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非英雄史诗时代的利他主义
任何时代的善与恶，都有其特定的风味。沃尔特·雷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搞的那些好大喜功的规划，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豪情壮志。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思罗普的目标，言简意明，执着不渝，是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特有的宏伟目标与平凡手段的特殊结合。同样，1732年佐治亚殖民地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则是当时英国的有限抱负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显然不是英雄史诗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凭心智所及去谋生，而不是去寻求陌生的天地。这个时代的美学理念是自制和良知；凡伸手所不及者概莫为，人们心满意足的莫过于兹。他们完全安于生活的小圈子，一如亚历山大·蒲柏之囿于吟诵英雄偶句诗。这个时代以大卫·休谟为真理的仲裁，以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美的主宰，小说《帕梅拉》和《汤姆·琼斯》则为史诗作品之魂。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机缘如此有限，却又如此充分地被加以利用。大概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想象力如此贫乏，而又如此粗野地利用这种想象力。
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国内政治腐败，讼狱累累。若论罗伯特·沃波尔作为“英国第一任首相”颇有能耐，那一半是由于他舍得以禄俸、爵位和挂名的神职来笼络人心，一半是由于他的其他政治才干。1737年王后辞世，恶作剧的谣言四起，冷嘲热讽之声遍地可闻：皇家陵寝早已备有第三座寝位——是“英王陛下留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一旦这对君臣俱亡，三人将合葬一处：国王、王后加无赖”。议会政治机器的运转，靠的是腐败的交易、封官许愿和权势。
这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意在铲除贫困，尤其是要铲除那种为伦敦街头的绅士所不齿，以及和这个大城市里与奢侈、危险、糜烂生活齐名的种种贫困与丑行。英国最大的慈善事业之一是一家所谓慈善公司，它创办于1707年，拥有资金三万英镑，它通过给予穷人和小商人以小额贷款，使资金激增至六十万英镑。据1731年披露，现金出纳和仓库总管从慈善公司携巨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下院就此事件进行的辩论多少受到一些掣肘，因为案犯中有下院议员们的高亲贵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乃翘首西望。在当时的欧洲，要干一番真正无私的慈善大业，看来全无用武之地。贝克莱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倡导者，他在1726年写道：
黄金时代高歌欢唱，
帝国崛起艺苑放光，
豪迈诗情激越奔放，
大睿大智心灵高尚。
不似欧洲垂暮之气，
恰似当初青春少壮，
熊熊圣火暖遍大地，
诗才辈出讴歌欢唱。
帝国之路取道西行，
头台四幕余音绕梁，
压轴第五幕垂曲尽，
世界伟业最终圆场。
不难理解，1730年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阿尔塔马哈河与萨凡纳河之间建立一块叫做佐治亚殖民地的计划何以在英国如此大得人心：佐治亚，美洲大陆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一块，是由那些承诺不从中渔利的人搞起来的。这个本着彻底利他主义动机从事一项伟业的罕见典范成了诗情画意的主题、自我庆幸的话题。
从多方面看，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位有魅力的人物，而热心之士又乐于赋予他时代所渴求的英雄气质。敏锐的观察家不会看不到佐治亚受托管理人的无私热忱与英国公共生活中许多头面人物玩世不恭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盛传出自奥格尔索普手笔的一本广为传播的小册子写道：“他们为了人类的利益，抛弃了万贯家财及其父母之邦盛行的习俗所赋予他们的那种悠闲懒散的生活。”在十八世纪创建殖民地和建设帝国的伟业中，领导人能如此大公无私的范例，实难觅堪称伯仲者。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的创业者不乏利他主义动机，但显然还是凡夫俗子。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的胎记：求实，狭隘，没有任何以往殖民地所具有的神学狂想或夸张味。佐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完全可以从它的实力与繁荣来衡量。
几乎从一开始时起，要在南北卡罗来纳建立一块殖民地的计划，就带有要建立“人间乐土”的奢望。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就于1717年发表了一份建立这样一块殖民地的蓝图。它要未来的投资家们相信“如此宝地天下无双，那多娇的江山，即便是美丽如画的伊甸乐园也不过如此”。十五年之后，关于佐治亚的广为宣传的著作似乎不那么夸张，但这只是要让溢美之词更令人相信。《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实况新编》（1733年出版）的作者向人们许诺说，那里气候无比宜人，土地上“万物无疑将茁壮生长……将成为同一纬度上所能觅得的最佳乐园”。辟除丛莽并不困难，柑橘、柠檬、苹果、梨子、桃子、杏子“甘美可口，谁只要尝一尝，就会感到英国水果味淡如水而不屑一顾”，并且多得吃不了，人们拿水果去喂猪。飞禽走兽游鱼，唾手可得，随时可摆出丰盛的肴馔。“如此天时地利，非仰仗诗人神笔，殊难描绘得宜，因为任凭渲染也不致言过其实。”
上篇谈到新英格兰清教徒借其教义的明晰性，建立其万众瞻仰的“山巅之城”；也谈到那种神奇而崇高的精神，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建立和平和充满兄弟情谊之邦的愿望来自其中。本章又谈到对佐治亚的那种情感上的模糊不清与抱负上的仔细具体这一奇特结合，佐治亚历史的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到妙趣横生而又扑朔迷离。别处殖民地的创业者试图遵循上帝的宏伟蓝图办事，佐治亚的开创者则从具体细小的计划做起。
珀西瓦尔勋爵的日记对创业者的动机作了引人注目的第一手记录。他是第一代埃格蒙特伯爵，同奥格尔索普一样，是创业者中间的核心人物。他的私人日记展现了沃波尔时代刺激英国生活的庸庸碌碌、五光十色的动机：贪污腐化、奉迎拍马、见义勇为、顽固守旧、礼义廉耻、行善积德，拼成一盘光怪陆离的大杂烩。他在一篇日记中披露他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在爱尔兰谋得一块伯爵封地，好让膝下儿孙攀龙附凤，与殷实豪门结成姻亲。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却为当时宗教的死气沉沉而忧心忡忡。有时他把自己力图为一位堂弟在东印度公司买官谋位的事描绘一番；有时又在日记中对首相的无原则行为大加诛伐。有一篇日记对威尔士亲王的寻花问柳恶语频频，另一篇日记则披露他如何不遗余力地邀宠于这位亲王。如此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只有他那个时代做得出。
埃格蒙特伯爵一语道破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真正抱负：含糊、凡俗、通情、求实，兼而有之。他对王后说：“啊！夫人，这是为达官贵人的，这些人掌握着开恩行好事的手段。”这点抱负，无需特定的神学来加以论证。克伦威尔时代把英国搞得乱七八糟的那种无法无天的狂想，激怒了有理智的英国人，他们看到改革派变得有修养有常识而为之欣慰。在沃波尔时代的词典里，做好事就是做点很具体的小事。无论人们怎样批评开发佐治亚的规划，有一点无可否认：这个规划是细致和具体的，明白人可以一目了然。
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名专横武断而又心地善良的军人，他办事热情，身强体壮，活到了九十岁。而且，用博斯韦尔的话说，他“思想敏捷过人，知识渊博超群”，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宾朋宴客中赢得一席之地，可与爱德蒙·伯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平起平坐。约翰逊热烈赞扬奥格尔索普，说他那有趣的经历谁都望尘莫及，他甚至提议为将军著书立传。许多人钦佩奥格尔索普既有积极肯干的气质，又有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极其仁爱的心灵”——他的“仁爱的心灵”，不似克伦威尔那样严酷，没有布尼安那种狂热，亦无弥尔顿式的狡猾。如此美德正符合非英雄史诗时代的精神。
佐治亚创业的美景与缺陷，典型地表现在两位领导人身上。一位是珀西瓦尔勋爵，他是富豪贵族，虽有心造福英国同胞和励精图治，不过他只会在市议会舒适的软垫椅子上、在议会讲坛或咖啡馆、在他那逍遥自在的爱尔兰的贵族庄园里圆满其功德；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他是实干家，目标明确具体，专横急躁，不拘泥于刻板教条，十足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珀西瓦尔和奥格尔索普搭档，正好是笼统与具体配对，这既是十八世纪人文主义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他们做好事目的不明，以致事倍功半；他们专心致志于过分细小琐碎的具体好事，也就成不了气候。同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相比较，他们明显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既不受神学教条的迷惑，亦不因神秘主义的狂热而心神不定。实际上，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过早作出具体计划，而离实验场地则过远——他们往往把计划当作原则而奉若神明。
1732年佐治亚特许状任命的二十一名受托管理人，早先都积极从事纯粹的慈善事业。其中十名（1729年）系下院监狱状况委员会成员；有些人热心于要求该议会委员会释放狱中债务人的事情；他们全是托马斯·布雷博士向不列颠种植园里的黑奴传教使之皈依教门一事的同道，有些人还是当时新教传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但是，随着创建新殖民地的规划由梦想付诸实施，慎重稳妥便愈来愈重要了。
若干英国家族在萨凡纳河（卡罗来纳的南界）上建立一块强大的殖民地，可以保护边陲疆土，挡住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入侵；改良边陲土地则可使大不列颠致富。奥格尔索普和珀西瓦尔勋爵的其他可敬的志同道合者对如何竟此功业早已有约在先：
有人建议定居者种植大麻和亚麻，不加工就运往英国，这样英国就可省下大笔现款，而现在这些钱却流入其他国家以购买这些产品。而且，这些钱也可以用来购买大量上等木材。还可用以植桑养蚕，缫得上等好丝。即使从最坏处着眼，人们还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并能保护这块土地不受邻邦侵犯，伦敦也将如释重负，无须再赡养大批出狱后无法维持生计的家庭。
奥格尔索普本人从不忽视对强调事业的实际宗旨的鼓吹。他在对其宗旨的经典表述中（见1731年5月致贝克莱主教的一封信），自夸其“慈善和博爱”的动机，但他也宣称，幸亏有此番殖民地事业，英国人才能“维持其民族，增加其工业品消费，加强其美洲领地。全人类都要感谢这番事业扩大了礼仪教化，开垦了荒原旷野，创建了殖民地，日后很可能成为强盛之国、文化之邦”。佐治亚殖民地特许状（1732年6月9日）引言部分的官方宗旨声明中明文记载着英王陛下的心愿：为穷苦臣民提供机会，让他们去开辟新天地，自谋温饱，安居乐业，从而使他们从“不幸、失业和赤贫”之中解脱出来。到卡罗来纳以南地区定居还可以“增进我国这些国土上的贸易、航运和财富”。每当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定期向议会要求拨款时，都要在下院讲坛上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些宗旨。
受托管理人的广为宣传的著作仿佛是在赤裸裸地算账。在一本也许是奥格尔索普所写的《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实况新编》里，“向这块沃土移民可能给英国带来的好处”化成了简单的算术：“一个具有同等能力的人，在伦敦只相当于一个四分之一的劳力（那里这样的人很多），假定其每天可赚四便士，一年为五英镑；他的妻子和一个七岁以上的子女每天再加四便士收入；根据合理的推测（因为这是常理）他还有个孩子太小挣不了钱。他们可怜巴巴地糊口度日，每年要花二十英镑，而赚得的十英镑入不敷出。因此，他们给英国富裕勤劳的阶层每年倒挂十英镑。”但在佐治亚，同样的家庭可以种稻植谷，饲养家畜，靠这富饶肥沃的土壤，每年所得不下六十英镑。这里的寓意显而易见。明明只需二十英镑把他们送到佐治亚，他们就能永远自食其力，并成为英国经济的一种财富，却偏偏要每年拿出十英镑去维持这个靠施舍过日子的家庭，这是多么缺乏远见啊！“把穷人送往国外，英国就会致富。”
罗马人的先例吸引着这些帝国缔造者。“罗马国家不仅把它那桀骜难驯的穷苦大众，而且把那些在战争中长期服役、能征惯战的荣休军人和现役士兵疏散到帝国边陲的殖民地。正是依靠这一政策，他们把四周的所有民族都挤了出去。”从佐治亚的前哨基地出发，英国人民也可以扩张。尽管他们有时意见相左，但他们的古代楷模肯定不是耶稣，而是恺撒。
佐治亚受托管理人和评议会在挑选移民上遇到了极大难题。尽管他们宣称的宗旨之一是要为国外新教徒提供栖身之所，但他们不信任“那些满脑子以为凡是最先碰到的事情都是上帝精神直接驱使的狂热分子”。对于受到萨尔茨堡大主教迫害的新教徒，只有在其勤劳与庄重令他们满意之后，才予以运送。只要有可能，他们总要见一见未来的移民。他们慎而又慎，不鼓励那些已经能够谋生（因而已经对大不列颠有用）的人去当移民；他们在申请的穷人中只挑选那些有可能加强边陲前哨的人。受托管理人一再回绝那些唯一缺点是“能在国内挣到面包吃”的申请人。他们没有忘记议会支持他们的规划（总数最终达到十三万英镑以上）所抱的希望，诚如一位议员所说，这是希望他们“带走为数众多的儿童和其他烦扰伦敦街头的穷人”。
受托管理人既不想让财运亨通的人发财致富，也谨防补贴恶棍。用奥格尔索普的话说，他们愿意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有道德的、勤奋的人”。他们调查了申请人的道德品质和造成他们悲苦的境遇。移民出发之前，他们甚至每两周一次在伦敦的报纸上刊登未来移民的名字，好让债主和弃妇有充分的时间提出警告。只有极少数服刑的债务人，也许不超过十来个，被送到佐治亚。而且，所以挑选这些人，也只是因为他们看来可以成为坚强的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