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布道：一种美洲制度

由新英格兰正统观念和新大陆的各种机会所加强的注重实际的倾向并不仅仅表现为缺乏神学论著和深奥的辩论，它还生动地表现在新英格兰的布道上。在拓居的头几十年里，新英格兰精神把布道当作完美的媒介，并在这方面获得了卓著的成功。没有坚定的正统观念和对实践的重视，是不可能取得这一成功的。由此，马萨诸塞海湾的清教徒预示了贯穿美国历史的一种情势：口说词比之印成书面的文字被赋予独特的优越地位。

论述神学问题的不朽著作似凤毛麟角，而口说的篇章却有如潮涌——从一开始这就是关于美国文化的相辅相成的事实。讲演，不管是布道、毕业典礼演说，还是在竞选旅行途中所作的讲话，都是一种公开的证明，证实听众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论说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口说词必然比印成书面的文字更针对当前有关的事物，因为它总是试图说明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与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困境之间的联系。它针对的是讲演者面对的人以及他们当前的问题。

当然，新教教义中自有重视布道的特殊原因。如果要省却每个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僧侣媒介，就必须使每个人清楚地认识福音的启示。有什么手段比口说更好呢？一个能言善辩、学识渊博的人可以运用口说词来建立《圣经》与其听众的状况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十七世纪是英语布道的全盛时代，而且不仅仅在清教徒中间。它是两位高贵的英国国教徒约翰·多恩和杰里米·泰勒的时代，他们的宣讲提供了布道的经典。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清教徒已经为布道发展出了如此杰出的散文体，以致一个专心听讲的听众可以从牧师的布道方式察知他的神学理论。

同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和约翰·多恩复杂难懂的“玄学”风格相反，清教徒形成了一种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被称为“简明体”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规则在威廉·珀金斯所著《预言的艺术》——一本在早期新英格兰的差不多每一份书单上都可以找到的英文小册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布道手册上被一条条规定下来。简明体的特征当然是简单易懂，但它还以注重劝导和教义的实际结果，而不是对理论本身的精细阐述为标志。正如佩里·米勒解释的那样，清教的布道“更像律师的辩护状，而不大像艺术作品”。它的独特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教义”、“道理”和“用处”。“教义”是布道者“翻开”《圣经》经文所发现的东西，这总是布道的开端；“道理”为“教义”提供证据；“用处”则是指教义应用于听众的生活，即布道引出的“训诲”。

简明风格的布道在各方面都和夸夸其谈相反。约翰·科顿在1642年说：“文辞浮夸必使布道者在基督眼中成一油嘴滑舌的牧师。”这不是基督宣教的方式；基督实际上“以我辈所用英语对众人讲说……回避玄虚之处”，而不是给人以“隐晦艰涩的暗示”。清教牧师不应该用外国语来引经据典：“在布道中用拉丁文全是虚饰。”

玄学风格的布道者实际上依靠修辞琢句，舞文弄墨，而清教牧师却运用家喻户晓的实例。美洲殖民地印刷的第一本书——《海湾圣诗》（1640年）的前言宣告：“圣坛毋需我等修饰。”因此，托马斯·胡克把复活的肉身比作“大洋葱”：它像一颗挂在墙上的洋葱那样生长，“不是由于添进了什么，而是由于它自伸自延；因而并无新的躯体，只有同一本体的扩展和增长”。

我们知道，简明风格的这些性质是大西洋两岸清教著述和思想的普遍特征。美利坚人从诸如珀金斯这样的英国范本中学得布道的规范，但在新大陆这种风格还有其他原因。正如胡克在其《教规大全概览》（1648年）一书开头解释的那样：

本书通俗质朴，读者务须谅其出自荒野，那里不求新奇。假如拓殖者能有衣保暖，就不管式样和装饰，而将其留待刻意求美者考虑。我在整个论辩中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简洁明快。因为我认为传播广泛的著述不是要炫耀，而是要引导凡夫俗子领悟道理；我还认为将难点表述得简单易懂是明智的学问中最重要的成分。

荒野生活的简单、群体的同一性和小范围，以及正统观念在早期的力量，都使简明风格在美洲更加质朴雄浑。

在新英格兰，布道远不止是个文学形式。它是个制度，或许是这里清教的独特制度。通过这个宗教仪式，神学被应用于社会的缔造，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种种任务和考验。它不像在英国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那种情况，它并非只是社会部分人的一派之辞。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正统声明和自我评判，是一种反复重申的独立宣言，是目的宗旨的不断再发掘。

在新英格兰的聚会所里，尊荣的处所并非祭坛，而是布道坛。因此，作为对《圣经》特殊应用的布道本身，是新英格兰的贤哲们注目的焦点。最使希金森受到鼓舞、从而相信他的殖民地可能成为纯正宗教的一个范例的，还不是清教教义单纯的正直，而是“我们拥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所授的纯正的宗教和神规圣诫：感谢上帝，我们有大量布道活动和诲人不倦的教义问答”。

在英国，清教的政治纲领于1660年崩溃后，清教徒个人只能重新依靠自己。他们成了耽于内省的人。每个清教徒就像在《大恩惠》中所描述的那样只想修身养性，而很少注意社会。但在美洲，清教徒们远离英国国内政治，仍然可以自由地继续他们的社会事业。新大陆的领袖们努力使他们的社会逐步接近于基督教楷模，新英格兰的宗教史就是一部关于这种努力的不间断的编年史。

新英格兰的聚会所就像它所着意模仿的犹太教会堂那样，主要是个教育场所。社会在这里领会其职责。人们在这里找到各自的皈依途径，以便能更好地在荒野里建立起基督教天堂，建立起别的人们可能被吸引来寻求训诲的山巅之城。正如聚会所是新英格兰村镇的地理和社会中心那样，布道则是聚会所内的中心活动。

布道作为一种仪式是很重要的，它就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从祭司那里聆听众神进行末日审判的场合那样。在新英格兰，牧师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正在“展开”他们赖以生活和建设社会的《圣经》经文。布道是绝对神学性的，但又是绝对实际的：它以大家共同接受一种神学为基础，牧师们所做的只是发掘它对于圣徒皈依和建立基督教天堂的“用处”。

布道的场合证明了它在早期新英格兰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尽管大多数情景已被人们淡忘。星期日有两次布道仪式，星期四通常也有一次宣讲。法律规定所有人都得出席，缺席者被科以罚金（1646年的一项法令规定缺席一次罚五先令）。法律把星期日的仪式说成是“恭听《圣经》的公共典礼”。几乎没有一样公共活动不是以布道作为最令人难忘的特色。或许最特别的是选举日的布道，牧师们以此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而且一直到美国革命时这仍然是新英格兰的一种制度。这些布道就选民面临的各种选择来阐发正统神学的含意，讲述一个好的统治者有哪些品质，以及人民与统治者有何种共同责任。大约在1659年，开始进行“火炮布道”，即在召集民兵和选举军官的场合讲道。另外，斋戒节和感恩节期间的好多日子（在马萨诸塞海湾，1639年里这种日子共有十九天，1675至1676年间共有五十天）也以布道为中心活动，它们向民众说明上帝为何贬抑或褒奖他们。

即使某一布道场合是以英国的某个传统为依据的，它作为新英格兰的社会仪式仍取得了新的意义。对即将走上绞架的死刑囚犯布道是英国的古老惯例，但由于群体的范围狭小和正统观念的力量，它在新英格兰却有新的含义。甚至死囚本人也积极参与。

1686年在波士顿处死了一个名叫詹姆斯·摩根的杀人犯。我们这儿有一份亲眼目睹者的记述，说明行刑前发生的情景。“定于3月11日处死摩根，为拯救他的灵魂，行刑前向他作了三次极好的布道：两次在主日，一次在即将行刑时。”两次星期日的布道是由科顿·马瑟和乔舒亚·穆迪做的，每次都有整整一小时，而绞架前的布道则由英克里斯·马瑟所为。听乔舒亚·穆迪布道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他们聚集在波士顿新教堂时竟将楼座挤裂，不得不移往另一个会堂。这些布道都充满感情，富有说服力。它们要求罪犯及时悔罪，恳请会众（即全社会）从中吸取教训。摩根在和陪伴他走向绞架的牧师进行的最后谈话中说：“我愿对我的所有罪孽表示追悔，但我特别痛惜自己忽视了蒙受天恩的途径。每逢主日我本应上教堂，但我却常常在家睡觉，或在别的地方厮混。这毁了我！”

摩根站在通向绞架的阶梯前面，看着他即将葬身其间的棺材，试图发挥他在这个仪式中能起的作用。他抓住最后机会，做了只有他才能做的布道。他的话被一名听众记了下来：

我向主祈祷：我愿为你们全体的鉴诫，愿为遭受此种惩罚的最后一个人……我，一个几分钟后将去见主的垂死之人祈求主，让你们都听着我的话：切勿酗酒，切勿交结坏人，切记一切善训良言，切勿像我那样背弃《圣经》。我过去逢教友聚会就溜出会所，造罪作孽，以满足我肉体的贪欲……啊，在我一命呜呼以前，我或许能趁此片刻弃恶从善！啊，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让大家都记着我现在的肺腑之言！啊，记取我的告诫，祈求主使你们不犯这已经毁了我的罪孽吧！

这样一场由一个死囚所作的布道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科顿·马瑟在他的《马格纳利亚》一书中，用印刷得密密麻麻的二十页篇幅，记载了“某些因死罪在新英格兰被处以极刑的罪犯的历史，包括他们的一些临终讲演”。

由于缺少其他娱乐，布道对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自然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一个场合，使相隔较远的街坊邻居可以会面，交换各种新闻和闲言碎语。没有布道，早期新英格兰人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公共活动。他没有报纸，没有剧院，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没有这些东西，牧师就格外能使他的布道吸引听众的全部注意力。不过，困难也不少。在若干年间，新英格兰的聚会所没有人工照明，也没有取暖设施。寒冷的秋冬季节，外面寒风怒号，里面四壁冰冷，接合不严的护墙板上有许多裂缝，一股股冷风就从那里灌进来。虔诚的听众们有时冻僵了手，以致无法做笔记。几十年后才出现了暖和但容易出事的脚炉，而壁炉直到十九世纪初才有。硬硬的长条板凳坐起来很不舒服。当靠背长凳终于（由坐的人自己出钱）安装后，便使年轻的听众得以掩盖自己的漫不经心，或者能隔着有雕饰的隔板同邻座窃窃私语，这从他们口中白霜一般的呼气便可推知。为来到这些很不舒适的聚会所，早期新英格兰人往往不得不选择路线，穿过不存在任何起码的道路的原野，有时要走上好几英里。隆冬，跋涉于积雪；春秋，陷足于泥泞。而且有几十年，除其他困难之外还存在着印第安人这一严重威胁。所有这些只是更加显出了布道和聚会所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虽然出席布道仪式是强制性的，但人们绝不想草率从事。由于缺少书籍，主题又很重要，许多听众便带上笔记本记录。通常，一个牧师在一个教区内度过终生，并不指望一群人数更多或更富裕的会众。而且，他的听众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很有文化，很认真的，他也不可能指望用“书评”、乐队或外来的演说家来逗乐或打岔。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使早期新英格兰的布道者保有很高的才智水平，并鼓励他精益求精，使他的布道不愧其所具有的中心地位。

新英格兰的布道从而成为这样一种公共仪式：它使强烈的正统观念运用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某男孩在查尔斯河上溜冰时溺水而死，以及地震、蝗灾、海船到达、选举官员、召集民兵，等等。神学是在美洲建立基督教天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