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对民国时期的英文期刊《天下月刊》的研究。如果仅仅作为一份期刊，《天下月刊》在民国期间如雨后春笋般的期刊中，或许并不显眼，或者莫若说曲高和寡，少人问津；但是，作为一份中国人创办的英文期刊，《天下月刊》就显得非同凡响，意义深远了。七年前，我偶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过刊阅览室看到了这份期刊——整整11卷另加一个单期，共56期。其中鼎鼎大名的作者，丰富精彩的内容，连同高端大气的版面和装帧设计，让我立刻有一种发现知识宝藏之感。这些年来，我在教学和生活之余就成了《天下月刊》的淘金者。当然，其中的矿藏并不是无限的，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和兴趣却可以是无限的。《天下月刊》的主要使命是用英语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这份期刊让我脑海中一直回旋着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英语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其结果会怎样？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英语是可以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单从当今的现实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前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英语是唯一的全球语言（the global language），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覆盖了全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并且也是各种国际组织的主要工作语言；另一方面，在中国，英语在教育体系中俨然处于与汉语平分秋色的地位，并且是高等教育的一大专业，英语专业的招生规模极其庞大。中国的大学生，英语专业的自然不用说，即使是非英语专业的，为了通过各种各样的英语等级考试和出国留学考试，花在学习英语上的时间也特别多。但是，看看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容，我们就知道，英语仍然是英语，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二者基本没有结合。我们在英语中学到的仍然是来自西方的知识，或者说，我们在英语学习中总是习惯于当学生，即使我们在语音语调上比较接近所谓的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我们所掌握的英语词汇和语法也还马马虎虎，可以和英美人对话聊天，我们也总是习惯于就着对方的话题和兴趣进行交流。殊不知，单向的交流或者停留于“你好”“我好”的寒暄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对话，也很少能激发双方的兴趣。

在当今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由于英语和中国文化不能结合——说几个“jiaozi”“kungfu”“yinyang”这样的单词只是文化的表象，是单方面向西方靠拢的学习方式，其学习效果也大打折扣。我们的学生确实取得了一大堆英语等级证书，但是在和西方人进行日常交流时，往往会因为无话可说而怯场，或者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单词而面红耳赤；谈到中国文化时，更是一脸茫然。我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英语是外来的，没想到英语也可以为我们所用，为表达中国文化而用。或许，我们需要转变一下对待英语的态度，或者说，当我们使用英语的时候，在内心要有一种文化的自信。

要娴熟、地道地使用一种非母语的语言确实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我们只要看看《天下月刊》里中国人写的英文，就知道学好英文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当然，要达到林语堂、温源宁、吴经熊、钱锺书、全增嘏、林同济等人的英文水平绝不只是语音语调地道纯正、在各种英语水平考试中拿高分那么简单。事实上，从当时海外读者和媒体对《天下月刊》的反馈和评论来看，西方人也承认它是一份高水平的英文期刊，并且由于它本有的中国知识界的视角，它甚至是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天下月刊》所体现的英文水平已经达到了英美一流学者的水平，这些民国学者们能够做到的，我想，今天的中国学者也应该能够做到，至少我们应该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信心。

我们可以把英语和奥运会的各种运动项目作类比。奥运会的大部分运动项目都源自西方或者经过西方人的改造，也就是说，其规则主要是由西方人制定的，并被所有参与者共同遵守。但这并不妨碍我国运动员经过勤学苦练，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摘金夺银，表现我们中国人的风采，为国家和人民增光。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规则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效的和公平的，我们大可不必斤斤计较这些运动项目源自何方，其规则的制定者到底是谁。就像当今科学技术的思想源头大部分来自欧美一样，它并不妨碍我们经过认真学习和实践之后，让这些科学技术为我们所用，甚至利用得比欧美人还要好，进而将文明的成果反馈到世界其他地方。我想，无论是我国奥运奖牌稳居世界前列的体育实力，还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能够说明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智慧和精神用在英语学习上。我相信，只要找对路子，我们就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天下月刊》的作者们所展现的那样。

梁启超曾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此而言，体育运动、科学技术、语言也是天下之公器。虽然语言与器物性的体育运动和科学技术相比，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不具有超越文化的可公度性或可通约性。如果我们中国学者（特别是英语系学者）可以娴熟地使用英语这一天下之公器，与全世界人文学术领域的其他学者一道，诠释并传播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既非对西方文化的屈膝献媚，也不是自甘承认英美文化的霸权，任由英语实施其语言暴力。我想说的是，“屈膝”“霸权”“暴力”之类的说法本身就是西式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不加反思、人云亦云地使用这些概念，看似是在反对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实质上是被西方文化彻底同化之后，在西方话语场中花拳绣腿式的反抗，徒然指控但实际在强化所谓“英美文化霸权”无远勿届的势力。因此，我们必须要转变自己的思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一种文化的价值非得由这种文化内生的语言来表达、传承和传播？多一种语言传播，多一种语言晶面的折射，文化的信息即使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难道不会多一份保险系数，多一层传之久远的保障，多一种传达意义的可能形式？如果一种文化的信息只能由这种文化内生的语言来传达，离开这种语言，其中的文化信息要么无法对外传达，要么无关紧要，那么，这种文化信息就相当于被“囚陷”于其内生的语言中而难以自拔，这种语言就相当于一个“黑洞”，最终必然会向内塌陷而濒于崩溃，因为这样的文化既不能有效地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其他文化也不会愿意与之交流。佛教经典整体性地从梵文移植到中文，并在数千卷的中文大藏经中安家，这是人类文化传播和语言翻译史上最成功的大事件之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上，不仅有像玄奘、法显那样西行求法的引入者，也有像安世高、鸠摩罗什那样一心传法的送来者。他们在佛经译场中传言、笔受、证义，等等，以确保经义的准确传达。对于外来的传法者而言，他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汉语和佛教文化相结合？因为在汉唐之际，“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汉语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那么在当代，面对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的基本现状，肩负文化使命的中国学者，大可以抛开“文化他者”的预先设定，把“英语文化霸权”这样的说法放在一边，问一问：如何让英语和中国文化相结合？

我们一方面需要吸收二元思维的差异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应该摒弃二元对立的狭隘心理，尽可能发挥英语的可公度性，表现中国文化的差异性价值，首先“各美其美”，进而“美人之美”，这样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天下月刊》取“天下”之名，其英文名“T'ien Hsia”是音译，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的博大情怀，也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表达。在中外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学者的努力下，《天下月刊》成为英语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以实现文化交融互通的典范。

本书的研究涵盖了《天下月刊》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介绍了《天下月刊》创办的时代背景、起因与影响，并对该刊的主要篇目进行了分类统计，从而展示了其知识构成。

第二章分析了《天下月刊》社论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传播视野。我们看到，特别是从“卢沟桥事变”之后，该刊每一期的社论都在揭露日军在华的侵略行径，弘扬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揭穿日方的虚伪面孔和虚假宣传，为中国争取合法权利和国际支持，以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反衬日军反人类、反文化的暴行。尽管与主流的英语报刊相比，《天下月刊》的作用是微小的，但是社论中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主办者的拳拳之心和爱国之志。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尤其因《天下月刊》用英语向全世界发出的抗战声音和传递的抗战精神而感动。

第三章首先提出了文化三元文质构成论，并以此分析了德克·卜德的中国思想研究、福开森的中国艺术研究和吴光清的中国书籍和印刷史研究。文化三元文质构成论作为一种宏观的文化描述理论仿佛是一面镜子，对照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形象的一些侧面。应该说，文化三元文质构成论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足够的话语空间，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四章研究了《天下月刊》在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人用英语向西方世界发出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且其中或多或少总隐含着某种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所以，中西文化比较观散布于《天下月刊》的英文之中，收集归纳起来颇为不易。我们主要论述了吴经熊的东西文化观，波伊斯眼中的中国文化和威尔士文化，裴化行对于朱熹与莱布尼茨的比较，鲁福斯·苏特对于柏拉图与孟子思想的比较。另外，博克塞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和陈受颐的中西文化影响研究，内容翔实，论述周密，具有开创之功，至今还保持着同类研究的高水平。

第五章考察了《天下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学英译方面的成就。除了专栏研究文章之外，中国文学英译是该刊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内翻译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根本任务，对外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则是三四十年代的时代吁求。《天下月刊》刊登了体裁众多、内容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英译作品。译者们能够与作家直接交流，对时代状况感同身受。他们在翻译中一般采取以流畅的归化翻译为主、以新奇的异化翻译为辅的策略，把新奇的意象与专有名词纳入流畅的英文之中，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很好地实现了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本书以《天下月刊》为范例，回答了英语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还将《天下月刊》中的一些重要论文翻译为中文，收录在书后。阅读这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话题，换一种语言媒介和观察视角来表达，也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我们在追慕和研究先行者的同时，也在传播将英语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方法、思路和视野。然而，一己管见，多有疏漏，不足之处还望读者诸公不吝赐教。

彭发胜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