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知识流动与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研究的实践背景

1.2.1 互联网时代知识流动的载体创新与形式变革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知识的流动、传播除了以口头、演示的方式外，还可以借助车、船、舟楫等交通工具以信函的方式传播。第二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出现的电话、电报以及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等为知识传播提供了更有效的载体，大大地提高了知识流动的效率。尽管如此，20世纪中叶之前的知识流动始终没有突破“点对点”的传播模式。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新技术革命中出现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等使知识流动的载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于计算机具有存储、计算、逻辑推理等功能，成为功能强大的知识存储、加工处理的工具，为人们更好地接受、理解和运用知识提供了技术手段。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不仅能够通过网络集成人的智慧，形成社会的集体智能，而且可以实现人、社会和计算机的功能集成，形成一个由人、知识、社会和计算机网络组成的知识创造、存储、编码、加工、使用和流动的复杂系统。该复杂系统的运行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流动的内容和形式。

（1）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形态。显性知识一般要以一定的物质形式作为其存储的载体，如书本、计算机数据库、CDROM等。在计算机技术出现之前，纸质载体作为知识存储的主要形式，不仅存储能力有限，而且不易保存。纸质载体存储知识的另一个缺点是流动和传播的不便。一般来说，以纸质载体形式存在的知识，其流动、传播需要借助一定的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工具的承载能力、运行速度就成为知识流动的瓶颈。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存储提供了全新载体，使显性知识信息可以存储在很小的物质实体上，而且可以永久保存，这就为知识的有效和快速流动提供了保障。

（2）知识流动过程不是知识单元简单的空间位置变化或使用（占有）主体的相互“换手”。知识流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接受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或运用流动的知识。这样，为了实现知识的真正流动，不同的知识提供主体或使用主体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进行存储、编码、整合等处理（加工）。也就是说，知识的形态、结构和潜在功能在知识流动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知识本身的“增值”过程。实际上，知识流动、知识共享和知识功能实现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知识流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知识的社会共享，因而部分地实现了知识的社会功能。

（3）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互联网技术使知识流动的载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互联网实现了知识单元、知识提供者、知识接受者以及知识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系统集成。借助网络载体，知识主体建立了知识流动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建立突破了知识个体单独思考、封闭创新的单元局限。而计算机系统与人以及社会组织的结合，使社会网络突破了时空障碍，更具有智能和机体特征。网络系统运行的并行和交互特征，则使知识流动的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4）互联网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流动的技术载体，其作用还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受者之间的匹配机制。借助互联网技术，知识需求方可以向可能的知识提供者发出需求信息，并对提供的知识进行筛选。与此同时，知识提供者可在网上提供大量的知识信息供需求者查询和使用。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互联网使知识流动的空间消亡。[1]这样，就需要在网络技术向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研究知识流动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功能实现模式。

1.2.2 产业发展区域根植性与创新活动空间聚集

早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就注意到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区）集中现象，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意大利北部产业区的发展和美国硅谷的崛起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也为研究产业发展的地理集中现象提供了范例。20世纪末以来，有关产业发展的区域根植性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根植性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于198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频繁互动和密切交往使得经济活动更具可靠性和可预见性。

产业发展根植于特定的区域，往往与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传统产业的区域集中现象人们更多的是从当地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文化传统等视角予以阐释。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中国的中关村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崛起和超常发展，使经济学家认识到，资源禀赋和市场临近等概念已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上述产业区的发展。创新文化传统培育、创新组织形式变革和创新网络形成是上述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真正成因。

国内外典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实践证明，从事高技术和新产业研发的个人或组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以技术流、知识流、资金流为纽带，形成实体性或虚拟性的创新组织，共同从事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使创新活动产生倍增效应。这其中由于地理邻近所带来的面对面交流的便利性是创新聚集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由此便衍生知识流动研究中的悖论：一方面是网络技术向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使知识流的时间障碍和空间障碍被突破，从理论上讲，知识的空间分布将趋于均匀化，创新活动的区域特征将走向发散化。然而，产业活动和创新活动的发展使产业活动越来越向特定区域聚集，网络技术所促进的知识流动非但没有使知识在全球空间均匀分布，创新资源和活动向少数区域聚集的现象却愈演愈烈。那么，知识流动与创新聚集有何种内在关联，如何使其从经济学视角得到合理的解释就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命题。

1.2.3 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协调与创新活动空间布局优化

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不仅产业发展水平相差甚远，落后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也远远不及发达地区。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由于科技资源的聚集和产业优势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因此，落后地区如何打破经济发展水平低端锁定的状态，进入加快发展的快车道，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科技资源和产业发展资源空间布局的错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产业创新资源主要分布于国有工业企业，从空间布局上看，多数重点企业集中于中国内陆地区，“三线”建设形成的产业布局仍成为产业布局优化的制约瓶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引进了新的产业发展要素。这些新的产业发展要素主要集中在率先开放的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并非都是我国产业创新资源的密集区，由此形成我国产业发展的新兴区域与创新资源密集区域的空间错位。同时，学术界也注意到，随着我国部分中心城市的功能转型，部分制造业逐步向周边地区转移，城市作为科技研发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地位得到强化，其作为产业发展中心的地位将逐步减弱，由此便提出在科技创新中心与产业活动中心分离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产业聚集与创新聚集的协调发展问题。从各国的发展实践看，那些最富活力的高技术创新园区都是依托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起来的。远离中心城市的产业活动如何同集中于中心城市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紧密联系？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能否弥合创新聚集区与产业聚集区的空间鸿沟？

面对中国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如何通过对当代产业聚集和创新聚集作用规律的研究，阐明通过优化科技资源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