在学习中投入的时间，而不是学习达到的流利程度，这对于我们这些拼命努力却效果一般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换句话说，你只要坚持学习一门外语，就算水平不高，将来仍有可能获益。你也许已经发现，即使是一门很久没说的语言，一旦你开始使用就会复苏——我当年在荒废日语很久之后访问日本时，就欣喜地印证了这一点。马腾松说他敢肯定那些长久不用的语言只是在脑中休眠了，一有机会还是能提取出来的，但是他也补充了一句：“脑的结构很可能会因为你的不断用脑而受益，而‘用脑’不只限于语言学习，在这点上它和平常的肌肉没有太大区别。”看来我真该多练练日语了。
总之，学外语看来的确会对脑神经产生宝贵的影响。它的副作用看来也很轻微——比如双语者在两种语言上的词汇量要比单语者略小一些。学外语还有别好处，比如双语者比单语者赚钱多。
我还在和那些多语者见面交谈时听说了另一件事：他们中一些人指出，外语会对影响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有的双语者和多语者说他们的性格会随着所说的语言而变化，比如说巴西葡萄牙语时轻浮，说俄语时忧郁，说法语时深思，说墨西哥西班牙语时谦逊。我在说日语的时候显然不如说英语时坦率。不过这些可能只是我们附加在语言之上的国民刻板印象，或者是某一门语言强加给我们的制约，而不是我们的性格真的发生了变化。
阿圭列斯就不同意他的性格会随语言而变化，他承认他的思维模式确实会变，但那也只是因为那些语言在文化上有些奇异的特征罢了。比如说日语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和地位使用不同的动词结尾。我学会了在日本文化中最好给出含蓄的回答。德语因为要把主要动词放在句子末尾，也会影响你的说话方式。
* * *
对阿圭列斯来说，学外语或许不至于改变性格，但那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内向、好读书、遵守规则的多语者。与其说他通晓多国语言，不如说他通晓多国文字比较合适：对于他，读书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说话。那么那些性格外向、富于共情（empathy）又喜爱社交的语言学习者又如何呢？
理查德·辛考特（Richard Simcott）是这次多语者大会的组织者，他在塞萨洛尼基的舞台上用各种语言讲笑话，还兴致勃勃地扬言要用25种语言唱《随它吧》。[6]（后来我在YouTube上搜出了这段视频放给我女儿看，看见艾莎公主用汉语普通话、芬兰语、德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唱歌，她吓坏了。）辛考特1977年生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的切斯特市，有人说他是全英国掌握语言最多的人。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号（“他们考察了每个英国人吗？”），但毫无疑问他肯定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批。
在希腊的会场上，他用25到30种语言和别人快乐地闲聊。他在家里每天说5种语言（马其顿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工作中使用的语言多达14种（他的工作是多语种社交网络管理），曾经学习过的语言超过50种。他似乎是社交型语言学习者的一个典范。他小时候是个单语儿童，但那时起就喜欢模仿别人的口音：“我在和家人外出度假时会遇到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我总是很有兴趣去做一件事：如果我学习一点他们的语言，就能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接着我就发现自己能够轻松学会外语并融入外国人中间。语言是和别人建立友谊的一件交流工具。因此对我来说，学语言向来和社交有很大的关系。”
辛考特在大学里学了几门语言，聚会时他常在宾客中间转来转去，切换各种语言。他从语言中得到的东西似乎和阿圭列斯这样的人不同，后者的动力是对于文献的智性好奇。然而辛考特也说他的性格并没有变化。在别人看来，他的性格或许会随着他使用的语言而改变，但他始终是他。“这不是性格的不同，而更像是穿上了不同的外套、不同的衣服。”他说。在用荷兰语或德语提要求时，他会相应地改变措辞，口气会更直接，不会像英国人那样绕来绕去惹人发火。驱使他学习的，是在社交中与别人相互理解时感到的激动。
在和我闲聊时，他提到冰岛语是他最喜欢的一种口语，于是我要他说上两句。天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但那听起来确实有一股北欧风味。他的嗓音变化很大，我几乎听不出是他了。他说：“冰岛语里气音很多，听起来很纤细，仿佛是一种精灵般的感觉，那种纤弱的气质我很喜欢。”他还说格鲁吉亚语是他最喜欢的书面语言，他向我展示了一段格鲁吉亚文字，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眼前的字母非常漂亮，就像托尔金笔下的一页精灵语手稿：我看出了他喜欢的语言都有某种共性。他也喜欢德语，但原因不是这门语言本身——他和我、和许多人一样，最初觉得德语并不好听；是因为使用德语的人民友善好客，他才顺带喜欢上了这门语言。后来我认识了几个英国二战老兵，看见其中的一个正在学德语时，我回想起了辛考特的这番话。
在会场上，还有几个多语者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他们有强迫症的倾向。其中的一个是纽约人埃伦·若万（Ellen Jovin），她说自己是在40岁高龄才开始学习20种语言的。在我看来，人需要很强的动力才能挺过这样的难关。她会熬夜细读俄语的动词结尾，然后在梦中温习它们。她还自称是一个语法狂人。
辛考特是否也认为外语学习者有不同的类型？“我们的会上有一些人在社交场合很不自在，但他们同样精通语言，对语言的爱也别无二致。多语者有的自称内向，有的说自己外向，但肯定都在自闭症光谱上占有一个位置，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都有自闭倾向。”
照辛考特的说法，许多多语者都承认自己在社交场合很笨拙，他们身处人群就不自在，不懂得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有的还感觉自己缺乏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这并不意味着你非得有自闭或强迫的倾向才能成为多语者，只是有这种倾向也许会更容易一点。
* * *
我已经明白：用另一种语言思考和工作，就好比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上运行不同的软件。这并不会真的改变你的内在性格，只是会要求你遵循不同的规范。但是有人发现，第二语言的使用还会产生更加深刻和出人意料的影响：它会改变我们的道德观念，使我们的思维更加趋向功利主义。如果你要求某人完成一项高风险任务，但又只许他使用第二语言，那么和使用母语相比，他就会在任务中表现得更加理性。
这方面有大量研究出自芝加哥大学的波阿斯·凯撒（Boaz Keysar）之手。我们以经典的心理学测试“电车两难”（trolley dilemma）为例说明。研究者虚构了一个场景，并询问研究对象：如果看见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撞向5个人，你会怎么做？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坐视5个人被撞死，也可以扳动机关，使电车驶上另一条轨道，只撞死1个人。大多数人稍加思索，就会断定为救5人而去扳动机关牺牲1人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然而在第二个场景中，这个道德两难变得更加棘手：你站在一座人行天桥上，身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下面依然是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撞向5个人。这一次，为救5人，你必须把身边的大个子推到桥下的轨道上挡住电车。这么做的效果和之前一样，能阻止电车撞死5个人。然而大多人都觉得第二个场景过于直接、过于恐怖，在道德上的震撼力要比第一个场景强烈得多。
假设有人分别用你的母语和你理解的一门外语向你提出这个两难，你的道德判断并不会根据提问语言的不同而改变，对吧？但是凯撒发现，你确实会变。【49】他招募了母语是朝鲜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被试，并根据他们对外语的熟练程度，分别用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或法语向他们提出了这个两难。在人行天桥场景中，只有18%的被试用母语表示他们会把大个子推下去撞死，但如果换成第二语言，却有44%的被试表示会这么做。而在扳道场景中选择牺牲一人救五人的，听到母语和外语的比例一样多。（80%的被试用母语表示会扳动机关，81%的被试用外语表示会这么做。）
凯撒指出，一门外语会在你和待解决的问题之间拉开“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使你如飞鸟一般俯瞰问题，了解事情的全貌。同时这也会降低母语产生的情绪反应。所以别再认为什么说意大利语会使人激情澎湃了：如果我能流利地使用意大利语，那么我用意大利语做出的决策只会更加干枯冷静。我们会说这样的决策来自大脑，而非来自心灵。
凯撒还指出，使用外语能减少你对损失的厌恶情绪。换句话说，你会比使用母语时更容易接受危险的赌注。【50】在一篇综述论文中，凯撒和同事指出了一些证据，证明了人的决策取决于获得信息时是通过母语还是外语。他们认为这也暗示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51】
语言对我们的思维和决策方式都有影响。凯撒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当你使用母语时，它会对你的抉择产生重要作用，母语会将你和你的情绪更有力地连结在一起，由此左右你的选择。”看来，这项研究的意义超出了使用一门外语造成的影响。它告诉我们，当我们使用母语时，它大部分时候都会左右我们的决策。“不管是研究者还是普通人，一般都不会认为母语重要到了产生决策偏见的地步。”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的多语者并不会改变性格，但他们似乎真的会改变道德思维的模式，而且使用外语还会改变我们的决策方式。荷兰语言学家和作家加斯东·多伦（Gaston Dorren）把这称作“理性效应”（rationality effect）：“说一门第二语言不仅会使你努力思考自己说话的方式，也会使你努力思考自己说出的内容甚至做出的事。我认为这是一份美妙的馈赠。”
须得明白：当风险用外语呈现时（比如和生物科技或航空旅行有关的风险），我们就会低估它们。Capisce（意大利语“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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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看过迈克尔·列维·哈里斯（Michael Levi Harris）编剧并主演的一部短片《超语者》（The Hyperglot），这次在希腊的多语者大会上我也见到了他。他在会场上讲述了如何将戏剧学院学会的表演技巧应用到语言学习上去。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要有效学习一国语言，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吸收那个国家的性格。而且，要想正确地领会那门语言的韵律和特征，不也需要做到这一点吗？学习一门语言肯定远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还需要观察、复现和共情的参与。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和表演有相通之处。当然，要说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高效，那肯定是主观且带有成见的看法，但对哈里斯来说，那又确实是这两种语言在他的脑中呈现的模式，也是他在说出这两种语言时展现的风格。他在说某种语言时总会想象自己在扮演某个角色，这能帮助他进入状态。哈里斯的话令我神往，因为我总想知道戏剧学院是怎么传授表演的，听了他的介绍我对此略有了一些了解。哈里斯是美国人，刚刚从伦敦的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毕业。
哈里斯向我介绍了雅克·勒科克（Jacques Lecoq），他是一位法国演员和戏剧教师，于1999年去世。他提出了著名的“七层张力”（seven levels of tension）技术。每一层都对应一位演员在表演中投入的神经能量。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层次，下面是哈里斯使用的名称。他还将每个层次和一种语言相联系，我把它们也列了出来：
1.筋疲力尽（美国英语，瑞士法语）
2.美洲风情（巴西葡萄牙语，澳大利亚英语）
3.没有色彩（德语，芬兰语）
4.警觉（英国英语，法语）
5.戏剧性（西班牙语，希腊语）
6.歌剧式（意大利语，希伯来语）
7.希腊式/悲剧（汉语，俄语）
为了演示，哈里斯同时用英语和美国手语，在7个层次上朗诵了《失宠于上帝的孩子们》（Children of a Lesser God）中的几段台词。
他是个演员，理应擅长表演。但是看着他表现不同层次的张力，看着他用各种语言表达自身，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理论：语言有着各自的性格，当你说出一种语言，就也会带上它的一些特征。
也许阿圭列斯的性格并未随语言而改变。但是对于可塑性更强的人来说，就算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性格也会随交往对象而变化。演员本来就属于共情最强的人群，更何况是一个通晓了多种语言的演员呢？也难怪哈里斯会表现出这样多彩的特征了。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对于共情应该在本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问题是共情很难测量，我们能轻易看出别人的共情强弱，但要测量就未必了。对于共情有一个近似的测量手段，那就是情绪智力测试，简称EQ。不过虽然我们都喜欢共情强烈的人，共情却不是一种能够比较高低的性状，你很难找到一个人并说他是“世界上共情最强的人”。而且极端的共情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拥有发达的共情，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却能够影响你在本书中探讨的几种性状上的表现。意大利蒙特罗顿多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科尼利厄斯·格罗斯（Cornelius Gross）指出：“我们天生就有共情的线路，能不断将自己放进别人的处境之中，这就是我们成为社会动物的原因。因此当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着痛苦。”
如果你有发达的共情，就可能成为社交型的语言学习者；如果没有，你就会成为一名孤独的学习者。不过我也说了，共情是一种模糊的特质。我们最好另选一个稍微明确一些的特质作为研究对象，为此我们需要了解语言的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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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过一条河就是伦敦西郊的布伦特福德。这地方乏善可陈，在大多数人眼里不过是从伦敦开车去希思罗机场时途经的一个地方。布伦特福德位于布伦特河和泰晤士河汇流处，对我们一家来说最有名的当属它的那家绰号“蜜蜂”的足球俱乐部。凡是足球迷都知道，布伦特福德球场有一个在英国球坛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它在四角各有一间酒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研究者正是在布伦特福德走出了关键一步，由此引出了关于人类语言演化的一个伟大发现。
伊丽莎白·奥格尔（Elizabeth Augur）是布伦特福德一所小学特殊教育部的一名教师，当时照看着来自同一个家庭的7名成员，这一家人在今天的遗传学文献中称为“KE家庭”（KE family）。奥格尔发现，有一种学习及语言障碍在这一家人中延续了3代，她怀疑这是某种遗传疾病造成的。那时，为所有人的基因测序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还是很久之后的事，要确定这家人的症结是一项艰巨的工作。1998年【52】，一队来自牛津大学和伦敦儿童卫生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的学者终于将一家人的病因归结到了7号染色体上一个包含了约70个基因的片段上。到2001年，他们又发现了关键的受损基因。【53】它名叫“叉头框蛋白P2”（forkhead box protein P2），简称“FOXP2”，媒体几乎立刻给它起了“语言基因”的绰号。
这个绰号虽然不准确，但FOXP2确实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基因。人体内有22000多个基因，并不是个个都在所有细胞中激活的，有些只在发育的特定阶段发挥作用。FOXP2却不一样：从胚胎到成年，它始终在人脑中发挥作用，而且在肺部、喉咙、肠子和心脏细胞中统统激活。它还引导着其他许多关键基因的作用。如果它没有正常工作，就好比是一支管弦乐队的指挥出了差错，乐队就会奏出不和谐的音符。比如KE家庭的成员就因为携带了FOXP2的突变型，无法正确地发出辅音，他们会把blue说成bu，把table说成able。【54】这种疾病叫“言语失用”（speech apraxia）：患者能发出单个的音，但要将单个的音连成序列，好说出词语和句子时，他们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知道，语言涉及的基因有数百个之多。【55】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性状，包含了诸多元素：它需要肌肉和神经塑造口腔和舌头并发出声音，需要说话者对呼吸的控制，还需要有学习语法规则和词汇的智力。然而就我们所知，和语言有明确关系的基因却只有寥寥几个，而FOXP2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它才受到了详细的研究。
用遗传学家的话来说，FOXP2是一个“保守”（conserved）的基因，也就是说它在演化史上几乎没有变化。在遗传上相隔千百万年的脊椎动物，体内的FOXP2却有着十分相似的面貌。
沃尔夫冈·埃纳尔德（Wolfgang Enard）在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EVA）工作时，曾将人类的FOXP2和黑猩猩对比，发现两者在全部715个氨基酸中只相差2个。【56】将人类的这个基因和小鼠对比，不同的只有3处；和鸟类相差只有8处。保守基因之所以保持不变，是因为它们具有深刻而重要的作用。成功的配方是不能胡乱改动的。
有人说KE一家的突变使他们的FOXP2返回到了黑猩猩的类型，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他们的突变干扰了FOXP2调控其他基因的能力。我们知道，FOXP2的正常版本和我们学习运动技能的能力息息相关。比如FOXP2发生破坏性突变的小鼠就较难学会在倾斜的转笼里跑动。【57】用基因工程给小鼠注入人类的FOXP2，就能提高它们学习新任务的能力。【58】
那些超多语者是否可能拥有一个特殊版本的FOXP2，从而有了更强的学习能力？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穆迪传播学院，巴拉特·钱德拉塞克兰（Bharath Chandrasekaran）正好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
钱德拉塞克兰知道，虽然FOXP2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十分保守，但它在不同的人身上却有细微的变异。那不是像KE一家那样对语言能力造成罕见而严重破坏的剧烈突变，而是许多人携带的基因序列的常见变化。对基因组中的每个基因而言，各人都会在特定的位置上产生常见的变异，DNA中的一个核苷酸会被另外一个替换，比如应该是鸟嘌呤（G）的地方出现了腺嘌呤（A）。
这样的变化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简称SNPs），它们一般来说不会影响我们的表现型，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行为不会在基因的作用下出现异常（如果真会产生严重影响，它们早就被自然选择淘汰了）。钱德拉塞克兰瞄准了FOXP2的一个已知变异，那是一个有A和G两种版本的SNP。
由于我们各从双亲那里继承一个FOXP2，所以我们的这个SNP要么是两个A，要么是两个G，要么是一个A一个G。
此前的研究指出，AA型多态性的人在处理语言时，前额叶皮层的活性要比GG型多态性的人略高一些。当你学习一项新技能时，第一步总是有意识的练习。这称为“叙述性学习”（declarative learning）。等你掌握了这项技能，可以不假思索地将它发挥出来时，它就交由程序性学习系统（procedural learning system）来管理了。
钱德拉塞克兰想知道，AA型人较高的前额叶皮层活性是否会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因为这个皮层的活动会减缓叙性学习向自动的程序性学习的转化。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招募了一群对包括汉语普通话在内的任何一种声调语言（这些语言中字词的意思会随着它们的声调而改变）都毫无了解的人，并让他们学习区分汉语普通话中的不同声调。结果GG型被试真的更快地学会了这个区别。【59】
当我们学习第二语言时，所有人的起始步骤都是相同的。【60】我们都是从规则入手学习，也都能说出我们用来学习的策略：比如遵照一条动词变化规则给动词加上某个结尾。钱德拉塞克兰的研究显示，那些成功的学习者会更快地转入内隐式（implicit）学习方法。就我们的例子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会自动应用动词变化规则。这样他们就能腾出脑中负责分析思考的部分，留给学习语言的其他必要活动，比如记忆词汇。
“语言学习就像一边骑车一边表演杂耍。”钱德拉塞克兰说。如果你能将一部分内容转到脑中的程序性区域，那么处理其他内容就轻松了。“好比是你把骑车变成了自动行为，不用再刻意留神，这时你就能一门心思表演杂耍了。反之，如果你非得留意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才能不从自行车上掉下来，那么再要表演杂耍就不太可能了。”
以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多态性对一个过程（语言学习）的轻微影响，而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大量别的因素。因此，即使我们用基因工程的手段使胎儿携带GG多态性，这个手段本身也不足以有效地提高一个人的语言学习能力。但是钱德拉塞克兰还有更好的主意，那就是用行为干预的方法帮助那些学习语言费力的人。那将是个性化医疗的一种形式。学习者先接受常规的基因检测，以确定他们的FOXP2是哪个版本，接着再由研究者专门为他设计一套学习时间表。“研究者的任务之一是设计语言学习的范式，先是帮你尽快熟悉规则，但接着就是慢慢脱离规则，使学习变成一个内隐的过程。”他说，“成人的脑回路及学习策略都和少儿不同，而目前的培训方法并没有根据成人的学习策略做优化。”
这并不是一条能使你流利使用外语的捷径，不过那种捷径本来就不存在。它能提供的或许只是一种方法，使你的学习需求和遗传天赋更加匹配。（虽然以SNPs和语言技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许多这类方法的效果都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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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费舍尔（Simon Fisher）曾参与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FOXP2。他现在是荷兰奈梅亨市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语言学和遗传学教授，还在同样位于奈梅亨的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研究所担任所长。眼下他正在主持一个项目，专门研究超常语言能力的生物学基础。他对钱德拉塞克兰的GG多态性理论不以为然，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的。我们已经在上文看到：你从父母那里各继承了一个FOXP2基因，因此你的基因型可能是AA、AG或者GG。如果取一个随机样本，那么每种基因型的人数比例应该符合一条遗传学的基本公式，那就是哈代——温伯格平衡定律（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如果人数比例竟不符合这条定律，那就说明是哪里出了问题，比如基因型分型的差错，又比如反常的自然选择。钱德拉塞克兰的团队也承认他们的样本比例不符合哈代——温伯格定律，而在费舍尔看来，一方面是样本比例的失调，一方面是单个SNP对行为只有微弱的影响，这两点都对钱德拉塞克兰的实验解释提出了疑问。
眼下，费舍尔的团队正在就FOXP2多态性开展自己的实验。例如他们评估了FOXP2的各种SNP在前额叶皮层对语言相关活动的影响，对被试做了脑成像测量，样本量大大超出了比以往的研究。费舍尔表示，要明确指出某个类型的多态性对人脑语言能力有正面作用，希望还很渺茫。语言是极复杂的性状，如果像FOXP2这么小的遗传差别居然对它有这么清晰的影响，那未免也太简单了。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另一方面，因为FOXP2也参与了肌肉控制和发音，费舍尔想到了那些十分擅长发音的人（比如说唱歌手和B-Box表演者）可能有某种特殊的变异或是几种变异的组合。“这些技巧的水平是否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还是只要经过足够的训练，人人都能掌握它们？这个问题我们还在研究。”
从直觉上说，学习语言的能力应该有遗传的成分，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努力也是必需的。学习语言必须专注，下一章我们就来考察这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