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流行“榜下捉婿”

新宋之初，京师开封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婚姻文化，坊间称为“榜下捉婿”，说的是科举发榜之日，京师开封的大户人家纷纷出动，争抢登第士子做女婿。

《宋史》中留下了不少“榜下捉婿”的记载。

真宗时，河北大名人范令孙考中进士，很快成了宰相王旦的女婿。有一个叫高清的刚中进士，宰相寇准马上把兄弟的女儿嫁给了他。高清这个人极可能才貌双全，人品不错，他的寇氏夫人因病去世后，宰相李沆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继室。当时人形容范令孙、高清这样的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

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看中状元郎、鄂州江夏人冯京，派人用择婿车把他拖到家中，谎称是奉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丰厚的嫁妆，但冯京“笑不视，力辞”。

徽宗时，权相蔡京曾想把女儿嫁给新进士孟州济源人傅察，傅察以沉默相拒。

同样在徽宗朝，江西饶州鄱阳人洪皓中进士后，权臣王黼、朱勔都想许婚与他，均被洪皓“力辞”。

据宋人笔记记载：揭榜之日，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可见，中举士子们是多么的炙手可热，争抢场面是何等的激烈。宋人把“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一位权贵看中一名年轻新进士，派十多个家丁将他簇拥至家，权贵对那青年说：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不丑，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青年深鞠一躬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当然是件幸事，要不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众人听罢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他考中进士时已年逾古稀，但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

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记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新兴的富裕阶层渴望通过联姻跨入上层社会，他们为攀新科进士，不惜以重金为诱饵！

“榜下捉婿”是开封的一道新风景，这道风景令我们看到了宋人极可爱的一面。风景的背后，是北宋大兴科举的宏大景观。

隋统一后于大业三年（605）开设进士科，用考试的办法选取进士，以科举制度代替了此前从贵族子弟中选拔官员的做法。从此，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可以凭借个人勤奋与拼搏，而不是靠拼爹，进入权力阶层，这是革命性的制度创新。

当唐太宗李世民主持殿试，看到读书人鱼贯而入时，曾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进口袋里了。但事实上，唐朝科举的竞争异常激烈，通过率极低，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两千人，少则不到一千人，而进士录取人数少的仅几人，多则也只有三四十人。后世就有人评价唐太宗的话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为避讳，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最后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二十七岁便怏怏而死。贾岛早年为僧，后还俗应进士试，却一直未中，只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吏。唐末，黄巢因屡试不第，愤然题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后真的成为大唐的掘墓人。

宋代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期，科举取士规模井喷式地扩大。北宋采取三年一试。太宗赵光义尤其重视科举，宋初，参加省试（明清称“会试”）的不过两千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朝的第一次贡举就增到五千三百人，录取五百人。太宗当政的二十二年间，取士超过万人，将大宋王朝上上下下的官员来了一次大换血。

唐代举子通过科举考试，只是意味着取得做官资格，任官还需通过吏部考核。宋人只要考中进士就可立即做官，“学而优则仕”，而且凡进士出身的，升迁也快。仁宗朝共举行了十三次科举，取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的三十九人中，官至公卿的有三十四位。对那些多次应试不中的，朝廷又开辟特奏名科目，给予照顾。如果还考不上，一般是经过十五次以上的应试后，朝廷便赏赐一个相当于科举出身的称号。

唐代时，举子被称作考官的门生。太祖赵匡胤废除权臣向考官推荐考生的特权，诏令考生不得再呼考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所有考中的进士均为“天子门生”。

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持京师贡院的会试，录取进士、各科及第者三十八人。按惯例，这些人要在讲武殿向皇帝谢恩，皇帝同时会再问他们一些问题。不料，有两人在回答太祖提问时语无伦次，被罢黜及第资格。恰巧一名叫徐士廉的落第举子控告李昉徇私舞弊。赵匡胤下诏亲自主持复试，结果，包括徐士廉在内的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十名原本考中的考生落选。李昉被贬为太常少卿。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定制。

宋代还首创“锁院”“别头试”“弥封”等制度，防止考试作弊。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基本固定由礼部侍郎担任，宋代主考官则由朝廷临时委派，考官受命后要立即进驻贡院，隔绝与外间的联系，防止串通作弊，称为“锁院”。对与考官有亲属或其他亲近关系的考生实行“别头试”，另行开场考试，考官与考题也另行安排。考生交卷后须先将姓名密封，再由誊录人员将试卷内容原封不动地誊录出来，将誊录的试卷交给考官评阅，称为“弥封”。

宋代科举录取的进士礼遇极高，通常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骑马侍从游街等。殿试结束后，朝廷举行唱名仪式，这时便是“金榜题名”的时刻。其间，皇帝要赐予袍、笏，称作“释褐”，表示已经脱离平民，步入仕途。唱名结束后，便是“期集”，即为新进士举行宴会活动。从唱名之地到期集之地的这段路上，便是“榜下捉婿”的主战场。

崇尚科举是宋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当时流行的两首诗将人生得意、失意与否，归结于科举考试。《得意诗》说：“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失意诗》则说：“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理学大师张载年轻时喜谈兵事，甚至想集合人马收复被辽占领的失地。他见到范仲淹，陈述了用兵谋略和计划。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用兵？”认为张载更适合于研究儒学。苏辙也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大批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凭借个人勤奋与拼搏，而不是靠出身，晋身为王朝的权力阶层，最终在制度层面确保了文人政治在北宋王朝从上而下的全部确立。由于宋王朝打通了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给予了士人阶层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因此，有宋一代，士人阶层彻底抛弃了唐代功利主义的倾向，把自身命运同王朝社稷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忧患意识、兴亡意识，不再停留在个人荣辱得失层面，而是达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