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延续和平村旧址遗产地精神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体系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囊获了许多内容，除了在历史、艺术与科学方面具有突出价值的重要近代建筑之外，也涵盖原来被归类于“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的许多建筑、构筑物、建筑群及遗址、遗迹。对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属于“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这部分遗产而言，与经典性或代表性的建筑不同，建筑物本身的艺术与科学价值往往并不高。而其承载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因此产生的纪念意义是此类建筑价值的核心。

例如名人故居类遗存，许多近现代的名人故居在后期都历经变迁，后根据历史资料经修复或局部复建重现名人生活时期历史样貌。建筑或建筑群在格局、材料、工艺方面也许难言真实，但其在真实的场所展现出一处纪念地，其场所可以提供缅怀名人及其生平事迹的纪念意义是其价值的核心；又如战争类纪念地，由于战争的临时性和破坏性因素，物质遗存大多在后来的岁月中荒芜、废弃或被破坏，但即使只有场所是真实的，其场所承载的纪念意义也可以体现其价值的核心。

因此，在对待“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属于“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这类遗产，如何利用留存于原场所中有限遗存的物质载体传达和延续在该场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对此类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键。

和平村旧址中的建筑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复建的，如果单从建筑本体的价值来看，将其称为“文物”十分牵强。但是，和平村旧址的价值并不在于其留存建筑的多少，而是和平村旧址的场所环境、院门院墙、建筑物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场所”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仅仅依靠和平村旧址残存的院门、院墙，是远远难以全面再现当时战俘的生活情景的，经过反战同盟成员回忆下重新恢复的院落格局、建筑群（图6、图7），再现了能够真实承载相关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要素、细节、情境的场所，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纪念意义，也成为当年在押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集体记忆与情感的寄托。

图6 和平村旧址前院及办公楼现状

图7 大礼堂及后院现状

在深刻理解和平村旧址的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延续和发扬和平村旧址的遗产地精神，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继续挖掘、搜集相关史料，深入对和平村旧址的历史研究，丰富和平村旧址的展示内容（图8）。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所掌握的和平村旧址的相关史料记载和可移动文物数量较少，与和平村有关的信件、档案资料有很多都散落在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熟悉当时历史的相关人物也相继去世，因此，搜集和平村相关史料和实物遗存的工作重要而紧迫。

图8 复建后现用于陈列展览的大礼堂室内

其次，需要通过宣传扩大以和平村旧址为代表的这一特殊类型战俘营的影响力。和平村旧址所传达的我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和以德报怨、宽宏仁爱的品质不是孤立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还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不论在延安、西安还是在贵州、重庆，所有曾俘虏、关押过日本战俘的机构里，均体现出我国军民对于俘虏的优待和感化。这些战俘营遗存首先应该得到积极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其次它们之间应该加强彼此的沟通和联系，这样才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体现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价值。同时，也应该开展同日军在我国设置的战俘营之间的对比研究以及展示利用方面的探索合作，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和阐释这一类型战俘营的价值内涵，发挥其和平思想教育的作用。

最后，加强同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后代或日中友好协会等组织的交流互访，使和平村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可以得到传承和延续。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的三次回访，不仅印证了和平村旧址作为俘虏收容所时的历史，同时也作为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使和平村旧址的社会文化价值得到拓展和延续（图9）。

图9 1987年原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访华团访问镇远和平村留影

（来源：镇远县文物局提供）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联系不应当被割裂，和平村旧址应该持续作为联系中日人民情感与记忆的纽带发挥作用。镇远县文物管理部门近年来也在尝试同日本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互访，使这段硝烟中闪耀着的人性光辉的往事不仅在国内流传，也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晓。再续中日人民在战火中建立友谊的佳话。

附图未注明出处者为作者拍摄。

李欣宇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

钱毅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杜凡丁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