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旅游中心建设与古物保护实践

在社会舆论为构建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积极献计献策的同时，进入故都时期后，北平市政府也开始了创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尝试与实践。实际上，早在国都南迁前夕，一位名为张武的留学博士曾向北京市政府上呈过一份《整理北京市计划书》，当时刊登在由市政公所主办的《市政月刊》上。这份“计划书”借鉴了当时西方的“桑港改造计划”，即将北京城改造为一个中央都心与若干个环绕中央都心的小都心，以故宫三殿、三海及中央公园为中央都心，以东西单牌楼、四牌楼及九门为小都心，使城市呈放射状发展；同时，在区域功能上，将正阳门内外、东西长安街、三殿、三海及故宫一带划为美术区，将正阳、宣武、崇文三大街及其中间一切区域，以及东西单牌楼大街、东西四牌楼大街、东直门大街、西直门大街、后门大街及鼓楼以东街市等地划为商业区，将永定门内外接近地边地区划为工业区，其余区域定为居住区；另外，为了便利交通，将所有城墙全部拆除，将原来的前门火车东、西车站外移至东、西便门，并在永定门外建一总站，并利用售卖所拆城砖的费用在城墙原地建设新式建筑，将所有重要官署以及图书馆、美术馆及议会机关均搬迁至此。这是根据北京的国都身份所制定的一个典型的按照西方现代城市模板规划的方案，体现了浓厚的政治中心色彩，也没有考虑到城市古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现代化城市改造计划。当然，由于国都地位的丧失，这个计划亦未能施行。

失去国都政治地位的故都北平不可能按照《整理北京市计划书》的模式进行建设，北平政府对北京的城市定位与改造形成了与舆论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相一致的趋向，北平市政政府成立后，随着北京舆论对于北京城市身份的重新体认与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提倡，北平市政府对于城市发展的方向也逐渐明晰，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城市，利用故都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发展旅游事业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成为北平市政府的施政方向。

1928年6月，北京由国都降格为北平特别市，何其巩任首届市长。何其巩上任之后，即广泛征求社会舆论关于繁荣北平的建议，听取了舆论将北京建设为文化区、军事区、工商业区的意见，并将这三种繁荣北京的方略向南京中央政府汇报，“但求明示趋向”。最终，何其巩接受了当时社会舆论以北平为文化中心的主流观点，遂将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维持北平繁荣的计划之一。1931年，北平政府又向南京中央政府上呈了一份《繁荣北平计划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文化区的计划，并向中央请求财政支持。

同时，北平政府还加强了北平的文化事业建设，国都南迁不久，北平市政府即成立了北平文化博览会筹备处，意欲扩大北平的文化影响力。随后，北平政府鉴于“平市繁荣亟待规划者尚多，文化博览会仅为繁荣计划之一种，遂决计加以扩充，改设平市繁荣计划委员会，延揽全市富有市政学识经验者，如曾彝进、徐悲鸿、瞿宜显、赵国源、张允高”等二十一人为委员，并将文化博览会筹备处应办事宜，划归该会管理。文化博览会选址在故宫三大殿、天安门、三海等周边建筑举办，以充分发挥北平历史古迹的文化影响力。此外，国都时期曾主导北京城市建设的市政公所首任督办朱启钤经过宦海浮沉后，回到北平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广罗人才，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亦在被邀之列，该社以研究中国传统古建筑为主旨，并在1931年内举办了圆明园遗物陈列会、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两场文化展览会，成绩卓著，以至时人感叹道：“人人果以建造‘文化之都’为目的，锲而不舍，则文化北平之运命，视政治的北平为悠久而灿烂。”

正如社会舆论所指出的那样，要把北平建设为了国家的文化旅游中心，就必须着力保护北平现有的历史文化古迹，因此，保存古迹就成为创建文化旅游中心的重中之重，这一观点经由舆论的倡导也在北平政府中形成了共识。北平市政府政分会主席张继在接管故宫博物院时表示：“西安、洛阳、金陵等处，地上文明，保存甚少，尽变为地下文明，如河南洛阳地下，为中国文明宝库，希望北平在数百年后，文明多在地上保存，不在地下湮没”。1929年6月，何其巩卸去市长之职，张荫梧继任，张继又在有蒋介石出席的新市长宣誓就职典礼上阐述保存北平古物之重要，认为北平“为七百年文化之中心地”，北平之建设“要有七分建设三分破坏，不应以三分建设七分破坏，或竟不建设只从事干破坏”，指出“创造新中国新文明应对旧文明特别加以保护”，并“请主席及张市长负担此维护旧文化之重任”。

实际上，以张继为代表的保护北京古迹以保存传统文明的主张在何其巩、张荫梧两届北平政府都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在创建文化旅游中心方略的指导下，北平市政府成立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保存古物的措施，要求各处坛庙屋墙不得拆毁。市政政府还成立了北平坛庙管理处，管辖北平各坛庙，并将保护北平坛庙古迹呈请国府内政部，认为事关维护文化，要求设法保护，最后北平市政府下令，除令行公安局协助保护外，“合行布告军民人等，一体注意爱护，不得稍有拆毁”。另外，在国都时期，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多被学校、机关团体占用，据顾颉刚的日记证实，在1924年，“慈慧殿均住北大学生，火神庙为商人公会，吉祥寺全为中法学校占用”。为此，北平特别市繁荣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陶履谦草拟保存名胜古迹办法，要求凡北平市区内古迹名胜一律不得驻兵，不得被任何机关征用，如已驻军队或已作机关用者，由市政府一律商请迁让。与此同时，北平市政府又要求将国家古物保管委员会总会由南京迁至北平，以进一步强化北平保护古物的力度。随后，为了将保存古物落到实处，北平市政府又拟定了《北平名胜古迹古物保存规则》，向社会公布，并分令公安、教育、社会、工务各局遵照执行。

社会舆论的提倡与北平市政府的积极执行，使保存文化古迹在故都北平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以至于官方对古物的拆改行为亦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媒体曾报道北平第二任市长张荫梧为贯彻革命精神，打倒封建制度起见，命令工务局将中华门、地安门、西安门、东西长安门装设铜钉之大红门一律拆卸，工务局即派令工程队将西长安门正洞两扇大门拆卸，移运至工务局工程队内保存，然而，“河北省政府方面不赞成此举，并北平各界人等，多持反对态度，因此市政府不得不收回此项成命。”最终工务局又将西长安门正洞已拆卸的两扇大门重新安设如初。

北平社会舆论与官方保存古物的努力，目的在于招徕游客繁荣北平市面，特别注重利用文化古迹吸引外国游客，1929年2月，故都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初见成效，吸引了由400多人组成的世界游览团第一次来华旅行，领略东方文化古城的魅力。随后，大量的外国旅行团纷至沓来，可见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已初具规模。然而，九一八事件暴发后，日本侵入东北，南京政府鉴于华北局势紧张，决议将故宫中珍藏的古物运至南方安全地带，1933年初，故宫的大量古物分批南迁，故都北平的“文化城”建设因之减色。尽管原藏于故宫的“国宝”南迁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北平的文化底色，城内的宫殿、城墙、坛庙、皇家林苑仍昭示着北平作为东方历史故都的神韵，但日军压境东北所造成的局势紧张使北平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努力遇到了现实的阻力。为了给北平注入发展的新活力，当时有人评议道：“古物迁运以后，故宫博物院，便索然无生气，三贝子花园，珍禽异兽，渐见减少，往日车马喧闹之地，遂无人过问，此虽细故，实为平市衰落之危机，若一任失衡，处处如此，势必日趋衰落而至于消亡。有市政之责者，第一在能利用其天然之美，与固有之物，发扬光大，地方治安，市街洁静自亦至关重要，凡所以足为文化游览区域之障碍者，宜尽力排除之，至于教育机关之维持改进，建筑物之修整，历史遗留物之保存整理，地方政府以外，还有赖于中央政府之扶持”。可见，发展文化旅游中心仍是帮助北平走出因局势紧张而陷入困境的唯一出路，这也是袁良主政北平时所出台《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