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宁波近代城市与建筑发展演变

姚颖

提要：本文分析了订立《南京条约》时，英方选择宁波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缘由，并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各国将领事馆用地设立于宁波江北岸外滩的考量，试图找出“宁波模式”确立的原因，这是一种特殊的对外开放方式，不设租界，而是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在厘清上述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本文展开介绍了开埠初期宁波近代市政体系的建设，以及商业、交通业、医院、文教等各类建筑的兴起，宁波帮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之一，对家乡建设的捐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宁波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开埠，宁波模式，近代建筑，宁波帮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与广州、福州、厦门和上海一道开放为通商口岸。英人之所以将宁波列入“五口”之一，与其自古以来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宁波从唐代起就已经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历经宋、元、明各朝皆在宁波设置市舶司。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建浙海关于宁波。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于舟山定海设榷关，英商随即便在定海城外“道头”地方设商馆，地方上称之为“红毛馆”。自此以后，英方多次派使节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在舟山、宁波等地设立口岸以开展贸易的请求，然未得许可。1832年，英人派商船私探沿海口岸，5月到达镇海，再由甬江航至宁波江岸，展开贸易交涉，但遭地方官员驱逐。

在《南京条约》订立之前，已有英人在宁波作过实地探察，将外海经甬江水道直至宁波这一路段的河谷、田野、水深等地理状况绘制成简图，送与英方商务代表参考，足见英人对于中国沿海考察探测之努力和对宁波觊觎之久。

1844年1月1日，宁波港正式开埠。英方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定领事馆的基址，因领事馆所处之地，日后必定成为商人们云集之处，也是形成租界的关键。英方并没有选择当时最繁华的宁波南门外奉化江（古称甬江）岸，也没有选择康熙初辟口岸时的宁波东门灵桥门，而是选择了宁波北门即和义门外位于甬江支流余姚江对岸，当地称之为“江北岸”的这一地带作为领事馆居地，这里空旷偏僻，除了接近城边有几户住家外，其他都是稻田。英方作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考虑到繁华之地人烟稠密，地价较高，且中国官方不愿洋人与华民杂居，而江北岸将来居处宽敞，且便于英商货物出入，很有发展前景。因此，在与中国官方商酌后，便选定了江北岸地带。随后英、法、美、德、俄、西班牙、葡萄牙等12国先后都在江北岸外滩一带建立了领事馆（图1）。

宁波开埠初期仅有几名外国人。1850年为19人，到1855年为22人，其中14人是传教士，5人是商人，3人是使馆工作人员。1859年为49人。因此，开埠初期并没有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城，约7万城内城外民众涌入江北岸侨民居地躲避战火，使江北岸地区人口剧增，形成了初步繁荣的景象。英、美、法三国为商埠地带外人安全起见，于1862年1月13日在美国领事馆开会，共同决议，大致划定江北岸洋人租界地区的明确界址（图2）。这时宁波的钱庄信贷系统这一准资本主义信用机构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西方各国商人看好宁波市场，于是他们和华商在界内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

华人与外侨同在一个滩上开展商品交易和市场建设，开始了华洋杂居的局面，形成了“华洋公共通商场”，彻底打破了中国商埠的市场秩序。英、法、美、日等国纷纷在此开设洋行、商号、船埠、工厂等。宁波最早的近代商业、航运、工业、金融业都在这里及附近出现。各国领事和外国商人等开始纷纷侨居于江北槐花树下至桃渡路法国天主堂之间的沿江地带。至20世纪初，江北岸外滩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轮船码头为中心的五方杂处的洋场。这里有浙海关（1861年，图3）、巡捕房（1864年）、英国领事馆（1880年，图4）等行政建筑，宁波港口码头和邮局（1897年，图5）等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天主教堂（1872年，图6）等教会建筑，洋行、商铺、客栈旅馆、饭庄等商业服务建筑，甚至还有夜总会、妓院、戏院和弹子房等娱乐建筑，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宁波外滩风貌，呈现出一幅洋味十足的城市景观（图7）。

然而，江北岸一带徒有其表的繁华景象并不能掩盖宁波对外贸易的衰落。开埠不到两年，宁波口岸的优势便被上海所夺，外商纷纷趋赴沪，当地中外贸易日渐萎缩。英方原本对出口绿茶有着乐观评估，但由于受到自杭州出口的福州茶叶的冲击，宁波绿茶的出口贸易额逐年下降。而从英国运入的货物如洋毛、棉花、毛线、棉纺织品等也都出现滞销。洋商徘徊瞻顾，信心不再。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以后，1865年初地方官宁绍台道收回了江北岸的管制权，但仍雇佣外侨，尤其是英人充当警察巡捕。由于当时租界内洋商居民寥寥，外侨无力负担全部巡捕经费，所以薪金由中国地方开支，中方便掌握了警察权。自此以至民国，江北岸外滩的洋商居民始终不多，不足以自组政府并维持其市政开支。另一方面，宁波地方官历年防范，始终将行政治权把握在中国官员之手。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对外开放方式，后人称之为“宁波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此前的“条约口岸”与后来的“自开商埠”，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不设租界，而是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在外国人居留地中，外国人拥有一定特权，但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仍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这种模式作为英美法等约开商埠初期的实验和过渡，同时也为自开商埠的倡导者提供了参考借鉴的依据。

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存在，使宁波走向了半殖民地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引入西方市政管理措施，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有力地改善了江北市容市貌。体现西方工业文明的各类设施集中在这里展示，如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洋房、银行等首先在这里出现，与宁波府城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宁波人大开眼界，促使他们转而模仿、学习，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宁波城市的近代化进程。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开始在江北岸设立工程局，负责道路、照明、卫生、电气、下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进行筑路、盖房，使宁波有了最早的近代城市市政体系。工程局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中外各占4名，董事长由浙海关税务司兼任。由于外人把持局务，江北岸的市政建设工程的规划、施工及管理均由外国人控制，中国地方官员不得过问。工程局的设立，促进了江北的建设与繁荣。工程局成立后，即以码头捐收入在江北岸修筑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并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

19世纪60年代，宁波港的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000余万两。对外贸易也刺激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城市商业不再只是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和交换，越来越多的是工业品的流通和交换。与此相适应，主要是经营工业品的洋广百货业兴起。1862年，舒天成德记百货店在宁波东门外开业，这是浙江最早的一家百货业。接着又在东门大街出现了大有丰洋货店。其后，新兴的玻璃店、五金店、钟表店、眼镜店、纸店等相继在城区开设，并因此在江厦、东门大街、西门大街等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近代交通业在城市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随着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轮船也开进了这三个城市。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宁波修建轮船码头，三年后又在宁波江北岸开设了分公司，接着，其他各国轮船公司也相继进入各口岸城市营运。1907年，杭城江墅铁路通车。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并开筑杭甬路。轮船、铁路等近代交通事业在城市的发展，构建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进而加强了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辐射功能，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

早期进入宁波的外侨大都具有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多重身份，他们将西方的医学和教育制度通过教会传入宁波。1843年，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在宁波北门开设诊所，行医传教，并在月湖书院内办班传医。1847年，诊所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1915年改称华美医院（今宁波市第二医院），寓中美合作之意。此后，该院在中外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宁波重要的医疗机构。自玛高温后，美、英等国传教士又相继在宁波城乡建起一批教会医院。至1870年，除大美浸会医院外，城区内先后办起美国长老会的惠爱医局（江北岸槐树路）、英国循道公会的体生医院（江北岸白沙路）和英国圣公会的仁泽医院（城内孝闻街）。到19世纪末，西医在宁波城区已确立自己的地位，由此推动宁波本地人习业西医。进入20世纪后，宁波本地人纷纷创办医院，其中有1910年慈溪（今慈城）保黎医院、1911年普仁医院、1913年鄞县公立医院、1917年镇海庄市同义医院（今康宁医院）等。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欧美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多门类、多形式的办学格局开始出现。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奥德赛（Mary Ann Aldersey）从南洋到宁波传教，当年即在城内祝都桥创办了女子义塾。次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设立崇信义塾，它不但是宁波，也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所男子洋学堂。该校于1868年迁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即后来之江大学的前身。此后，美国浸礼会、英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等也陆续在宁波设立学校。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在宁波创办了18所新式学校，其中四明、崇德、圣模、三一书院等存在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而甬江女子中学更是全国最早的一所女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意义非凡。教会学校的创办又促使宁波的一批华人有识之士创办新式学堂。

19世纪末，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为谋求育才图强，一批由华人兴办、以培养师资、政法、工商和技术人才为目标的职业专门学校也应运而生，如清末的宁波师范学堂、宁波政法学堂。在教学方法与内容上也多有创新或变革。1897年，严信厚等发起创办储才学堂（宁波中学前身），此为宁波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图8）。由私人或地方绅商共同兴办的中小学堂逐步增多，著名的有宁波效实中学、慈溪锦堂学校（图9）。1871年，享誉上海滩的“五金大王”叶澄衷（1840—1899）抱着“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信念，捐资三万金，在家乡庄市办起义庄，附设叶氏义塾（后改名叶氏中兴学堂），供族内子弟启蒙。

值得一提的是，在宁波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中，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已有相当实力，但毕竟未能突破旧式商帮的格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的新一代实业家脱颖而出，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具有西方经营理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地域，更新经营项目，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充分认识到钱庄、银行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经营规模扩大，营运资本雄厚，名店遍布各地，并且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向近代化作群体性转型，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实业家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尽管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宁波帮的主要业务转移到了上海等地，但这并不影响宁波帮对家乡建设的捐助。20世纪早期宁波帮对宁波的城市建设贡献主要表现在投资设厂、修建近代市政公用事业如自来水厂、电话公司，市际公路铁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这些建设虽然缺少政府主导的城市建设所具有的计划性，但因其多为应需而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宁波的发展。

宁波商帮从宁波走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在创业成功、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纷纷将故乡旧宅进行重建或扩建。当时的宁波处于“五口通商”之后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这批商人思想开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经商过程中对西方文明耳濡目染，因此在故乡旧宅的重建、扩建过程中吸纳了许多西方的建筑形式，并应用了近代的建筑材料和技术。在这批故居中，尤以虞氏旧宅、谢氏旧址（图10、图11）、吴锦堂故居、郑氏十七房、德记巷严宅等保存较为完整。谢氏旧址东临甬江，应是出于观赏江景的缘故，主楼坐西朝东，高3层。另有一附属洋楼与北墙相连，两个单体建筑总占地面积约为530m2。主楼建筑采用水泥、砖、石砌成，屋面为四坡顶。四棵白色石柱将立面分为三段，中间段用三个连续的拱券构筑外廊，并用精致的花式铸铁做栏杆。两侧在实墙上开窗，窗口用石质拱券作檐口装饰，整个立面呈现出典型的横三段式和竖三段式构图。主楼建筑大部分用灰色清水砖砌筑，并用红色清水砖作水平线条间隔。整体风格雅致。

至20世纪初，宁波城市开始呈现出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结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俨然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都已发生了质变，并已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城市。

本研究受宁波大学刘孔爱菊教育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姚颖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