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笔者有关“可持续安全”的思想，最初产生于对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思考，并受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启发。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后遗症，进一步促进了笔者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

本书是2004年笔者首次系统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后，10余年来撰写和发表的相关论文构成的。这是笔者在自身学术专业领域日本研究以外，形成的又一独立学术体系。以下是笔者关于可持续安全研究与写作的思想轨迹。呈一家之言，供八方评议。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七章，除删除了其中略有重复的部分以外，保留了原有论文的内容，并按照本书每一章的内在逻辑做了重新编辑。这样可以使有兴趣的读者了解笔者有关可持续安全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并可以通过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对笔者的观点作出验证。目的是更好地探寻有利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决策的新思路、新路径。

本书第一章“可持续安全与当今时代特征”中的核心观点，形成于1986年笔者完成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试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代问题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也要从中长期国际战略全局和世界潮流角度看。它与科学发展史意义上的时代概念并不一样。30年来，笔者一直注意从时代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思考中国国家战略决策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后，虽然邓小平生前曾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主要课题），这对于中国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是，从理论高度和全球范围现实来看，这并不等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那么，究竟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这个问题迄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于1986年曾提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的竞争可能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中国的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而是国家模式转型、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同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与世界各国发展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简称“共存与竞争的时代”。

30年过去了，今天回眸审视，尽管有些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笔者当年提出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2009年，笔者在中国国际关系理事会上谈到相关看法，并得到吉林大学《史学集刊》主编刘德斌教授的肯定与重视。承蒙德斌主编约稿，笔者在《史学集刊》2009年第6期发表了《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一文（见本书第一章）。与这篇论文形成姊妹篇的是应邀为《河南社会科学》撰写的论文，题为《中国未来30年的路该怎么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发表在该刊2008年第11期（见本书第四章）。在这些文章中，笔者论述了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作为未来30年中国国家战略子系统的“和平与安全战略”，即“可持续安全战略”，概述了国防安全、外交战略、国内稳定、国家统一等四大战略系统。

笔者关于可持续安全的主要思想，形成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近10年间。2003年秋，笔者结束了在中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5年的任期，应邀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任教。过去的研究经历开阔了笔者的国际视野；大学里自由与宽松的研究环境最初甚至令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能与众多教授直言不讳地讨论学术问题，也使笔者获益良多。

笔者在2004年第1期中国《亚非纵横》（现为《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战略构想》（见本书第六章），首次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同年，笔者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发表《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构建——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见本书第一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内涵，并明确提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可持续安全。”

其后，笔者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发表了《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见本书第五章）。该文对国际上流行的多边主义做了分析，提出两种不同的多边主义的概念：一是以美国为首多国部队发动局部地区战争并改变别国政权的“暴力的多边主义”；二是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合作的“和平的多边主义”。在此基础上强调，“和平的多边主义”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安全。

该文还对传统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进行了解析，指出国际恐怖组织的网络化将导致“非传统国际体系”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形成。“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之一是，非主权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与美国等国形成冲突与战争的“两极对抗”。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与矛盾激化，有可能缓解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大国关系。2015年“11·13”事件发生后，法俄关系迅速接近，甚至连美国同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也受到微妙的影响，即是例证。

可持续安全理论需要借鉴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智慧。在这方面，笔者涉猎不深，而《管子》一书对笔者启发最大。本书第二章收录了笔者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8期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以及在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杂志2008年第3期的论文《〈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

可持续安全理论需要批判和借鉴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理论。2005年，笔者便意识到伴随中国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必定会遇到一些国家从“海权论”或“陆权论”等传统地缘政治学说角度妄议中国意图并制造障碍。因此，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如今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亟须提出符合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新理念。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是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亚洲区域合作路线图》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论述了中国地缘战略观念的变迁，提出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海陆和合论”，并指出了其基本内涵、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和中国的定位等。

笔者对日本及东亚地区研究较多，自然更多地关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可持续安全的探索。在本书第六章集中收录了笔者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和其他专著中相关章节的内容。例如，笔者发表于中国《外交评论》杂志2010年第2期的论文《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该文提出，在2015年东盟十国形成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在这三大领域推进“10+3”合作，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这一“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的基础上，与东亚峰会、APEC等更大范围的多边合作机制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文中还建议，“10+3”就贸易投资、地方交流、观光旅游、铁路公路、能源合作等领域建立彼此相通的区域合作网络。这与当前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一致。

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与中日韩三国合作密切相关。笔者在本书第六章收录了《中日共同参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金正恩接班后的朝鲜半岛局势》《安倍政治走向与中日韩关系》《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等论文。其中有些是在2015年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稿，强调在中东、欧洲安全局势动荡的形势下，中日韩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是当务之急，并提出相关的具体建议。

中国于2014年1月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兼任国安会主席。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这一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可持续安全概念中所涵盖的综合安全观。国家的总体安全也必须具有“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一点在2015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明确提及。

笔者高兴地看到，可持续安全理念已得到中国政府的采纳，成为中国政府倡导的亚洲安全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发表主旨发言，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主张得到亚信会议成员国的一致赞成，其主要内容写入本次亚信峰会（CICA Summit）发表的《上海宣言》。

2015年9月28，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安全观，从而使这一新安全理念具有全球意义。

根据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CICA Summit）上主旨讲话的精神，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笔者撰写了《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见本书第七章），发表于中国《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作为其姊妹篇，又在《中国军事科学》2014年第4期发表了《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见本书第七章）。笔者在文中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思想原则”。它或许与中国1954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笔者还指出，邓小平30年前提出世界两大课题是和平与发展。这虽仍然不容忽视，但伴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现在国际上的两大问题似乎已演变为安全与发展。安全的概念既包括和平，也包括和平状态下不受威胁。如今全球真正带有战略性的大问题一是可持续安全；二是可持续发展。

如今，可持续安全已被提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议事日程。2015年1月23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时提出，“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需要法制保障。有鉴于此，本书在第七章《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与国家安全法》全文引述了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包括拥有可持续安全的能力。

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如何把可持续安全的理论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发展、完善，再针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的难题，探寻解决的路径和方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以上是笔者相关研究体系形成的过程，一孔之见，难免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中国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司长期以来的支持与指导！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袁帅、责任校对王荣静等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刘江永

2015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