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正义难题
从前有三个孩子：安妮、鲍勃与卡拉，为一支笛子而争来抢去。安妮说，她应该得到笛子，因为三个人中只有她会吹奏；鲍勃却认为，自己是三人中最贫穷者，没有玩具，故应得到笛子；卡拉争辩道，自己辛苦制作笛子，理应取得所有权。问题在于，将笛子分配给谁符合正义？这并非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古往今来，在正义问题上苦苦探寻的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答案。
亚里士多德也许会主张，应将笛子分配给会吹笛子的安妮。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存在的“目的”，之所以制造笛子，要让它发挥“乐器”的本质，正如应将武器交给战士，船桨交给水手，算盘交给商人，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对此，鲍勃无法认同，因为何为笛子的本质或“目的”，难以说清。乐器是笛子的本质，为何玩具就不能是本质？将笛子分配给鲍勃，如何就不能物尽其用？
功利主义者认为，财富分配的根本目的应考虑分配方案的后果。边沁说，分配应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三人应重新提出理由，说明谁获得笛子能让群体生活更好。安妮说，她可以用悠扬的笛声让鲍勃忘记缺衣少食的苦楚，让卡拉忘记辛苦劳作的疲惫，将笛子分配给她，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鲍勃却摇头反对：“我是群体中境遇最差者，我获得笛子，正是补足群体中的‘短板’，这将增进群体的平均幸福。”卡拉对二人的说辞愤愤不平，假如一个社会丝毫不尊重制造者的权利，必将陷入百人逐兔的困境，而所谓最大幸福、整体效用都无从谈起。分配方案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将笛子分配给卡拉，将使她充满干劲儿，生产更多的笛子。
洛克听到卡拉的意见，决定站在她这一边。他说，上帝虽然创造了万物，将它归属全人类，但当有人用劳动来改造自然物时，便拥有对该物的财产权。财产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人们有权拥有自己制造的东西。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对洛克的说法欣然同意，的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是分配的判准，是正义的尺度。然而，鲍勃阴郁的眼神让马克思不禁产生了犹疑。
此时，经济平等主义者出场。他们宣布，毫无疑问，应将笛子分配给贫穷的鲍勃！虽然安妮擅吹笛，卡拉有手艺，但皆非弱者，唯有鲍勃身无长物，两手空空。人生天地间，都是圆颅方趾，都有双目四肢，差异原本不大，凭什么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穷无立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绝非人类所应接受的法则。《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佛教也说“众生平等”，岂可眼看贫富不均，人分九等？将笛子交给鲍勃，天经地义。但是，安妮不敢苟同，卡拉也无法同意。安妮说，贫者固然可悯，弱者理应补偿，但正义岂可削高就短，惩罚能人？难道补偿鳏寡，就应发给伴侣？救济孤独，就应分配子女？照顾废疾，就应提供四肢？绝对平等，纯属空想，人有差等，才是正理。卡拉则说，贫富分化，固然可议，但奖懒罚勤，更加可恨。若“正义”一味偏袒弱者，谁还会制造笛子？谁还愿苦练吹笛？君不见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实属镜花水月；君不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是穷且平等，由此可见，经济平等主义，陈意甚高，可行性甚低。
一时之间，安妮、鲍勃与卡拉吵作一团，不可分解。
正吵闹间，三位贤人飘然而至，他们是罗尔斯、森与德沃金。
罗尔斯慨言：“我困守书斋，十年搁笔，苦读冥想，反思平衡，得一正义理论，首倡公平，愿为此纷争提供一解。”设想原初状态，有无知之幕，三位净身而入，将能与不能，富与不富，乃至先天禀赋，等等分别，一概过滤。此时讨论正义，必能得到共识。其共识有二：人人自由，相互平等，鱼跃鸟飞，并行不悖，此其一也；机会均等，容许差异，着眼最弱，以图改善，此其二也。两大原则，暗含自由、平等与博爱，恰是启蒙成果、现代精神、正义精髓。
要言分笛之事，宗旨有二。第一，须承认，三人都有基本自由，相互平等，主持正义者不可因安妮的性别、鲍勃的贫困或卡拉的肤色而有所歧视，更不能因所谓“集体福利”，牺牲任何人的基本自由，此乃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区别于功利主义者。在此事中，卡拉首造笛子，应拥有所有权，但不等于制度不能进行二次分配；第二，对笛子的分配应着眼于机会平等，照顾弱者利益。例如，可建立一种制度，允许卡拉将笛子交易给安妮，让安妮获得笛子，以发挥其才能，卡拉也能从中获取收入。但从这份交易中收取部分税费，并用税费“补偿”给鲍勃。如此便可皆大欢喜。
印度贤人阿玛蒂亚·森对罗尔斯的方案深表赞同，但对立论基础不无怀疑。森言道：“从印度文化来看，鱼塘正义（matsyanyaya）不足为训，整体正义值得深思。”此案的争议并非只是三种既得利益之争执，而是分配原则的分歧。事实上，三种主张各有道理，而且也许，并不存在所有人都认为中立且赞同的正义标准。在正义的诸多安排之间，并无先验的最佳，只有比较的更佳。比较的标准在于，何种安排能提升人们获得实质自由的能力。
我们应详察三人的真正需求：安妮所欲获得者，是施展才华的自由，而非仅仅一支笛子；鲍勃所欲得到者，是摆脱贫困的机会，而非仅仅一个玩具；而卡拉所重视者，是对劳动成果的承认，也非只一个制品。因此，正义的制度应给予卡拉所有权，给予安妮购买权，赋予鲍勃改善境遇的机会。罗尔斯的方案美则美矣，但制度对鲍勃给予“补偿”，不能仅着眼于“帕累托改进”，而应着眼于使其获得实质性的自由。
德沃金对罗尔斯深表赞同，但对“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无法同意。“原初状态”渺渺难寻，“无知之幕”无处可觅，形而上学推理应予否定，先验预设难以证立。自古及今，人而能群，对正义问题的思索从未断绝，但“正义”却是诠释性概念，取决于共同体在不同情境下对它的理解和提出的诠释方案。安妮、鲍勃和卡拉若同属一共同体，则政府负有同等关怀和尊重他们的义务，在分配中不可有所偏私。平心而论，赋予卡拉以笛子的所有权，似更符合共同体的道德原则，但政府同样应着眼于资源的平等，拉近鲍勃与安妮和卡拉的距离。这种平等，既非经济平等主义者所说的物质平等，也不是森所向往的福利平等，而不顾弱者的老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也显得过于残酷。符合正义的分配方案，应着眼于使鲍勃、安妮和卡拉在机会上平等，对鲍勃的补偿应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为宜。当然，对鲍勃的关怀不应突破界限，剥夺他为自己生命承担的责任，使他懒惰、挥霍、浪费人生，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救济应着眼于“救急不救穷”，授人以渔才是真正有效的帮助。
三位贤人唇枪舌剑，一时让安妮、鲍勃和卡拉看得目瞪口呆。
突然之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三位争笛者和三位贤人刹那间消失，空留我从梦中惊醒，恍然若失。枕边尚有罗尔斯的《正义论》、森的《正义的理念》与德沃金的《刺猬的正义》堆在一起。
笔者细思梦境，如幻如真，颇堪回味，窗外却是雾霾遮天，一片混沌。半醒之间，突然想起，某著名法学家演讲，提到雾霾引发的正义问题，恰如梦中三人争笛故事：城市白领认为，雾霾主因并非汽车尾气，不应让汽车限号限行；郊区农民主张，雾霾主因不是焚烧麦秆，不应禁止烧荒；而工厂工人却说，若为了阻止雾霾，让工厂停产，会让他们失去工作，流离失所。究竟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法学家认为，利益纷争涉及阶层分化，往往沟通无效，无理可言，只有依赖超凡精英，才能定分止争。笔者不知，三位贤人会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超凡精英是否存在，无私英主是否可期，我不敢言，唯有期待博学深思者，为我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