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唐纳德·A．诺曼（Donald A. 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的后记中讲到，我们都是设计师。然而，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却声称，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并且应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

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

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ua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