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叙事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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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宏博士的新著《东巴叙事传统研究》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滇地区东巴史诗的搜集整理研究”(18BZW187)的阶段性成果。即将出版,我得以先睹为快。这几年杨杰宏深入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史诗,对东巴叙事传统下功夫颇深,发表了多篇文章,可以说他是最早提出“东巴叙事传统”这个学术概念的人。一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东巴文化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我自己也曾花很多年功夫对东巴教的诸多内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东巴教通论》。《东巴教通论》虽然提到口诵经与文字经籍的一些关系,但没有提出东巴叙事传统的概念,也没有聚焦在这一主题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我所见,当下学术界论述东巴叙事传统的成果也不多,杨杰宏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他的这本书对东巴叙事传统进行了深入的论析,可以说弥补了学术界对这块领域研究的不足,有开拓创新的意义。我一直看重微观深入的研究,觉得只有大量深入细致的微观实证研究,才能为宏观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东巴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必须要深入进行多学科的微观研究,才能见微知著,揭示东巴文化博大深厚的内涵。杨杰宏博士对东巴叙事传统的深入研究,正是走出了这样扎扎实实的一步。通观此著,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提出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新概念,并对此概念下了准确的定义:“东巴叙事传统是指东巴在祭祀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它以东巴教信仰及仪式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宗教叙事作为核心特征,以神话叙事作为表现特征,以口头叙事与仪式表演互为文本,以程式作为叙事构件,主要表现繁衍生息、与自然互惠亲和的两大文化主题。东巴叙事传统具有宗教叙事、民间叙事、仪式叙事、神话叙事、口头与书面叙事兼容的多元叙事特征。”

其二,作者批评了东巴文学研究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仅从“文学”角度对东巴叙事传统进行单向度的研究,二是东巴文学研究与东巴文化相脱离。作者认为东巴叙事传统并非独立存在的产物,而是与民间歌舞艺术、宗教信仰、民俗事象、历史事件、经济形态等不同文化类别共融共生的。这些不同文化类别构成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活水之源,也只有基于东巴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形态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东巴叙事传统这条鱼才能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三,从东巴文学史层面而言,神话叙事传统与仪式叙事传统贯穿了整个东巴文学的产生、发展与衰落过程,这两个传统同源共生,互文互构,决定着东巴叙事传统的叙事特征、文本结构、演述形态。这本书结合叙事学、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诗学民族志理论,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成因、传承、流布、特征,并通过深描东巴叙事文本在祭祀仪式中的演述,揭示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仪式文本、表演文本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空间中的互文互构关系。作者在书中还把东巴叙事传统与彝族、壮族、《荷马史诗》等国内外的叙事传统做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对当下的民间叙事学、史诗概念及类型做了深入的探讨与反思。

其四,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东巴经籍文本就是东巴在仪式中为口头吟诵服务的提词本,属于典型的口头记录文本。它本身源于口头,服务于口头。东巴象形文字本身有字无词、有词无字、非线性排列、非逐字记音等不成熟文字特征,由此也决定了它的半口传文本性质。这些带有浓厚的口头程式特征的东巴经籍文本与东巴画、东巴舞、东巴音乐(主要包含东巴唱腔、东巴乐器、民歌调)、东巴工艺等多元艺术表演融合在一起来实现叙事、治疗、祈福、禳灾、表演、传承等多元文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巴叙事文本绝不只是像书面文学作品那样用来阅读的,还是通过东巴在仪式现场的吟唱来听的,通过东巴在仪式中的歌舞、绘画、制作工艺来欣赏观看的,通过神圣庄严的宗教情境来体验的,所以说东巴叙事文本不仅属于口头传统,还属于纳西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我很赞同他提出的这些观点。确实,对东巴叙事文本的理解绝不应仅仅把它们视为书面文学作品或书面文献那样来理解,而忽略东巴经籍文本与东巴仪式、东巴画、东巴舞、东巴音乐、东巴工艺等多元艺术表演融合在一起来实现叙事和宗教诸多功能的整合特征。就我所接触过的东巴教仪式而言,确实不是所有的叙事文本都集合在书面的“文学文本”中,仪式中穿插的各种小祭仪与祭司咏诵的文本密切相关,但又不表现在文本上,仅仅对具体仪式所属的书面文本和口头咏诵文本进行分析,而忽略这些仪式中的各种祭仪和口诵内容,确实会形成传统的“文学文本”阅读和实际上应该更为深入的文化解读之间较大的距离。

我以为,杨杰宏这本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学术思想的创新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把史诗、神话等同于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进行“文学化”的翻译整理、研究,这就难免带来不同程度的文本误读。本书的学术思考基于口头传统理念,将东巴叙事传统文本视为一种活形态的文本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在具体的仪式演述中检验史诗的概念内涵,深化了对东巴叙事传统的理解。

其二,表现在学术观点的创新上。本书提出了“文本与仪式互证”的学术观点,即把东巴经书的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与活形态的仪式研究有机结合,有利于东巴叙事文本的整体性、活态性研究,这对与民间信仰仪式高度融合的国内外不同民族的口头传统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此书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巴文字文本、东巴口诵经、民间口头传承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与东巴教的仪式和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研究的路径。这个研究思路的提出,也对研究其他民族的叙事传统中仪式、书写文本、口传文本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巴叙事传统研究》对我们如何更理性地解读各民族的叙事文本有较大的启示,我们对文学色彩很浓郁的叙事文本的解读,如果能够如此书所进行的论析那样,更多一些整合的、立体的审视,将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对融宗教、民俗、民族心理、情感等于一体的各种叙事文本进行解读。

如果学术界能以立体多元和跨学科的视角,对属于一个民族或语支的不同民族的叙事传统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会有更多有意义的新发现。杨杰宏这本聚焦东巴叙事传统的学术著作,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进行比如藏缅语族各族之间的叙事传统的比较研究开启了一个窗口。

《东巴叙事传统研究》的问世,将启迪我们以整合与透视的眼光和学术理念仔细审视各民族的叙事传统,更多地关注书面和口头文本与宗教仪式的程序、场景、器物、仪式的功能以及民俗事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突破长期以来把一个民族的叙事传统分解到某类体裁的文学作品而带来的片面性的理解乃至误读。这样深入的研究成果积累多了,一定会裨益于学术界更为立体地审视和解读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突破从单一学科的视野来论析这种叙事传统的局限性。从上述意义上而言,我认为《东巴叙事传统研究》这本书,是具有比较突出的学术创新性的。

期待杰宏今后能结合更多东巴叙事传统的案例和其他民族的案例就这一专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如能进行同一语系和语支民族更多的比较研究,必定会有更多新见。

杨福泉杨福泉,二级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

2018年3月29日